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长相思》和《日记》, 看梅贻琦的李庄八日 | 侯宇燕
2021-06-16 23:12:34 作者:侯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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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影《九零后》海报。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王希季、马识途……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讲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群星闪耀的故事。对这些年过九旬的“九零后”而言,西南联大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依然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

1941年春夏,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偕联大总务长郑天挺、语言学家罗常培从昆明入川,并在川南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营造学社生活了八天。这八天宝贵的所见所闻、生活点滴,悉数被他录入日记中。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郊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是有着1460年建镇史的长江边上的千年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史语所傅斯年等几十位专家署名镌刻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云:“尔来五年……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对这座古镇的人民,对史语所所在地板栗坳表示了最真诚的谢意。

李庄既成为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对李庄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及了无数李庄人。已故翻译家周懋庸,其母即为李庄板栗坳后人。少女时期的周懋庸,就和迁住板栗坳的同济大学师生有很深的交往,与教授之女祝希媛(著名演员祝希娟之姐)还是同济大学附中的同窗好友。随着抗战胜利,这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陆续复员返城,周懋庸也跟随潮流走出了板栗坳,走出李庄,走向上海、南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半个世纪后,周懋庸提笔写下记录大后方这段波澜壮阔岁月的长篇小说《长相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大奖。此书前半部即以珍贵笔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富于诗意地记述了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内地高等研究机构发生在李庄的种种美丽故事。

若将《梅贻琦日记》中关于李庄风俗、人物的八天珍贵历史记录与长篇小说《长相思》里栩栩如生的种种故事,相关的史料凑拢比照,得到的会是一种引人入胜、趣味横生的阅读效果。

一、李庄坝

梅贻琦先生是1941年6月27日到达李庄的。那是个星期五,川南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所幸“晴热,船上尚风凉……”

3点40分开到李庄后,“下客尤多,行李零物幸无损失”。梅先生由“地漂”登岸,“抬头一望,有奎星在焉”。临江还有一座“君子居”茶楼,一行人饮茶小憩后,再至街内李庄饭店进餐……“行未远又闻轰炸声自东方传来。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以上种种就是梅先生眼中的李庄,20世纪中叶四川集镇生动的缩影。

而周懋庸笔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李庄,又是什么样的图景呢?自然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巧的是,她也是从江行到岸讲起,不过讲的是李庄附近的南县:“木船靠拢南门码头,踏着跳板走上河滩,再踏上石级,石级倒是很宽,足够并排走五六个人。城里人吃水全靠挑长江水,挑水人整天上上下下,石级总是让泼出来的水打得湿漉漉的。爬石级约有三十来级到了城门洞。城墙很厚,门洞很深。夏季发大水时,水会一直漫到城门洞子。南县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有人来,要算好日子写信,才有人接。城唯一一条从东贯西的较宽的街是石板路。这条街分上正街、下正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以四川为背景拍摄的影视剧中,还能看到城墙、石板路,赶街的乡民。如今想来,这条“唯一的石板路”,一定就是梅先生在饭店进餐,并描述“人甚多,为赶场者”的那条街道。

二、板栗坳

梅贻琦先生到达李庄后,首先拜访的,就是周懋庸母亲的娘家,位于板栗坳的史语所。而在《长相思》开首,周懋庸就深情地写道:“板栗坳,藏在大山的心里。方圆几十里,找不出一颗板栗。满山漫坡尽是橘子树……舟行长江,能望到这带青山,却绝想不到山里有这片天地。原以为这地方叫板栗坳,也许有栗树,谁知不但没有,找来种也不活,改种橘子,倒爱长。”真是个神奇之地!

