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做,还是不做?这不是问题
2019-07-11 07:41:49 作者:朱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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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给艺术提出了一个可疑而又可信的定义:

“艺术”这个词……就我所知它是从梵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做”。

说它可疑,因为不管是法语还是欧洲各种语言中的“艺术”一词,好像都没有必要从印度进口吧?说它可信,则是因为在多种语言里,千真万确,“艺术”就是或等同于“做”,亦即人为的、人工的制作,它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技术活,有别于造化。大自然生成万事万物,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人所“做”出来的东西,大体都是上海话说的“作”出来的,实在并不值得太当一回事。

杜尚把“艺术”还原为“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在说出这个定义之前,他说:

我羞于用“创造”这个词,……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

与其说他羞于用“创造”这个词,不如说,他羞于以“艺术家”自命。终其一生,他总是跟艺术家们格格不入。1912年,他把自己的油画《下楼的裸女》送去当时巴黎的前卫艺术团体“独立沙龙”参展,被认为不符合他们所划定的立体主义的范式。他懒得跟这些固守门户的自由艺术家们争辩,更没想过按照他们的要求加以修改。他立即收回作品。从这件事,他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就去找了个工作,成了一家图书馆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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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25岁的年轻人,凭着一点意气,一点骄傲,一点自负,都足以让他收回作品。这很正常。但是刚刚崭露头角,正要打开局面的时候,却整个儿脱离艺术圈,去做图书管理员,就有一点不同寻常了。类似的情形,在哲学家那里不算少见,广为人知的就有磨镜片的斯宾诺莎和做小学教师的维特根斯坦。艺术家的先例可不太好找。尼采说,最好的作者就是羞于成为作家的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192节)。这句话套用到杜尚身上也正合适,只要把“最好”一词看作(它本来就是)修辞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人认为杜尚毫无疑问就是“最好”的。而他既然羞于成为艺术家,因此,他之所以还要“做”艺术,实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需要——通常可以把这种需要称为热爱、冲动或激情,但是对杜尚都不合适,因为他太冷静了,那是一种高智商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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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将近八十岁的时候,杜尚接受卡巴纳的访谈。他一开口就说:“我很幸运,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为了糊口去工作。”

看起来,他好像有意无意地遗忘或掩盖了一部分事实:除了在巴黎做过图书管理员之外,后来,在美国,为了挣钱糊口,他还给不少人教过法语(一小时挣两美元),虽然那时候他已经在美国出名,有人购买、收藏他的作品(有人开一万美元包买他一年的作品,他拒绝了)。实际上,可以认为,他真正想说的是,他没有为了糊口而创作,“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他似乎对艺术、对艺术家,都毫不在乎。很多艺术家的天赋表现为高度的专注,就像李小龙说的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到一个点上就能无坚不摧,他们的能力、才华是高度专注的结果,而杜尚的天赋却表现为他所特有的不在乎,虽然你也可以说他的不在乎的另一面恰恰又是极度的认真。他多次说过:“我没有画家们一向有的那种心态:想展出自己的东西,希望被接受,然后受到批评家的夸奖。”类似的,还有:“我不是那种出售自己作品、每两年开个展览的画家。”他只是以他的方式做他爱做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勤于创作,而是更痴迷于下棋。他没在艺术家的圈子里混,倒是成了法国棋协会员,接受职业训练,参加国际比赛。他一辈子所写的唯一的一本书就是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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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下棋的杜尚

不过,时不时地,杜尚也参加过一些展览,也卖过一些画。他对这些事情全都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有时候他记不清自己是把某一件作品送给了某人,还是卖给了他,因为他总记不住钱的事儿。确实,这有一部分来自运气。早年,他父亲完全支持他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位公证人的六个子女有四个成了艺术家)。在他成年之后,整个社会环境还比较适合过一种道地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物价不高,房租很低。所谓运气,也就这么多,要我说,也足够了。相比之下,他主动放弃的东西可能还更多一点。除了艺术家的名利之外,他放弃了普通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使我得以长时间地过着单身生活。

也许,对他来说,那都不叫“放弃”,他说自己比自己所想象的还是个天生的单身汉胚子。事实上,他在40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可是,他发现“婚姻和其他的事情一样没劲”。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六个月,无疾而终。这里大概有必要说一句,他说自己绝对正常,可以说非常健康,“没生过什么大病,没有抑郁症,没有神经衰弱”。他有一些,似乎可以说很多亲密的女友。后来,他在67岁的时候结婚,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显然,他不是那种为了事业放弃生活的工作狂。他只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完全不为外界所动。关于生活和工作,他说:

