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净纳凉（局部）  徐建融

2018年9月23日，朋友们为我做了70岁生日的活动。欢欣热闹之后，我突然有了一种“求其放心”的“归去来”冲动。这里所说的“心”，专指我的“书心”或作“文心”。

回想我虽出生于一个世代半文盲的农家，但读书的经历却是相当早的，还没有学会走路便已经开始了——当然读的只是“小人书”亦即连环画。为了哄我吃饭，在浦西当门卫的祖父每星期都会从图书馆借十来本连环画回家作我的“下饭”。读文字书，记得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而且一上手就是繁体直排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之类。五年级时从出身大户的同学家里借到一部《康熙字典》，虽然读得不知所云，竟欢喜无量，足足用一年时间把它抄了一遍！此后直到1978年，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尤其是传统的图书，拿到什么读什么，见喜欢的则片断或整本的抄下来，有心得体会则写下笔记，20年间，积累有近一米高。直到80年代初，大量用得到的书都被我买进了家里，竟使得所抄的“书”没用了，才陆续把它们几乎全部扔进了垃圾箱。

正是伴随着这批笔记的被抛弃，这个“无目的读书”的初心从此也被放逐了。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之后又读了研究生，有了明确的专业方向。文心雕龙，读书也就由“无目的”转向了“有目的”，即无论专业书还是非专业书，都必须围绕着专业“学术研究”的目的。尽管近些年来，我开始有所反省，但总也无法彻底斩断“有目的读书”的纠缠，真正地回归“无目的读书”的初心。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终于，70岁生日活动之后，“求其放心”的决心既定，便陆续搬出了《论语》《孟子》《春秋公羊传》《史记》《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资治通鉴》《反经》《焚书》《日知录》《古文辞类篹》《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等，其中多部是反复读过的。但除语孟外，大多是带着一定的目的翻阅，很少有从头到底一页一页读过去的。这次的决定，则是要认认真真完整地读一遍。重读的感觉，是以前的读书生涯中，包括“无目的读书”和“有目的读书”，从来不曾有过的，就像《天龙八部》中虚竹得到逍遥子灌顶以授的受用无穷！各种电光石火般的新得，不是难得一现，而是时时迸现。每至此时，我便随手草草记下某书某页上的某段某句可以生发某一新问题，得200多条。

这样读到2019年7月，天气日趋炎热，没有来得及读的那些书便收起不读了，200多条新得涌动郁勃于胸中，宣泄之势若不可遏。便把笔记翻出来加以整理，形成文言札记，用小楷写在“十竹斋笺谱”上，一页一条，至8月底，得百数十页，名之曰《己亥销夏录》。其间，有两个星期应友人之邀，游浙东山中避暑，先后宿会稽、景宁、武义山上，遐时则写手卷，内容亦为读书札记，得十余条，共三个卷子，名之曰《于越消夏录》。己亥年的夏天，就这么在“无目的读书”的札记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销夏，销通消，消遣、休闲以避暑也。消夏，消通销，以火熔金也，夏，五行属火，金，杀气也，盖以夏火熔化蠹虫之杀气，曝书是矣。若白乐天“销夏诗”、纪晓岚《滦阳消夏录》，皆取纳凉避暑意也。又若俞曲园《九九销夏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吴荣光《辛丑销夏记》、端方《壬寅消夏录》，皆取曝书化蠹意也。盖古代乏防蛀术，长夏三伏酷暑，骄阳似火，辄曝晒藏书、藏字、藏画，翻检不息，则读书而忽获新得，展字卷画而详其尺寸名实。于是而成读书“销夏录”者，必以芜杂也；而成字画“销夏录”者，必以详备也。故，避暑，销夏之一义也；冒暑，销夏又一义也。

将“销夏”释为闲适地避暑纳凉，是千百年来的共识。于是，在今天，最好的“销夏”办法便是打开空调，在家里乃至会所喝茶、读书、写字、画画、会客、聊天，其惬意自然是古人所不可梦见的。但我以古代图书“销夏录”、字画“销夏录”的成书，大都不是得自阴凉悠闲，而是得自烈日下曝书的忙碌，所以即使39度的高温，家中也不开空调，而是赤膊挥汗，或作书画，更多的则是撰写文章，而且主要是毛笔小楷的文言札记。像《长风画麈》《语孟艺解》等，主要的部分实际上都是在盛夏中完成的。不过，那几次的读书、札记，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这一次则无目的、无计划。到8月份结束，还有八九十条笔记没有来得写成札记，也就随它去。