周先生说,板栗坳属南县九龙镇,离南县六十里,是上水,木船要半天才得到。板栗坳离镇上又还有十来里。故在梅贻琦先生笔下的1941年6月27日,需要走上一大段路,“4:35食罢,随挑夫二人前行,先经田间二里许,继行山道曲折,又约三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30矣。”

途中,梅先生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至 6月29日,梅氏又由考古学家董作宾引导,在板栗坳的山路上重走了一遭:“小路迂回,于山坡田埂间颇难辨识。途中两次迷路,经问村妇、牧童后始得前进。”

7月5日,梅贻琦“七点半辞别所中诸君下山往上坝,方桂夫妇等送出里许……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写的是山,更记人,记乱世学人情。

周懋庸的《长相思》,切入点就不同了,是她对家乡的怀念,所以徐徐展开的是一整幅板栗坳如诗如画的长卷:

山谷间有片片水田。那盘旋而上的山路像一条长长的相思带,紧紧系住游子的心。蜀中山道,多是羊肠土路。板栗坳却有一条石板路,是孟氏族人一代代维修起来的。石板路虽说一级级向上爬,但每片石板不厚,走起来不吃力。

又走一段。石级变了石板平路,显然已到山顶。下老房坐落在路的右边,左边是水田,水田那端是二架小山峰,形如笔架,正对着下老房正门。

这样美好的蜀中山水与川南人情,端赖作家的如花妙笔,才能永远镌刻在后世读者心上。

抗战时期已过中年,在惊涛骇浪里前行的梅先生,和五十年后深情回忆故乡风情的古稀老人周懋庸,他们眼中的板栗坳,一略写,一详述,留下的,却都是李庄历史上珍贵的资料。

三、中研院史语所宿舍

据《梅贻琦日记》记载,中研院史语所在板栗坳租用的,是“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而《长相思》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板栗坳山顶和山腰分布着孟氏家族,人称孟家七大房。”这孟氏,是否即《梅贻琦日记》中的张家,因小说笔法而变更了姓氏呢?让我们继续往下读。

同治年间,七房都很殷实。有水田、有橘子林。各自盖起大房大院。山上有的是树,房子连墙壁也是好木料。山顶上有五房人。人称下老房、上老房、牌坊头(三房在道光年间出过一位烈女,立了牌坊)。往山下走一点,一片池塘,两边两房人,就叫塘左、塘右。六房和七房在半山腰。这两房到民国年间格外发达,在县城、省城都开了字号。老房子也翻修过了。

……

后来,研究所嫌镇上大学生太多,太吵闹,经人指点,找到板栗坳,大呼好一个世外桃源!和山顶上孟氏家族商量,租了些房子,把研究所迁上了山。破落的孟家人也多少有了些房租收入。

从最后一段描写,可以得出一个并不武断的结论:史语所租的张家三大所房舍,应该就是小说里山顶上孟家五房人中某一房的住宅。考《梅贻琦日记》云:“6月27日,余等寄住于中院宿舍,郑、罗在花厅,余在李方桂家。所中现由董彦堂君代理,招待极周到。晚住处完妥后在‘忠义堂’大厅上饮茶闲谈。”

结合上下文分析,中院宿舍是“孟家”——即张家三房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周先生小说写牌坊头人丁稀少,研究所的人也就住得多些——由此推论,梅先生住的房子,很可能就属于小说里有牌坊的孟家第三房。

而史语所宿舍内部,又究竟是个什么布局与形貌呢?巧的是,《长相思》也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这处民居的建筑细节:

几房的屋子都是木结构,连墙壁都是七寸宽的木板。木门槛也粗得惊人。各房大门前都有一个石头栏杆的石头平台,两边各有八级石梯。平台能容二三十人。木制大门半开,门上原来的油漆剥落,木柱也斑斑驳驳,原来木柱上有副对联,黑底金字,也不知何年何月弄没了。记得那联语是:诗礼传家,温良恭俭让;耕读继世,忠孝信朴勤。石头贞节牌坊有五个门洞,正中门楣上刻着节烈可风四个字。坊头人丁稀少,研究所的人也就住得多些。西跨院下午阳光正晒,中间看来既是客厅,又是书房,靠墙一排木架,全是书,桌上椅子上也乱堆放着书。两把藤椅,一把竹躺椅。砖地面很湿。

