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学院的钱惪教授像

小吴22岁，戴副眼镜，穿身西装，显得成熟。但一转身，露出背包拉链上挂着的小熊吊坠。他一动，熊就一跳，透露出书包主人的身份——到底还是个学生娃。午间，我们一起吃饭。餐桌上摆着麻婆豆腐、辣椒炒鸭肉和重庆小面，小吴看了一眼，吐舌摇头：“我不吃辣的。”众人都笑起来，说：“你枉为重庆人。”

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吴，怎么会没有重庆人的味蕾爱好？大约真要追根溯源起来，是因为小吴是重医子弟的缘故。他的父亲是重庆人，从重庆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做医生。父亲的口味是上学前在家里定型的，小吴的口味却是从小在校园里养成的——这个校园的地址，在重庆的袁家岗，但这校园的源头，却是在上海。重医里的老教授们、小吴父亲的老师和同事们，乃至食堂的饭菜，多多少少，带着东海之滨另一座城的烙印。

1955年4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奉命建立重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身）。以钱惪教授、左景鉴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上医老前辈，响应国家号召，溯江而上。400多名教职医护人员分批赴渝，于荒地上建起校园。1956年9月1日，在还响彻建筑工人号子声和机器轰鸣声的环境里，重庆医学院正式开学上课。

来自上海的吴祖尧教授的孩子记得，初来重庆，酷暑时节，手术室没有空调，就用冰块加电扇降温，一场手术下来，父亲几乎昏厥。由于物资匮乏，医生们回家后还要在屋前屋后种南瓜、红薯补充口粮。做小儿科护士长的母亲甚至偷偷输血来为孩子们换取黄豆和猪肉补身体。但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吴祖尧教授为重庆菜园坝煤场一位工人成功进行了断肢再植手术。

左景鉴教授带领第一批医务人员来重庆时还同时负责医院的前期基建工作。他和妻子将上海市中心的公寓上交组织，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山城落户。正在上医读大学的大女儿左焕琛就此在上海没了住处，此后只能以学校宿舍为家。但就是带着这样破釜沉舟的意志，左景鉴教授出任重医附属第一医院的首任院长，针对肝癌晚期病人实施了重庆第一例肝切除手术。

一开始，在重医，校园里的一切都是带着上海味的。职工之间乡音未改，依旧说上海话，医生们托人带回上海的物品、甚至将上海的煤球炉带来使用。学校最初的仪器设备包括图书、标本、教材、切片，甚至解剖课上最初用的200具尸体，也悉数是从上海运来的。时光逝去，第一批赴渝医生们年华老去，但吴侬软语的基因却深入血液，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许多年后，当一个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吴的父亲，到这里上学时，不免对上海有了别样的情愫。转眼间，他的孩子到了高考的年纪，就遵循父亲的意愿考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像是一个圈回到原地，也像是一个医学生对授业恩师的一次致敬。这次复旦的师生到重医纪念这段历史，小吴被挑选出来作为复旦的学生代表参加。从上海飞回重庆，于别人是旅行，于他是回家。

吃午饭前，我们站在重医校园内的一棵被特意围出的黄葛树下。校方告诉我，这是重医初建时钱惪教授带领创业者们种植的树,黄葛树也是重庆的市树。钱悳教授在2006年过世后，选择将一部分骨灰留在这树下。

高大的落叶乔木，将蒙蒙细雨隔绝在外。我问边上的小吴：未来毕业后会留在上海发展吗？

小吴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那么遥远的事，到时候再说吧。而且将来可选项应该会很多呢，也许在上海，也许回重庆，也许出国呢？

我心里想，这的确是属于九零后的自由。无数的选择，无穷的远方，都是属于他们的。而正是为了让后世的孩子们能拥有这份健康和自由，才有了树下安眠者当日的选择。

62年前，钱惪教授找传染科病房护士长潘秀春说话， “去重庆工作去不去”，潘秀春回答“好，去”，那一年，她27岁。病毒学家裴润方是1953级上医毕业生，钱惪教授找他来重庆，他也就是一句话“去”，那一年，他29岁。神经外科专家邹永清当时接到通知来重庆，也不过28岁……他们都是上海青年，当年选择来渝时，他们满腔热血，充满理想，没有二话。其实当时他们的年纪，也就比今天的小吴大不了多少。

回上海后，我请小吴去找另一个地标——离袁家岗1700多公里，在原上医、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校园里，还静静躺着钱惪教授的另一部分。根据遗嘱，他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分别留在重医、上医和抛洒在祖国的大江大海里。

没有机会再问一问钱教授了，不知道后来，这些成了重庆人的上海人吃不吃辣呢？

作者：沈轶伦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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