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梦想照进现实——“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主编冯绍雷，撰稿者冯绍雷、胡鞍钢、阎学通、时殷弘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定价88元

“一带一路”构想包含着相当开阔的空间想象力，其空间生产力也将进一步参与形塑社会与经济生活。历史地看，古往今来的人们对于地域空间世界的各类想象和设计，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大量并迅速地转化成为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实场景。对于未来空间格局的诸种构想，也忽明忽暗地牵动着各方的利益与价值体系，影响着各方的谋篇布局。华东师大国际问题与地区发展学院院长冯绍雷在其三万字长文《“一带一路”推进中的学术与理论求诉》中详细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和要求的学术和理论构建问题。

欧亚大陆机动性与海洋机动性的当代抗衡？

从“一带一路”构想来看，地理政治学所强调的“大国力量如何进行空间配置”这一基本命题依然是当今世界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比如，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在他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就表明了他对于欧亚大陆“陆地机动性”能够与“海洋机动性”会长期抗衡的预判。麦金德所强调的陆上强国与海洋强国的抗衡，当时，是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背景而引发的一个历史性判断。

虽然当时以此而提出的欧亚大陆是“地理枢纽”的结论，未免有所拔高，但是，此说至少预言到了此后几十年美苏抗争的历史事实。争霸和对抗为背景的地理学说，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但是，麦金德所提出的，欧亚大陆凭借现代技术力量的机动性，具有海洋机动性不可替代优势的观点，至少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依然是有其价值的。

▲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的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

中国水资源优势与邻国空间交错的新挑战？

作为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提出：“为什么空间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点呢？这不是历史偶然，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些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而问题恰恰在于，像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一类超大型疆域的大陆比邻国家，它们所面临的合作空间与难度既前所未有，同时该项合作中所释放的经济能量也将是史所未见。因此，新兴经济体崛起所伴随的地理空间变化正在形成对于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显然，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流动要素这些以往未被充分注意的要素，正在促进经济结构中空间要素的凸显。

空间视角之下的另一面，乃是“一带一路”所涉及广泛地域及其多样性。比如，不光向西的触角已经渗入到地中海的希腊比雷艾夫斯港，向北的港口合作建设已经伸展到俄罗斯的北极地带，不难预料，这样一种辽阔的地域环境将会对未来中国国际合作产生巨大的反馈。这是“一带一路”主要以项目主导方式、而不是区域合作体制系统推进方式的一个必然结果。又如：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水资源，也处于极其复杂的合作与争议并存的艰难环境之中。必定使人们对于如何运用自身资源推进合作，如何妥善处理争议，从资源、空间、法规、战略等各个学科互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

对欧亚大陆的不同地理认知与想象之间的合作？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一带一路”构想提出的前后，无论是对于“一带一路”构想所关联的相同地区，甚至是运用“丝绸之路”这样同样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不少来自各国的推进区域竞争与合作的各式战略构想。

“泛欧洲”、“大欧洲”还是“大陆欧洲”？

从欧亚大陆西段说起。欧洲联盟的建立，包括2009年以后继续提出的欧盟“东部伙伴计划”是在冷战终结的同时而出现的当时最为成熟的区域一体化计划。尽管二十多年来欧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终究在最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包括一系列地区冲突的背景之下，陷入巨大的困境。欧盟所遭受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不光是欧洲民族国家建构与区域一体化进程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场危机，也是各种有关欧洲未来构想之间的一场竞争。换言之，未来的欧洲空间，究竟是包含有俄罗斯、土耳其在内从里斯本到海参威的“泛欧洲”，是既存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成员国在内的“大欧洲”，还是只保留欧洲主要工业国家，甚至于连英国都要出走的“大陆欧洲”。这是未来“一带一路”推进中不可不与关注的重要方面。

俄罗斯依旧是内亚边缘力量的组合博弈的主导？

在欧亚大陆纵深地带，虽然早已经不是俄罗斯一统天下的局面，乌克兰在危机之后加速西倾，高加索地区也在抓紧探寻与欧洲合作的机会，包括中亚新独立国家在一系列地区危机之后表现出它所特具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尤为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内亚历史的研究迅速走红，包括王赓武在内的一批学者认为：欧亚地区曾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中心，而往往是其余的边缘力量围绕着中心以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展开博弈。俄罗斯曾在长时间中是这一地区的主导性力量。迄今为止，虽然面临种种艰难挑战，但是依然是一个不光在欧亚板块有着深厚传统影响，而且具有全球性战略影响的重要大国。

“东亚经济走廊”堪比地中海在欧洲的地位？

东亚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其周边所激起的反响异常复杂。事实上，这一地区从来没有消失过对于未来亚洲地区的不同空间的想象。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带给人们关于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前苏联国家紧密合作的高度期待。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依然在积极推进中的一次区域合作尝试。2007年前后，日本社会党鸠山内阁时期曾一度力推的中日韩之间的紧密合作，但是，这个以日元为区域货币核心的方案还未出台，就被美国打入冷宫。2011年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吉普鲁的法国经济学家写就《亚洲地中海》一书，富有想象力地提出了“东亚经济走廊”的地理概念，这里特指海参威至新加坡之间的海洋区域与沿海地带，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他将海洋与沿海港口城市之间的历史交互进行了整合，提出未来的“东亚经济走廊”堪比地中海地区在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吉普鲁在《亚洲地中海》一书中，提出了“东亚经济走廊”的地理概念

