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沉 | 王亚彬
2019-06-26 07:55:24 作者:王亚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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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的我,已经离开家来到了全国舞蹈最高学府“北京舞蹈学院”开始寄宿制的学习。每周父母如同运输大队长,从天津给我带去各种好吃的,生怕我营养不良或者劳累过度。回想起来,冬季里的每一次分别,母亲总是在临行前,单膝跪地帮我把小棉衣的拉锁拉好。而每次,抬起头,在我的面前充盈的是满面泪痕的母亲。父亲,则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们。从那个时候起,我仿佛懂得了为什么“女人是水做的”。

稍微长大一点,便自己搭乘火车回京。父亲送我到车站,最令我忍受不了的时刻即是分别。我把火车票从红色捻成了蓝色,年复一年。可每到那个时刻,我总是无法平心静气,即便到了快四十的年纪也是如此。慢慢地,我可以独自拎起沉重的行李,可以与拥挤的人群抗衡,可以通过快速通道买到自己要坐的班车,可以独立完成太多以前需要父母做的事情。这仿佛拉开了我与父母的距离,也许,父母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和从小离家的我建立某种联系,而眼下这种联系仿佛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我独立的到来,而孤独也随之而来。每一次,我的目光越过拥挤进站的人群,看见父亲戴着棒球帽,站在人群中背起双手的样子。我的眼眶总是无法保持干燥,我甚至没有以前坚强,因为连站台还没有走到就潸然泪下。

第一次见父亲落泪是1999年,我本科报到的那天。那次父母专程开车去了北京,一路陪我报到,将我附中的被褥、床单全部替换成崭新的,装在后备箱一并发往北京。一路欢声笑语,父亲开车,约莫三个钟头,我又一次长时间地离开了麻花、包子们,来到北京舞蹈学院的院落里,满眼的熟悉与陌生。

本科宿舍第一学年,房间里一共住了8个女生,整个楼道里最大的一个房间。附中同学算上我一共三个人,我们都在一起,其他都是外地考来的同学。因为到京时已过午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上铺,我们一起费了牛劲把被褥弄到上铺,挂好蚊帐。9月初的北京,有着酷暑的余热,房间里所有人的前心后背都湿了。简单地吃过午饭,父母准备回津。我和母亲坐在车里聊着天,等着去厕所的父亲回来后出发。可左等右等都不来。我说我去看看,跑到一层的男厕所,站在侧门喊父亲。他爽快地说马上就出来啦,我也没多想,回到上车。从反光镜看见父亲从厕所出来,径直走到车旁,可手里的毛巾一直在不停地擦脸,擦脸,擦脸。父亲坐上车,还在擦。我和母亲都觉得很是奇怪,车里忽然安静下来,这会父亲拧了拧手上的毛巾,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两颗通红的眼睛。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落泪过,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谦逊、幽默而又低调。我记得在我为数不多可以回家的日子里,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过各种小胡同,将笑声洒满煎饼果子和盛满豆腐脑的锅子里。我还记得,老人们都在的春节里,大家围坐在一起,父亲一人施展厨艺,用无法忘却的美味撑满整张桌子。然后,每个人都撑得直笑,挺着卓越的身板出门放花,可是没有一个人在盛宴后能蹲下来点燃爆竹,大家为此又在灿烂的三十年夜放声尽情地笑。在烹饪方面,我也许天生愚笨,父亲教了我很多次简单的步骤,蒸鱼、炒菜。我却连冷热水放饺子都分不清,时常煮成片汤。可是,我觉得父亲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操作,实在太酷了,我想我的酷也许只能出现在舞台上吧。

舞剧《青衣》的创作,经历了漫长的筹备、排练,终于进场合成,准备在我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进行为期三场的预演。从1993年入校迄今,已然度过26个年头。将自己的作品为母校呈现,心情相当紧张和激动。

