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无仅有!开国大典受阅飞机携带实弹的内情竟是如此……
2019-05-14 16:46:20 作者:王凡 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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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裕和他设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机机徽

>>>众说纷纭,开国大典上驾机接受检阅者到底有多少位?

就在北平上空的警戒飞行工作展开不久,李裕就听说华北军区的许多部队已经在为开国大典上的阅兵进行训练,他和同事们也迫切地希望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加入大典阅兵的行列,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检阅。特别是有了刚刚诞生的航空队,驾驶着自己的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将会大大地壮我军威。可是,他们并没有马上接到明确的指示。

然而没过太久,命令传来了:在开国大典上的阅兵要包括空军,要有飞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飞机编队参加阅兵的任务,交由航空局华北航空处组织实施。但阅兵并不是华北航空处在开国大典时的唯一任务,他们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担负大典进行中的空中警戒。作为一名空中警戒的地面指挥员,李裕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开国大典阅兵飞机编队的地面指挥员,这也是一段让他难忘且深为自豪的往事。

接到命令,航空局华北航空处和航空队立即投入了阅兵的训I练。首先是阅兵编队的组成,根据现有的力量并留足警戒用机,华北航空处组织了九架战斗机、两架轰炸机、三架运输机、三架通讯机一共十七架飞机参加阅兵。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飞行中,究竟有多少飞行和机组人员在飞机上,到如今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笔者想通过作为指挥之一的李裕的记忆,得到一个正确的说法,但他给我的答复却是:这个,如今已经真的说不清楚了。

为什么呢?李裕掰着手指头说:“参加阅兵飞行的有九架战斗机,每架只有一人驾驶;有两架轰炸机,也是单人驾驶;有三架通讯机,每机有两个人。这是个死数,可以算出来是17个人。但是还有三架运输机,机上除了有正、副驾驶员外,还有通讯人员。另外运输机上还有多个座位.这些座位上都多少有些希望能在飞机上接受检阅的人员,因为他们不属于执行任务的人员,就没对他们做认真统计。这样一来,那天究竟有多少人在天上,就没有准了。”

怪不得一些采访过当年驾机接受检阅者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发出疑问说:一共只有十七架飞机,可自称自己在受阅飞机上的人却不止十七位,认定是有些不在飞机上的人说了不实之词。但听了李裕的叙述,事实可以澄清了,那天机上确实不止十七人,而且超出的或许还不在少数。

>>>一旦有蒋军飞机迫近,领袖们立即下到天安门门洞躲避

为了应对在开国大典举行之际国民党可能进行的空袭,检阅总指挥部和航空局方面拟订了防御方案。防空部队如何布置,领袖如何保护,游行队伍如何疏散等等,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具体。例如:一旦蒋军飞机迫近,城楼上的领袖们立即下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不要哗乱,就地卧倒;同时广场外围组织对空射击。

在开国大典受阅的时候,为保证飞机编队的飞行,北京的上空处于静空状态,担任警卫任务的飞机都在机场值班待命,而不做飞行警戒。在华北地区和所有已经被解放军占领的地区都建立了防空通讯网,对每一条航线均有监视观察点,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就会把消息传递到华北航空处的飞行地面指挥部,在确信敌人来犯后,再升空迎敌是完全来得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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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上的受阅飞机竟带有实弹,世界航空检阅史上也绝无仅有

“在无法排除国民党空军对开国大典进行袭击,而且我军并没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举行大规模的盛典、阅兵和游行,你们这些负责阅兵飞行和空中警卫的现场指挥人员,当时紧张吗?”笔者问。

“当然紧张,以我们当时的战机数量,飞行和作战水平,确保开国大典的空中安全,确实有点冒险。但党中央、毛主席有这样的魄力决定举行大典,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尽自己的所能。”

李裕接着对笔者说:“我们制订了一整套的拦截作战方案,划了好几道线:情报线、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敌机从哪条航线进犯,我们的飞机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防线拦截都有部署。例如倘若敌机从济南方向来,它一小时到北京,我们在它距北京半小时航程时起飞拦截。如果直到北京边缘地带,还没有将来敌击落,我们的飞机就立即与敌脱离,由高射炮打。这些方案都绘制了作战图,而且在事先进行了演练。

为了预防万一,争取时间,参加受阅的飞机中,有两架战斗机是做好了战斗准备的,这两架飞机上携带了实弹,一旦有敌情,就可直接投入作战。

受阅飞机带实弹,这在世界航空检阅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就要求驾驶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是绝对可靠的人,他们得到了极大的信任。只要驾驶这两架飞机中的一个飞行员出问题,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在追忆这桩往事时,李裕告诉笔者,其中的一位带实弹飞行的驾驶员,如今就住在他隔壁的单元,这位飞行员的名字叫阎垒。

笔者向李裕询问:十月已是仲秋,把大典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开始不久天色即渐晦暗,这其中是不是有防空袭的意图在里面。李裕说他个人分析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毛主席习惯上午睡觉,下午办公,大典3点开始和他的生活节奏合拍。一个就是含有防空袭的意图在里面,临近黄昏。

根据如今已经解密的资料,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国民党空军确实做好了空袭北京的准备。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自向蒋介石报告说,共产党准备在1 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空军已经做好准备,等候委座的命令。而蒋介石说:飞机从台湾到北平距离太远,我们的飞机直接飞不过去,必须在南朝鲜借道加油,可南朝鲜又不同意,算了吧。空袭的计划遂被搁置。

紧张的时刻来临了,指挥受阅飞行的地面指挥室,就设在李裕他们办公的王府井南口处对面的华北航空处大楼内,这里能对天安门上空、检阅的航线一览无余。指挥室里设置了电台,防空司令部的通讯网和这里保持着联络,附近的空中、气象等情况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里。这里还联系着受阅的飞行编队和担负警卫任务的机群,既指挥飞机检阅,又在一旦发现敌情的时候,指挥空中作战。

在这个指挥所里一共有三位关键人物:一位是苏联专家,叫阿符谢耶维奇,是来帮助中国组建正规空军的苏军中将,他也是这次受阅飞行的顾问;一位叫杨劲夫,是老东北航校的工作人员,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曾在国民党空军中从事通讯工作,俄文也比较好,担任翻译;还一位就是李裕,负责检阅龟机的航行指挥及突发战斗的地面指挥。

10月1日开国大典如期举行,4点35分,飞机编队在地面指挥室的指挥下,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当飞在编队前面的九架战斗机掠过天安门后,李裕就接到总指挥部的电话,明确指示:战斗机再飞一遍。李裕立即向战斗机飞行员转达了这一指令,于是,观礼的人们看到了一支二十六架飞机的编队。

——摘自《红墙记忆——大事件小细节(二)》,王凡,东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作者:王凡 东平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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