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主题,是写作
201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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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1984年9月4日 法国《解放报》 上玛利亚娜·阿尔方在 《情人》 刚出版之际采访杜拉斯的文章,原题为 《野性杜拉斯》,现被收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 《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 一书,笔会获授权刊登,以飨读者。

这本该是一本相册中的几页配文,却成了玛格丽特的新书。湄公河畔的十五岁少女。她的 《情人》 洋溢着欢愉和金钱的气息。这是她所有故事的源头。写作重新开启。

玛利亚娜·阿尔方 (Marianne Alphant):是否可以说这本书来自一张从未被拍下来的照片?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来自一张没有拍过的照片,或者一个从未写出的文本,情人的故事是其中一部分。这个故事是我人生真实的故事,对我而言显而易见。这个故事,这段岁月,很奇怪,深不见底,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它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年半。我描写的爱情就发生在那个时候。我十五岁半。这份爱远远超出了我经历的一切爱情,超出了那些得到承认的爱、夫妻之爱。当语言走在事实前面,即便领先一点点,也是对事实的背叛,其间的距离会扼杀所有对这份爱的回忆。当人们刻意说谎时,就是把爱情扼杀在摇篮里。我们从来不跟对方表白。几乎一句也没有,也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相爱的。我当时懵懂无知。至于他,我想,他最后明白了。明天我可以再写一本书,讲述我人生中缺失的这环。那本书大概会像别的书一样充实,像这本书一样,再写一百本也会同样充实。这么说纯粹是因为一旦有过如此强烈的现实体验,它就无法,虽然我不情愿,还是应该承认,无法用言语诉说。当爱情无法表白,它就有了身体的力量,可以充分享受欢愉的力量。应当从外部讲述它,不能进入,不能用别的方法。当我讲述这份爱时,我讲到了中国城,讲到了河流,讲到了白人的不幸,以及那里的天空。对爱情本身却保持沉默。

玛利亚娜·阿尔方:您的家庭是如何搅和到这个故事里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通过金钱。那时我总是要钱的一方。这跟付钱正好相反,不要混淆了。因为我身无分文,而他呢,他有钱。他口袋里装着大把大把的钱,就是这样。所以我对家庭要承担的义务,就是把这些钱从他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的家人。这种需要如此迫切,必须首先满足,我是这么想的。没道理我去西贡最贵的餐厅吃饭,坐在配有司机的高级轿车里兜风,我母亲却在家里为了买肉而变卖家具。我要是没那么做才真是混账。不过与此同时,有些事情在我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这里面有隐藏的剧情,我给自己分派的角色不仅仅是需要帮助的人。我对他有了欲望,您明白吗,对这个情人,而他给我的是钱。他害怕白人。可他却给一个白人女子钱。不是给我母亲。而是给我。我处于两个世界的交汇点。我筹划着一切。

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 的故事是您写作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的蓝本。您认为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 中,史诗般的背景消失了。然而有一个这样的童年,谁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这里,不再有殖民地。殖民地比比皆是。比起 《堤坝》,《情人》 更接近 《副领事》 和 《劳儿之劫》,因为这些书参与构建了一种真实,一种由缺失的线索重新连接起来的真实。我在 《堤坝》 里采用了我母亲和哥哥们的视角。他们把我的情人看成怪异的、憎厌的对象。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殖民者,打心底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认为,让这个黄种人混入我们白种人,他们“办不到”。……其中的差错,这里我想称之为意外,就是我自己的身体,它享受这个憎厌的对象。白人父母,他们不明白这点。如果我母亲知道了,或许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我向他们隐瞒了这种欢愉,就像我不让他们知道我写作一样。他们觉得我不爱他,也因为这个,因为我给他们造成的种种痛苦而看不起他。

玛利亚娜·阿尔方:是什么让这个无法言说的故事变得可以言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一本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扬·安德烈亚的《玛·杜》。这本书很美,很震撼。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候,重新发现了我身上的野性,这种野性依然存在并且在《玛·杜》 中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呈现。这本书帮助我回到自身。我一直想读一本关于我的书。想把它写下来。读出来。《情人》,是本狂野的书。这次,我没有什么可分享的。我无法分享。假如我这么做了,我会错过眼前行驶的列车,错过这本书。我唯一带上车的是我自己,否则会丢失来时的线索。我就是这样写下了 《情人》。写得很快。我觉得自己回来了。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我不再迷失,而是回到原点。我感到自己在写作。对于其他书,我想我一直在努力进入写作的状态。可这本书,我真的在写。我不再刻意寻找写作的感觉,而是自然地写出来。既然这本书开始离我而去,我发现我威胁到了现在书中常见的夸张的用词,它们总是让书显得沉闷和难以卒读。我想通过这第二本书回归自我。那些事我大概会写两三本书。自从认识了情人,一切都停留在那一年。对于写作,我后来经历的种种都毫无用处。司汤达说得对:没完没了的童年。

玛利亚娜·阿尔方:您是否承认《情人》 是本小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人希望我把“小说”两个字放上去。我答应了,随后又翻悔了。我喜欢荒芜的空白。无论是否承认,说到底这是读者的事。阅读,就是小说。在读书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它会产生奇迹。我可以说:读完 《克莱芙王妃》 之后,我成了它的作者。这本书我一直没读懂。两年前我开始重读。它占据了我生命中两年的时光。从那时起,也是持续两年的幸福。《克莱芙王妃》 打破写作的常规,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就像拉法耶特夫人追述的那样。她像追溯一条河流般追述那个故事。《情人》 是本小说。它没有去处,没有主题。没有或多或少指明的方向。合上书,没有一个故事随之终结。情人的故事没有,哥哥的故事没有,天空的、旅行的、离别的故事也没有。这本书结束了。书的内容却不会结束,因为它们尚未被讲述。那座中国城中发生的爱情,那间屋子里流淌的欢愉,不是虚构的故事。它们就在眼前,活生生的。另一种阅读,不被观看,却更为深入。这些事您比我清楚。写这本书之前我感到恐惧。我心想:我要重写 《堤坝》,这不可能。然后有一天写作的渴望超过了恐惧。我写出了 《情人》。我写了一本全新的书。《堤坝》 是另一本书,在我看来悲壮、崇高,可实际上它是讲述出来的。这本书不是。它是写出来的。唯一的主题,是写作。写作是什么? 这条平行的路,这种从根本上对所有人、对自己的背叛是什么? 这种终极的必然是什么? 我见到别人总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一次例外:人们不写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代替写作? 所有的书都围绕相同的主题,写作。没有写作,就没有书。

玛利亚娜·阿尔方:《情人》 的写作,是否是您提到母亲时所说的“流动的写作”:“她变成了流动的写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我已经掌控了一切,让它们走上轨道。意思是我整个人随外界运转,与此同时,在文字的处理和事件的叙述中,杜绝任何特别的存在,无论它是什么。特别的是这个整体,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是我本人,不是这份爱,不是我的哥哥。特别的是这一切,所有这些事,这个季节,这些感觉,奇妙的夜晚,痛苦,无知。无一遗漏。不多,也不少。地球在转动。当我提到我的情人,我没有说我再次见到他的脸,而是说我再次见到那张脸,想起了那个名字。一切由外界决定。由你们决定。我把他交给你们。今晚你们将因爱他而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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