《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旧释志向远大、品德高尚、心地仁慈、业余多彩。大体是，惟解依仁为仁慈者非。盖仁慈者，高尚品德之一端也，何必两言之？且夫子所言，总括士之人生，志向、品德、业余之外，独无职事，则我岂匏瓜也哉，系而不食乎？则依仁之仁，非“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也，服从并完成社会安排之工作是矣。《礼记·学记》论学有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藏者道，修者德，息者事，游者艺。则志、据、依、游，余释为志向远大、品德高尚、工作出色、业多彩。士之人生尽于此矣。

读书无目的，札记有收获。《己亥销夏录》的一百数十条，都是我旧书重读而有新的认识者，而尤以对《述而》中这一句的认识自以为最有价值。根据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定识，“士”应该有志向，有品德，有爱心，有丰富的业余生活，然而却没有提到从事工作！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成年之人都有具体从事的工作，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当然更不能例外，他之所以能立身于这个社会之中，根本的依傍就是必须为社会承担某一项职业的分工。志向、品德、业余的好尚主要是个人之事，唯独职业的分工，主要是社会之事，所以又叫“社会分工”亦即“礼”，而不能单凭个人的好恶去取。像孔子，以他个人的志向、品德、才学，最适合的工作当然是仕，其次则是教；然而，有一段时间，社会相关部门安排给他的分工却是委吏（仓库保管员）和乘田（畜牧饲养员）。不仅“专业不对口”，而且严重地“大材小用”！他怎么办呢？他“克己复礼”，全心全意地投入，依仁息事，曰“会计当”而已，曰“牛羊茁壮长”而已。本职工作能够做到如此的出色，是为“依于仁”的典范。

以“心地仁慈”释“依于仁”，则“依仁游艺”是讲仁与艺的关系，士所游的艺必须是“尽善尽美”的。准此，欧阳修不少风流旖旎的婉约词便被认为不合“依仁游艺”的儒家宗旨，至有人认为不可能出于欧手，而是仇人的伪托栽赃。如曾慥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乐府雅词序》）蔡絛也认为：“欧词之浅近者，多是刘煇伪作。”（《西清诗话》）至于黄庭坚的香艳词，就更不值一哂了。然而，以“工作出色”释“依于仁”，则“依仁游艺”是讲工作与业余的关系，士所游的艺既可以是“尽善尽美”的，也可以是“尽美矣，未尽善也”的。准此，欧阳修等“一代儒宗”于平时“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六一诗话》），则偶尔以婉约词、香艳词作为丰富业余生活的游艺内容，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诗无达诂”。其实，不仅诗，一切文字皆无达诂。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同一部书，同一段文字，在不同人的眼里，甚至在同一人的眼里，因时间、空间、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因“有目的读书”和“无目的读书”动机的不同，因读者涉世浅和涉世深阅历的不同，都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旧书不厌百回读”的收获，有时可能更在“博览群书”尤其是奇书、僻书之上。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序》云：

（经、史、子、集）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也就是说，欧阳修、苏轼他们所能读到的唐代之前（含唐代）人所著的图书，总共不过四万多卷，假设十卷一部，不过四千多部！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历代图书，相比于欧阳修们在数量上肯定要多得多，但读书的收获呢？可见，读书人的书心，有目的地读，博览地读，当然是需要的；无目的地读，百回地读，同样也是需要的。而论其初心，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从无目的地、百回地读开始他的读书生涯的；则“求其放心”，欧阳修论学书的一段话是显然也适合于读书：

有暇即学书，非以求艺之精，直胜劳心于他事尔。以此知不寓心于物者，真所谓至人也；寓于有益者，君子也；寓于伐性汨情而为害者，愚惑之人也。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学书静中至乐说》）

静则清，清则凉，凉则乐至。己亥销夏，非以求“课题攻关”的“学术研究”，以札记的形式记录近一年间“无目的读书”的体会如此。无目的所以有以乐其心，有以乐其心所以不知酷暑之为执热。“旧书收拾从头读，诸史六经生面开；勒束少年骛远客，放心今始复归来。”—— 忽然又想到孔子的“述而不作”，韩愈的“盗窃陈编”，顾炎武的“著书不如抄书”，包括钱钟书的“瞥观疏记”，不都是“无目的读书”的札记吗？想到年轻一代的学人在“考核指标”的压力下，为“课题项目”、“核心期刊”而“有目的读书”、“有计划研究”，天天生活在高度紧张的躁热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其心不知求，哀哉！”

作者：徐建融
编辑：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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