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人民仍同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进步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谢雪红在1925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后被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上成立。第一届领导人为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补委员有翁泽生、谢雪红，台共书记为林木顺。

台湾共产党是在中共中央帮助指导下建立的，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随之展开第一次“台共大检肃”，逮捕了许多骨干。随着日共组织在本土被破坏，1931年日本警方在台湾全岛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蔡孝乾回福建后进入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时还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但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中共中央还是任命此人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当时在延安的蔡孝乾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

9月，蔡孝乾从延安出发，经淮安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一个多月后，为尽快到台湾发展组织，党组织委托上海台湾同乡会会长李伟光为蔡孝乾办理了入台手续。初期的台湾工委干部包括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伯显、廖瑞发、林梁材、林英杰等人。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的工作。

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较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台湾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掀起台湾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随后，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台湾工委的秘密活动更加困难，不过民众不满情绪的增长也为地下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地下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但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达1500多人。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毛泽东在这一年7月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里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的地下党组织。

台湾工委成立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组织台湾民众开展反蒋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并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是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的，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包括公共场所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

蔡孝乾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地步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三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特务人员将一份《光明报》呈给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数日之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阳明山官邸召开会议，当面痛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缉。

阳明山紧急会议后三天，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四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

8月14日凌晨3点半钟，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日以继夜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虽说钟浩东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钟浩东被捕后，保密局陆续又抓捕了44个地下党，轮番侦讯告一段落，每个人都像被挤光的牙膏。44个地下党当中，钟浩东、蒋碧玉、罗卓才、张奕明等7人被枪决，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分别被判处徒刑。

特务从钟浩东嘴里问不出“老郑”的底细，不死心。10月间，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在参加完秘密会议后，被保密局特务抓住。李汾是高雄铁厂的一名工人，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对陈泽民实施了抓捕。经严刑拷打，陈泽民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

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的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张志忠视死如归，特务们用尽酷刑一无所获，只好另想办法。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此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被关押期间要求提供美食。谷正文回忆说，自己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买。吃完牛排后，此人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的一个据点。特务让他带路，结果此人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突然跑掉了。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孝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认定吴石在向中共提供情报。蔡孝乾叛变后出卖了吴石，验证了谷正文的判断。

上了钩的“大鱼”跑了，国民党特务岂肯罢休。谷正文得到“老郑”逃走的消息后，火速从高雄赶回台北。毛人凤威胁谷正文，怪他督导不周，处分记大过两次，如果抓回“老郑”归案，这两次大过可免。谷正文开始部署再抓“老郑”。

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孝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谷正文得知蔡孝乾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他的特务去查找。

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他们感到在乡村穿西装很反常，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他在乡下躲藏两个月后，感到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了。

对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一间牢房里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的人批斗蔡孝乾，指着鼻子骂他：“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中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就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蔡孝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

蔡孝乾叛变后，出卖战友、同志达到了利令智昏、丧心病狂的地步。谷正文回忆说：“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最高。蔡孝乾每天只拼命照我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

在195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蒋经国说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光是因为蔡孝乾投靠国民党，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就多达1800多人。

蔡孝乾叛变后加入国民党，任“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后升任该室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由于作恶多端，担心被地下党暗杀，蔡孝乾长期被严加警卫，深居简出，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死。

——摘选自《党史博览》2015年第3期

作者：陈辉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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