全新的“对接”治理方式需要知识和理论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之后，所出现的一个新的关键词汇：“对接”。这一词汇，原本是出现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于2015年5月8日会见之后，决定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行动纲要和在俄罗斯等欧亚国家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实行“对接”。以后，这一词汇又出现在欧亚地区各个不同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构想与方案之间的协调过程之中。但是，“对接”还是一个全新的治理方式，对于多种地域空间想象的融合与协调，还是一个刚刚被开始认识和学习的领域。

在认知尚不相同，制度尚不健全，沟通尚未顺畅，尤其是当利益关系还相当复杂的背景之下，以“对接”的方式，通过政治层面的推动、协调与管控这一异常复杂的多种区域合作并存的进程，显然极其必要。从当下来看，“对接”的构想包含着坚定的政治意志，所急需解决的是，落实这一战略决策的知识和理论支持。

吸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两败俱伤的空间博弈

有必要再次提及乌克兰危机。因为这场危机的发生，确实提供了不少关于当代条件下如何避免和规制冲突的经验与教训。从欧洲本身一体化、乃至于欧盟东扩过程来看，原本具有其经济、政治的合理性。而对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为主要角色的欧亚经济联盟来说，争取整合之后的更多发展机会，也未尝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却在种种内外原因推波助澜之下，最终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冲突。

▲2015年2月22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波兰总统莫罗夫斯基、德国总统高克等参加“尊严游行”，纪念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周年

这一案例说明：第一，凡事皆有度，原本合理的过程，一旦超越界限，会使情况顿时复杂。对于利益空间的博弈更是如此。比如，现在欧盟内部都在反思2009年时推出的“欧盟东部伙伴计划”，因为这一指向前苏联国家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甚至包括白俄罗斯等国的欧盟扩展计划，显然是触及了俄罗斯的底线。

第二，乌克兰作为一个处于东西方文明复杂交织最前沿、也最西端的国家，有其在对外发展上自主选择的权力。但是，当本国利益集团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寻租和争斗，深度干扰着这一选择的自主决定的时候，所需要的不仅是自主选择，也包括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

第三，在危机条件下判定是非的标准，不可能仅仰仗血腥的地缘政治的空间博弈，还必须诉诸于文明历史条件，以及在客观公正意义下的国际法规范。只有地缘政治实力、国际法规范、历史文明条件这样的相互结合的“三位一体式”的衡量评判，才有可能真正维持稳定与公正。最后，乌克兰危机不仅事发于不同的战略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而且看来也深深地关系到区域合作推进过程中的技术处理过程。

当乌克兰要面向欧洲，但却在知识、技术、人员上毫无准备之时，任何合作都是空话；而当2013年11月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执政的乌克兰准备推进俄乌两家之间大规模合作之际，同样是既没有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也没有相应的周全政策研究。这样就使得本来还是有可能兼容东西方因素的乌克兰，却在历史突然转折的关头发生倾覆，反而变成一种“对抗性的伙伴关系”。这场乌克兰危机的发生，给此后任何区域合作进程留下的深刻教训是全方位的。

“大欧亚伙伴关系”回到雅尔塔体制还是维尔纳体系？

2016年6月25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公报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范畴。人们必定要求回答的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所包含的范围、所实施的体制、所运用的工具、所构建的理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普京总统在6月17日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已经提出了要以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灵活多样的方式来推进这一构思。这样的构思为循序渐进、多样并举的区域合作进程留下了较大的余地。

至少这里涉及到三方面的结构和演进趋势问题：第一，目前已在欧亚地区存在的若干地区合作组织体制，包括若干个合作机制，比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以及其他一些组织机制，与“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将会是更加偏向于类似于欧盟的传统方式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还是比较具有欧亚地区特色的区域合作构架？更关键的是，“一带一路”式的非体制构建方式将如何与具有刚性体制构架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对接”？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首次在其境内成立国际性组织，以解决各成员国间的边境问题

第二，今后“大欧亚伙伴关系”在内部和外部关系上，将会大体框定在怎样一个范围？比如，就欧亚地区而言，其成员构成将会比上海合作组织更加宽泛、还是更加收敛？就外部关系而言，除了普京提到的包含东盟之外，对于欧盟，甚至对于美国将会持怎样的一种态度？当然，这里会包括如何调处与PPT、PPIT一类构架的关系。

第三，这样的一种“大欧亚伙伴关系”将会如何影响总体国际结构关系的演变以及国际秩序的构建？国际社会是否会回到冷战终结前的状态？进一步言之，这是否意味着回到大国主导的“雅尔塔体制”，还是强调对抗的“新冷战”状态？抑或，国际社会将会更糟糕地趋向于一战之前的1914年状态？有专家甚至认为，国际社会将会回到中世纪式的列强分立、互相重新划分势力的时代。与这样一些令人担忧的预判相比，以笔者之见，未必早先的国际秩序状态，都是没有可以提供历史启示之处。1814年之后，维尔纳体系的确立，不光多多少少带来的是恩格斯所言欧洲的“百年和平”，而且，这是战胜国（比如俄国）与战败国（法国）尚能和睦相处的多元包容的国际体制。

就此而言，今后的一两年中，关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走势，也许将会是来自各方的政治家和学问家们的一个共同的热议话题。它要求人们对于更深层次的全球、区域、国别进程，以及在其背后发挥作用的复杂因素提出更为理性而具远见的分析。于是，这就势必要求人们远不仅仅限于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空间理论以及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之下的主体性观念问题的探讨，而是需要动员更多学科领域介入的一场更深层次的学术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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