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参与了一系列关于军工方面的咨询工作和争议，包括反弹道导弹（ABM）、超音速运输（SST）以及战略防御计划（SDI或“星球大战”）。这些争议中最有名的一位人物是理查德·加尔文（Richard Garwin），是一个供职于IBM公司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科顾委委员。他被很多物理学家推崇为他们之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并有很多编排他的善意故事和笑话。其中一个说，他穿越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面临砍头，结果轮到他时，砍头台坏了，砍头刀掉不下来，他一抬头，说：“哦，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据说他本人很喜欢这个笑话，说我们做科技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虽然有时候解决问题会对我们自己不利，但是我们还是要为社会解决问题。
加尔文第一次成为公众人物，发生在1970年代初，在关于超音速运输机研制的争议中。当时尼克松总统想要像肯尼迪总统上马阿波罗计划一样，给自己搞一个大技术政绩，于是选中了超音速运输机计划，即由政府出资与波音等飞机公司合作，研制超音速大飞机，用来做民航或轰炸机。加尔文作为科顾委委员领导了一个政府咨询小组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他们告知总统，从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例如巨大声震和极高空空气污染）等因素考虑，超音速运输机得不偿失。但尼克松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而是从国内、国际政治出发，坚持上马超音速运输机，并说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了科学咨询意见，给人印象是加尔文等人赞同上马决定。加尔文遂决定到国会公开作证，反对超音速运输机计划，以致该计划没有在国会通过。这个案例就像核动力飞机一样：技术上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它是否在广义层面也是合理的。在这里，加尔文和其他科学家实际上是指出，技术决策不能只停留在狭义的技术理性考虑上，而是要把理性、把批判性思维扩展到技术层面之上、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来考察。欧洲后来倒是上马了“协和号”（ Concorde）超音速民航计划，但到了2003年部分因为经济效益不佳而被终止。
美国物理学家加尔文曾到国会公开作证，反对超音速运输机计划，以致该计划没有在国会通过。
这个关于美国超音速运输机的争议也说明独立性和言论自由在科技咨询体制中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像加尔文这样公开反对最高领导推动的一个主要技术项目，会有很大风险。但加尔文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一方面是他的作证受到了宪法的保护，另一方面因为他是IBM的科学家而非政府雇员，否则很有可能会受到尼克松政府的打击报复。他的作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尼克松1973年解散总统科顾委，但这个决定和当时越战期间政府和科学家共同体的冲突有更大的关系。
加尔文在1980年代参与了大部分科学家反对里根总统上马的“星球大战”计划，认为其一方面技术上不过关，另一方面会加剧冷战核军备竞赛。该计划在老布什总统任内被下马。
2015年，加尔文又一次成为全国公众人物：他率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顾问签署了一封给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支持奥巴马政府推动达成的六大国（中国、法国、德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加欧盟与伊朗达成的控制伊朗核武器计划的协定，对美国国会通过该协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节选自《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王作跃在国家天文台的讲演：冷战时期到奥巴马时代美国科技决策咨询研究》，刊2016年9月30《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王作跃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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