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庄玉水河

“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生活在浙东绍兴一带的女子，会唱几句越剧是平常事，母亲也同样。但我很少听见母亲唱越剧。

小时候全家只有父亲一个人30来元的工资，为了一家五口的温饱，一年中母亲有大半时间外出做零工。缝棉花包、削榨菜头、拗铅丝箍、抬煤球筐，母亲几乎什么活都干。除了做零工，买菜、做饭、洗衣服，缝被、做鞋、搞卫生，母亲又几乎包下了全部的家务。忙，里里外外的忙，夜以继日的忙，是母亲的生命语言。上小学时的一个冬日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母亲正坐在天井的阳光下纳鞋底。母亲一边纳一边轻轻地唱着“小别重逢梁山伯，倒叫我三分欢喜七分悲，喜的是今日与他重相会，悲的是我俩姻缘已拆开……”母亲还会唱歌？我惊呆了一会。母亲发现了我的惊呆，正唱着的唱词像突然断了线的纳鞋针，戛然而止。

那个冬日下午的阳光很好，整天忙里忙外的母亲坐在阳光里轻轻唱着越剧的情景，连同冬日的阳光一起，成为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记忆里常常浮现的画面，泛着温暖和新奇的光。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越剧。顺便说一下，在越剧被当作“封、资、修”销声匿迹的年代，从未听到过越剧的我，误把母亲唱的越剧当作平常的歌，也是情理之中。

初一那年腊月廿五的晚上，母亲裹好了粽子，我负责坐在大灶下烧火。红红的灶火映红我的脸，也映红了即将过年的气氛。母亲不时过来给粽子添水。又一次添水时大灶那头的母亲小声地唱起了越剧：“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那时候人们又慢慢开始唱越剧，我对越剧也有了个囫囵的了解。静谧的夜色，跳跃的灶火，母亲柔糯的唱词悠悠流淌……我没有轻易打断母亲，直到母亲唱完一个段落，我才开口。“妈，您会唱越剧？小时候学的？”“不，”母亲停了一会，“我是在上海学的。”“上海？你去过上海？”像第一次听见母亲唱越剧一样，我又一次惊呆了。

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和我不时的提问，将母亲那段我从未知晓的往事，似溢满灶头的粽香，徐徐舒展开来。

出生在浙东四明山区的母亲，17岁即到上海给一家远房亲戚当保姆。那家亲戚住在新闸路上，开了一家不小的煤球店。远房亲戚的一层关系，加上母亲的勤劳和聪慧，主人一家对母亲倒也不错。带孩子、做家务之余，偶尔让母亲去“大世界”逛逛，带母亲去九星大戏院、大来剧场看越剧等，便是这种“不错”之一。母亲会写自己的名字、记一点买米买菜的账，甚至花半天时间能歪歪斜斜写一封半页纸的信，也是在上海做保姆时，主人一家支持母亲参加里弄“扫盲班”的成果。

“那时候袁派、戚派、傅派、范派，我会唱十多首越剧呢。现在不比做姑娘时了，除了越剧十姐妹名字还记得，很多唱词都忘了。”母亲一脸怅然，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开口。

母亲1948年到上海，1954年煤球店被公私合营后回来，在上海大约待了6年的时间。这六年想来是母亲最开心的一段青春岁月，也是母亲最长见识的一段时光。母亲就像一条从乡间小溪游到大海里的鱼一样，见识了大海的辽阔和新奇，也见识了大海的变革和斑斓。年轻时这样的见识，对后来一直都是典型家庭主妇的母亲来说，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1986年，我患眼疾在上海住院，耽搁在一户亲戚家的母亲，每天要穿过四条马路、换三趟公交车来医院照顾我，母亲从不会搞错。那时母亲已近60岁了，且是1954年回乡下、整整32年后第一次回上海。如果说对上海错综的马路、繁杂交通的正确辨认，是这种见识形而下的习惯与使然，那么母亲的喜欢越剧、偶尔唱几句越剧，想来该是这种见识形而上的濡染和活化。

2006年越剧百年诞辰之际，一家报社约我写一篇文章。不知为何，写作过程中我老是想起母亲为数不多的几次唱越剧，尤其是记忆中那个风雨如磐的秋夜，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那是一个台风到来的秋夜。此前因受人诬陷，一向老实巴交的父亲被镇上办了不回家学习班，初中刚毕业的我因此失去了上高中的权利。那天晚上，插队的姐姐尚在农村，上高中的哥哥参加学军活动去了外地，全家只剩下母亲和我二人。半夜时分，台风和暴雨的冲击中，我家二楼那堵先前鼓凸的山墙“轰隆”一声，破了一个比桌面还大的窟窿，顷刻间狂啸的风裹着瓢泼大雨卷入屋内，床、被、衣、鞋子、家具……全都被浇得精湿。母亲像发了疯一样冲下楼去，寻找能遮堵窟窿的东西。然而肆虐的狂风暴雨里，仅凭母亲和我的挣扎、努力又如何能成？最后在邻居的帮助下，窟窿勉强被遮堵上了，我也在疲惫中独自睡去。天亮时分，台风已经过境，欲醒未醒中我依稀听得母亲在另一张床上小声唱着越剧。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还唱越剧？可仔细再听，母亲确实在唱。“……问君有何疑难事啊，你快把真情说我听。官人呐，你若肩挑千斤担，我为妻分挑五百斤。”

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为那个风雨如磐的秋天的早晨，母亲为何唱越剧感到费解，我甚至一度疑虑这是母亲受特殊事件的刺激，下意识的行为失控。我也从未将此事告诉姐姐、哥哥，包括不久平反回家的父亲。写越剧百年诞辰的那篇文章，重新勾起了我对此事的回忆，也让我对母亲当年的这个行为，对越剧，以及越剧对像母亲这样平凡普通的浙东女子的影响、牵扯和赋予，有了另一向度的思考、理解和探寻。

诞生于浙东的越剧，勃兴于上海，母亲在上海看越剧的那段时光，正是越剧革新后最鼎盛的时期。作为一种机缘，母亲也可以说是越剧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尽管母亲自己全然不知。作为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剧的娱乐大众和情感教濡，相比于诗词、书画等，更具烟火气，也更契合百姓的价值审美。对无数类似于或相异于母亲的浙东女子、江南女子来说，这既是源于地域的习惯和喜爱，一定程度上也成了照亮生活的寄托。

十多年前，因工作关系，我陪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十姐妹之一的傅全香老师，考察英台故里——浙东上虞祝家庄和玉水河。因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而荣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一等奖的傅全香老师，来到祝家庄和玉水河恰是另一种回娘家。那天傅全香老师兴致很好，说了不少越剧的往事。傅全香老师下榻宾馆期间，我几次想让住在宾馆不远处的母亲过来，见见傅全香老师。《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唱词是母亲最喜欢唱的，能见到活着的“祝英台”， 母亲肯定十分开心。但考虑到傅全香老师年事已高，这样的要求也实在唐突，我终究没让母亲过来。

事实上，自小学放学那天知道母亲会唱越剧起，此后长长的几十年里，除了刚参加工作时花19元钱，为母亲买了一只东海牌收音机方便她听越剧外，对母亲的这个爱好我再未做过任何事情。也是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几乎再没听过母亲唱越剧。

进入牛年，母亲91岁了，身体尚过得去的母亲，记忆力已急剧下降。我不知道母亲还记不记得那些越剧的唱词，记不记得她会唱越剧。但无论记不记得，我想都不重要。就像一粒沙曾被阳光照耀过一样，对平凡、普通的母亲来说，重要的是，她的生命里有过两个美丽的字眼——“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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