好一幅珍贵的历史资料图!它既为我们复原了李庄乃至民国时期四川民居的建筑细节,让我们深刻体味到地地道道的川南建筑的魅力,又以书房布局,含义深长地展示了史语所诸位先生在这样的民居里薪尽火传的身影。

《梅贻琦日记》又云:“6月28日,晴热。八点早餐,食稀饭,烤巴巴,洗澡。九点余,出与(董)彦堂、(梁)思永、(李)方桂至戏楼院及新院参观,盖皆考古组工作处所。”

这梅先生一笔带过的“戏楼”,也不是个小角色,在《长相思》里,对它有过重笔描画:“牌坊头沾烈女的光,在建牌坊的同时,家里还建了座戏台。到得院子最后一进,果然有个戏台,石头基座,上面是木梁木柱。戏台很高,两边有台阶可以上去。戏台很旧了,石基有些地方已经残缺,木柱也都有裂纹。台口木柱上还有副对联。之湄辨认出是‘粉白青红点缀出生旦净末丑,笙箫琴鼓唱尽了忠孝节义贞’。明瑟问之湄懂不懂,之湄点头,心想这有啥子难?只听明瑟道,我爸爸给我讲,说这生旦净末丑全是反话。戏班子里戏文最熟的是唱生的,旦角夜里在台上才好看,就偏叫旦,净是大花脸,却叫净。”

之湄、明瑟,都是小说中人物。我向周懋庸先生请教过,她说这两个兰心蕙质的女孩子贯穿全书,都起着揭示故事脉络走向,体现大时代风云起伏的作用。实际上她们都是以周先生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又一分为二,是一种鲜明地承袭自《红楼梦》的写作手法。而在我看来,在同济大学教授之女明瑟身上,又分明融入了周先生好友祝希媛的影子。

四、其他入川的文化机构

《梅贻琦日记》记载,在李庄的八天里,他不仅去了史语所,还到川南其他文化机构考察过。6月29日:“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早饭后八点三刻出发往石岩湾社会所,到石岩湾为十点一刻,盖用时一时半矣。一点半始由所往来李庄镇市……饭后二点余与陶先生至慧光寺同济大学访周均时校长,谢其饭约盛意。后至巫宝三家稍坐,晤杨时逢夫妇,与巫同院住者。至羊街六号李济之家,八号梁思永、刘士能家,各稍坐。”

6月30日,“九点半与郑、罗、方桂下山,先至上坝营造学社参观,(林)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至博物馆办事处稍坐,然后至羊街思永家午饭。”

7月5日,“八点半至上坝营造学社,再看梁夫人病。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三点,思成送至轮边,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

在梅先生这一段记述中,举重若轻地出现了许多人名,都是在中国文化、科学史上响当当的灿烂星辰,在民族的危难时刻毁家纾难,僻处西南,笳吹弦诵,薪尽火传。

这些入川的文化机构、大学、研究所,之所以分散于板栗坳、石岩湾、慧光寺、羊街、上坝等各地小镇山沟,是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长相思》中详细讲明了原委:“成都、重庆自是轰炸目标,川南部分,宜宾和泸州也挨炸。宜泸之间的小县小镇才安全。戏剧专科学校选了江县,一个大学(指同济大学——笔者注)和研究所(指史语所——笔者注)选了南县九龙镇。九龙镇也拉警报,不过明知日本飞机只是路过,不会丢炸弹。大家带上茶和花生米,教授学生挟上书,向镇子四边的竹林、桐子林里走去。找块地方坐下来喝茶、读书,倒是又得浮生半日闲……茶馆里坐着许多大学生,有的说说笑笑,有的还真是在看书。”

对照至此,掩卷细品,《长相思》《梅贻琦日记》这两部文化底蕴深厚的巨著,竟于无意间彼此成就了对方,凑拢比较,互相做了一次最有蜀地风味和时代内涵的有关时、地、名与川南风俗的情感丰富的笺注。



  作者:侯宇燕

  编辑: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来源:文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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