我本该努力作画的,但我骨子里太懒。我喜欢活着、呼吸,甚于喜欢工作。我不觉得我做的东西可以在将来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如果你愿意,我的艺术就是某种生活:每一秒、每一次呼吸就是一个作品,一个不露痕迹的作品,那既不诉诸视觉,也不诉诸大脑。那是一种持续的快乐。

一方面,不要说艺术家了,就算是终日为生计而劳苦奔波的普通人,大概也没有几个会承认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不要说普通人了,就算是整天摆足了架势的艺术家,也没有几个会好意思说,自己的生活就是艺术或艺术就是生活。我们通常也就是把这样的话作为溢美之词,用来恭维那些事业有点成就、生活相当考究,然而内心软弱、需要别人羡慕和鼓励的人。而这个等式(艺术=生活)对于杜尚来说,还真是再自然不过了。如果说,身为小学教师的维特根斯坦,仍然是二十世纪绝无仅有的天生的哲学家,那么,同样的,做管理员、教法语、下棋的杜尚,仍然是真正的艺术家,每一天、每一时刻都不例外。

如此说来,他的  “现成品”(Ready-Made)也就顺理成章了。1913年,他把一个连着支架的自行车轮倒过来固定在凳子上,做成一个雕塑。这是他做的第一件现成品,只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产生“现成品”的想法,“那只是个消遣,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做它,也没有任何意图要展出它,或者要拿它来说明什么”。此后,他做过一些类似的东西。1915年,他买了一把雪铲,在上面题了一句“折断胳膊之前”,作为他的作品。“现成品”的概念在他的脑子里成形。他对它们的选择、题词和呈现,使它们脱胎换骨,舍弃了原来的使用功能,成为艺术品。1917年,他在纽约参与组建“独立艺术家协会”。这个协会第一次办展览,作为评审团成员的杜尚匿名送去了一个瓷质小便池,起名为《泉》,签名为R.Mutt。它没有展出,被扔在角落里。他的一位朋友买下这件在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又把它弄丢了——很有可能被家人当废弃物品处理了,就像杜尚别的一些作品所遭受的下场。后来,杜尚重新“做”了几个。

现如今遍布世界各地、各种空间里的“装置艺术”,不可避免地都带着一点《泉》的基因。耐人寻味的是,看起来装置艺术的门槛很低,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却极其罕见。也许是《泉》的光芒太强烈,使它身后一百多年的后代们全都黯然失色。同时,这个“泉”也强烈冲刷着人们的艺术观念,它冲破了艺术的边界……这里实在不能对它说更多了,免得一不小心写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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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和《泉》

虽然看起来很不勤奋,杜尚的创作,或者说创意、创新(他多半会羞于贴上这两个用滥了的标签),还是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而且,不管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到外界的认可,他总是在改变自己。他很早就自觉放弃或拒绝“绘画”,不仅是架上绘画,而且是任何种类的绘画,当然,也包括油画,“因为这个画种已经存在了有五百年了,它没有理由永远存在下去。结果是,如果你能发现另外的自我表达方式,你会从中受益的”。不管你是不是接受他对绘画的这些观念,也一定会赞同他的“渴望改变”。他说:

我一直都被一种心思困扰着:不要用同样的东西。……他会被过去的事情控制、占领。哪怕主观上并不愿意,……为了做到一个完全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场不停止的战斗。

这好像是杜尚一辈子都少有的显得有些积极的表述,可见“改变”或“创新”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对别人,他也有同样的期待:

我一直没有见到多少新东西。如果有人向我展示一些完全新的东西,我将会是第一个想去理解它的人。

他如此汲汲以求改变或创新,同时,又有足够的耐心,可以用二十年时间,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创作一件作品。这件作品的题目是《给予:1.瀑布2.燃烧的气体》。直到去世之前一年,他才让人看到这件作品,却一直没有说明,也没有人知道,它要表达什么意思。想想他这一辈子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下棋,它究竟有没有或者有什么意思,也就不重要了。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天才……他一生中数得上的东西也就四五件,剩下的就是一些填充物了”。他一定会说自己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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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访谈录》皮埃尔·卡巴纳著,王瑞芸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第2版


作者:朱生坚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舒明 周毅 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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