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研究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在美国引起的风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其性质、意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清楚易懂，而是需要解释的。而且马上就会有不同的人和利益集团对同一个事件给出不同的解释，因为谁赢了解释之争，谁就往往可以主导应对措施的制定。所以在卫星风波中科学家里面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解释：
以奥本海默的朋友拉比（I. I. Rabi）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们认为，苏联卫星事件是对美国科学与教育的长远挑战，应以加强基础研究与科学教育来应对。而以泰勒（Edward Teller）为首的鹰派科学家则认为，苏联卫星是美国国防科技的危机，甚至称其比“珍珠港”更严重，应以加强核武器的研制作为对策。
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于缓和冷战、避免核战争、减少美国军事化的考虑，以及他通过技术情报对苏联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选择了温和派的解释，任命了MIT（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基里安（James Killian）做全职科技顾问，并把原来拉比担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升级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科顾委）。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图片来自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在此之前，他对身边安置科学顾问是有顾虑的，认为这会增加总统的负担。但三年半实践下来，他不仅对他的科技顾问们（一个专职的科技顾问和一个由20个左右科学家组成的总统科顾委）赞不绝口，而且以他们为核心建立了当代美国科技咨询体制，并一再强调科技咨询在国家公共决策体制中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他离任后写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一个总统没有这样优秀人才（科学顾问）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将是一个残废人。”现代很多公共政策都有很强烈的科技成分，如果在决策者身边没有一个懂科技的顾问，决策往往是盲目的。
这个例子说明，在美国，一开始也对科学家参与决策有一个抵制过程。非科学家的人，对科学家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视野狭隘，讲话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希望科学家在讨论决策的时候在场。他们会说，我们开会你别来，我们需要你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所谓的“On tap but not on top”， 科学家就像自来水一样，我一打开开关你就来了，但你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做决策或参与决策。
但是这个思维是错误的。凡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美国二战科技的主要组织者，战后曾质疑一个持这样态度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助手。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不是说你需要科学家的时候你就给他们打电话吗？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科学家？你不知道！你该打的时候你没打，你没有这个意识。科学家不在场你就不知道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你没有意识到科技和这个问题有关。后来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物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也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科技咨询体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科学家或科学顾问“得在场（be there）”。你得挤进决策的场合里头去，否则便发挥不了作用。
苏联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Sputnik的复制品，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收藏。照片来自Wikimedia
所以，可以说卫星危机让科学家们挤进了白宫。但又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取得总统信任、使得科技决策咨询系统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充分发挥作用？我认为有几点很重要：
第一，是科学家的独立性。美国科学顾问们大部分来自大学，非政府雇员，相对独立于互相竞争的政府各部门、各军种以及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可以从总统层面、国家层面考察科技政策、公共政策，给出咨询建议，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需要的。
第二，是温和派科学家们对技术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在独立性基础上，科学顾问们不仅给总统解释各种技术项目能做什么，更重要是解释它们不能做什么。这对总统非常重要，因为各部门整天都在请求总统批准他们的项目，而他们自己提供的评估意见，因为利益冲突，并不总是可信的，所以总统非常重视独立的科学顾问提供的清醒的评估意见。
与技术局限性相关的是第三点，即科技顾问评估技术问题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要考虑更广泛的层面。例如，1950年代末美国争论核动力轰炸机能不能造，就技术论技术，确实是可行的。搞一个小型核反应堆，放在飞机上做动力，它在空中慢慢地飞不需要加油，技术上确实可行。但是科顾委认为，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要造这样一架飞机，应不应该造？在导弹时代它还有什么优势？如何解决核事故问题？一定要问更大更广阔的问题。
科顾委具体如何操作？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科顾委主要通过多个专题工作小组来调研、写报告。工作小组只由一两个科顾委委员做牵头工作，大部分成员是从全国各地找到的专家。比如2014年科顾委以这种方式组织了一个关于抗生素抗药性的研究，小组写出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经科顾委通过，提交给奥巴马总统，然后由总统批转相关部门参考、实施。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广开言路，而不要太论资排辈。做决策、咨询的人不一定是资深科学家或院士，而应该是有前沿知识的人。
如果把科技政策分成两部分——政府如何使用和资助科技——科顾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参与。比如，他们认为政府资助科学，最关键是要保持科学家的自主性以及资助的稳定性，建议把资助周期从一年延长至三年。另外，他们也对科学教育提出建议，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灌输科学知识，而是培养一个公民在科学时代应有的批判性思维。
（节选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在国家天文台的讲演：冷战时期到奥巴马时代美国科技决策咨询研究》，刊2016年9月30《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王作跃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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