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与“达”的对转

孟子有几句格言式的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最后一句尤其有名，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兼善天下”又往往被说成“兼济天下”，意思都是指如果自己地位高了，就让广大的百姓都能获得利益，有很好的出路。

可是实际上常见相反的情形：决心兼济天下的，古今多有无权无势的有志青年；而一旦到了高位，成了达官贵人，却往往只知道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味养尊处优，甚至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穷”与“达”的表现，有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对转。

白居易在写他那些志在兼善天下之“讽谕诗”的时候，官阶不高，还谈不上什么“达”；后来他资格老了，地位越来越高，就再也不写“讽谕诗”帮弱势群体发声了；到晚年更只是一味大写其“闲适诗”，把自己闲职高官的惬意生活吟唱得有滋有味。白居易的转变在中年，具体地说在他先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升为忠州刺史之际，其间他在《与元九书》里说了许多为“讽谕诗”做鼓吹论证的文字，也引用了孟子的格言，可是这些高调乃是撤退前夜的一阵冲锋，慷慨激昂一通以后就逃离讽谕的阵地了。后来政局纷乱，民不聊生，白居易却以富贵闲人的超然姿态，安居于洛阳享他的老福。白居易反映中唐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大抵写于他就职江州之前。

是否兼济天下主要须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如何，看他到底关心什么，是国家、人民，或者仅仅是他自己。

白居易的“中隐”

古代的所谓隐居，本意是指有条件做官而不肯做，躲进深山老林，以求心灵的自由，不受体制的束缚。从东晋的陶渊明开始，又有一条隐于老家田园的新路径——这陶式隐居比较容易推广。此前还有一位情形非常特别的隐士，他就是西汉的东方朔，他隐于金马门，人在朝廷之内，也有一官半职，但心态却是隐士，以开玩笑的办法对付一应公事。总之，过去的隐居有两大模式：“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

此后又出现了一种更新的模式，这就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大力鼓吹的“中隐”：既非在野，也非在朝，而是隐于某种闲散的官位，不必干多少公务，却有不菲的薪俸，可以大享清福。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写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这诗很像是一篇短短的议论文，题目可写成“略谈中隐的优越性”。此诗是从他本人的情况出发的：白居易从大和三年（829）起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官居三品，这一年他五十八岁。所谓“留司官”是唐朝的一种闲职，常住东都洛阳，算是中央一级的官员，而实属二线，没有多少事情，而拿钱不少。白居易后来又升到二品，为太子少傅分司，仍住洛阳——这就是他诗里说过的“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这时他已经是资深“中隐”了。最后他以七十一岁退休，七十五岁去世。其间长安朝廷上风云变幻，事故迭出，官员杀了一批，贬了一批，都涉及不到安居于洛阳的白居易。

晚年的白居易齿德俱尊，过了十七八年无忧无虑的惬意生活。只是他的创作是衰歇了，写了许多闲适诗、杂律诗，反复吟唱些“知足保和”的老调，大抵没有什么价值。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远离世事是非的心态，非常有利于养老，但绝对不利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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