在北舞南门的那条巷子间,车转弯的地方有一大片草坪,那块草坪之上有棵非常粗壮的大树。冬日雪景远远望去,美得连时间都停止了。夏日里,道路两侧挂满了槐花,一撮撮蛋黄的花瓣像极了海底的水母,摇曳着坠落在车顶上、地面上。“舞蹈家的摇篮”我又回来啦,看着工作人员在花间飞舞般地忙碌着,期待着新戏的合成,预演。

在我们合成的日子里,父亲一直都跟在剧场里,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看着我们忙,吃饭的时候跑来一并张罗着。我知道每一季“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到来的时候,家人最兴奋,同时也最紧张。我九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北舞附中一年级,父母只能在每个周日往返一趟北京。落地北京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5小时,几乎就是碰头,吃中饭,文化课教室聊一聊,母亲帮我拉上小棉衣,父母就回天津了。

由于父母的全职工作,他们几乎在我上学的时候没看过一节课,一场演出,无论附中还是本科的10年。唯一一次周六上午,父亲请假来看我的基训课,结果发现我面若番茄,小脑袋一直耷拉着,反应比同学们慢半拍。他本能地知道我又发烧了,于是向老师请了假,带我去了海淀医院。我记得那天我真的很开心,一是因为父亲来看课,二是因为医院门口的娱乐抽奖,我抽中了一袋洗衣粉,与这些相比,发烧好像不算什么了。

然而,从“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开始,几乎每场父母都准时出现。他们从来不会多说一句,从来都是默默地在某个角落安静地注视着我。有时累极了,偶尔会和父母其中一个人的眼神对望一下,看到的全是心疼的表情,欲言又止,赶紧躲开目光,避免压力、疲劳带来的情绪失控。

这一次,预演,父亲来了,母亲在家休息。现在的父母退休了,只要他们有体力,他们就会一直陪我在剧场,但还是老样子,一言不发,静静注视。

预演一演就是三天,第一场,早上9点进剧场,合光,合景,合视频。大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接着联排、采访、化妆、演出。一天24小时,从7点30就出门了,直到演出结束,感觉任务才完成了一半。舞剧《青衣》是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也是上海艺术节扶青单元的委约项目。为此艺术节专门从上海派来了纪录团队进行拍摄。那会儿“筱燕秋”跳得我泪流满面,不知道该怎样更好地收敛起自己的情绪,忘情地表演过后,从里往外透着无力,却还要咬牙完成拍摄。结束了舞段拍摄已经23∶00,接着,在空旷无人的舞台上摆放灯光,打亮。剧场好像除了值班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已经回家。我脸上带着淡淡的残妆,明晃晃的灯撒在我身上,竟然觉得一阵暖意,入秋的夜晚却是有些寒凉。

采访开始了,多数也是问我的生平,关于创作,关于人生,关于……不知道聊到哪个问题的时候,忽然静悄悄的观众席一声椅子响,拍摄瞬间停下来。顺着声音望过去,一个人影从昏暗的角落里站起来,逐渐慢慢地向舞台亮光的地方靠拢。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不知道还有观众在。那人,顶着一个棒球帽,越来越近。夹杂着眼影和汗水印迹的眼睛因为夜深而感到干涩,刷了好几次眼球才看清,那人是我父亲。我赶紧跑到台沿,靠近他。这会,父亲应该是困得不行了,眼睛半眯着跟我说:“彬彬,太晚了,我要先回去,不等你了,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

不说倒好,这话扎进耳朵,太难过了。我忍着,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特别使劲地点点头,嗓子眼挤出一个声,“嗯”。看着父亲有些弧度的背影从剧场门洞消失,我的眼泪喷涌而至。站在摄影机旁的外国友人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但对我而言,太多的感动,愧疚和不舍。为了早点拍完,我盲从了我的控制,我用肌肉把情绪压得扁平,泪水在流出来的路上被风干。我转过身,背对起所有人,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是黑漆漆的一大片,而我的小臂上全是滚烫的泪。

作者:王亚彬

编辑:陈晨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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