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宣誓的那一天③ | 刘厚生:时刻不忘“我是党员” | |
刘厚生 | 2016-06-29 14:28 |
【导读】刘厚生,著名戏剧理论家、活动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最近几年,每逢七一前后,我胸中总会涌动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还不到一百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瞬间,我们中国共产党就创下了何等宏伟的事业。我们把一个五千年古国改造为人民的新中国,让十几亿人口改变了贫弱的命运;我们更撼动了全世界,成为和平的旗手。我为此深深感动,感到光荣和幸福。
但是今天写这篇短文,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却想只说说我的心情,我入党以来的一点感受。
人老了,记忆力衰退,多少事都忘了,但当年入党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念念不忘。
那是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展抗日战争。我党取得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还不能完全公开,不过气氛已大不相同。青年人纷纷追求进步,向往陕北,抢读进步书刊,(最流行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邹韬奋编的《生活》等等。)
我也正在此时,考取了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又随校内迁长沙再转重庆。我记得很清楚,1938年10月初,一位很要好的、常给我看党报《新华日报》的同学,有一天在走廊上散步,忽然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加入共产党,我吃了一惊,只好说让我想想。当晚真是一夜没睡,最主要是考虑如果被国民党抓捕,怕不怕死。思考了两天,最后想到看过的一本写旧俄时为理想牺牲的革命烈士的书《俄罗斯十女杰》,毅然下了决心。1938年是我党在国统区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入党的人常被称为“三八式”(原是一种步枪型号),我也就成为三八式的一员了。其实,那时的思想觉悟还差得很远,只知道党是为穷苦人闹革命,只知道人生要有理想,只知道社会主义是按劳付酬,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的公平社会等等,如此而已。
1938年入党后,一直到1949年,从重庆到上海,我一直在做话剧工作。1948年底,按照周恩来同志“要重戏曲工作”的指示,我投身越剧做导演,49年上海解放后奉命从事戏曲改革行政工作。又由上海调北京,直到现在。几十年来,工作上思想上也有波动起伏,有得有失。只是想到入党时的思想状态,我明白了一点:青年人入党,有没有一个理想,一个远大的、同党的理想基本上一致的理想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本上一致,是由于青年人幼稚,思想不成熟,又有个人得失兴趣爱好等等,因此在入党之后必须一方面坚持理想,一方面提高自己,端正思想,尽快同党的理想融合。
我学话剧出身,做了十年话剧工作,满脑子是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总希望跟随曹禺、黄佐临、张骏祥等老师办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性质的大剧院。忽然得到指示,要我进入戏曲工作,思想上组织上服从,情绪上总不太顺心。总觉得戏曲艺人文化水平低,戏曲艺术低俗有市民气。叫话剧人去做戏曲工作,大约是去改造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的无知,都自以为是。党对戏曲的重视和改造,是党的文化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自己的浅薄,改做了戏曲工作,却没有下功夫从头学起。幸亏到了1952年全国戏曲第一次汇演,这才大开眼界,痛感自己的错误。但已耽误了好几年时间,没有养成虚心苦学的习惯,直到现在人老退休,仍然幼稚浮浅,是个“半成品”,有负于党的培养教导。我真诚希望今后争取入党的青年朋友,无论做什么工作,包括调整改换什么工作,都能时刻注意,坚持把自己的理想同党的理想融汇一致。
与这一点密切联系,我从入党几十年的经历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党员,从入党那天起,必须树立起严格的“党员意识”。也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必须有一个“我是党员”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一切都要按照党员的要求改造自己。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上海组织了一次戏曲编导的座谈会,规模较大,却没有事先请示,结果受到夏衍同志的严肃批评。这给了我深刻教训,这就是党性不纯党员自觉意识不高的表现。而这也正是个人的思想、理想同党的思想、理想不一致,必须自我改造之处。我们可能一生都做不到完美,但必须去做。
纪念党的95岁华诞,谨以这一点感受献给我青年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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