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仍按原样陈设的客厅里，悬挂着邓颖超生前十分喜爱的一幅画，这幅画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画家、曾任共和国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何香凝，1950年8月为祝贺周恩来、邓颖超银婚而绘制的。在这幅取名为《腊梅》的国画上，何香凝在一株粗硕的老干上画了两朵怒放的梅花，其中一朵正面盛开，特别阳光。而另一朵虽然也盛开着，而且花朵大小也差不多，但这朵花的大部分却被粗粗的老梅干遮挡着。

何香凝曾解释说，周恩来、邓颖超这一对伴侣就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和贡献来说，都算得上是杰出的伟人。但是，由于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一再让作为自己妻子的邓颖超受委屈。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职务、工资等方面都没有按有关规定办理和执行。所以，由于周恩来的“遮挡”，在客观上使邓颖超这朵“红花”少了许多光艳。

“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新中国第一届政府的“组阁”大任落到周恩来身上。当时，主要组成人选基本上都是由周恩来先提名，然后到书记处会议上表决，最后再向社会公布。

周恩来一贯办事精细，考虑问题周详缜密，对组建第一届政府这件关系重大的工作慎之又慎，多方考虑。如傅作义将军已被安排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周恩来认为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保住了文化古都北京，功劳很大，还应再安排他一个实职。于是，又提议傅作义为首任国家水利部部长。当许多人还不知道“李书诚”这个名字时，周恩来不仅详细介绍了李书诚的才干，还告诉大家，党的“一大”就是在他上海家中开的；解放战争后期，李书诚还在武汉直接闯进华中“剿总”官邸，力劝白崇禧起义投诚。因此，周恩来提议李书诚担任国家首任农业部部长。对于由美国平安归来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来提议她为卫生部部长。

但是，周恩来唯独没有给邓颖超安排相应的职务。为此，被周恩来盛情留下来的国民党“和平将军”张治中找到周恩来，说：“周公呀，人们都夸你这周总理真是个‘周’（周到的意思）总理。但你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那就是说什么也得给邓颖超同志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让人心悦诚服。”

周恩来听了张治中的话之后，笑着说：“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您就不必多操心了吧。”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也让妻子邓颖超跟着受了不少委屈

周恩来“打发”张治中很容易，但“打发”党内同志就比较困难一些了。江鲜云是黄埔一期生彭干臣的妻子，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时，彭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南昌市卫戍司令，是直接保卫起义指挥部安全的重要人物，与周关系十分密切。后来，他和方志敏一起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牺牲。江鲜云与周恩来夫妇一直过从甚密。当她始终看不到对邓颖超的任职安排，心里就有点不服气了：邓颖超是1925年由团员转为党员的老革命，她和周恩来一起出席过中共六大，参与领导过白区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还在瑞金时期，邓颖超就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相当于中央秘书长）。长征出发时，因她患肺结核病，中央机要局局长才转由邓小平担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蒋介石遴选的中共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因此，无论从能力、资历和声望上，邓颖超作为一名正部长人选都是绰绰有余的。为此，江鲜云直接找到周恩来办公室，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总理啊，我们共产党人提倡男女平等，因此，你说什么也应该给小超大姐安排一个部长职位才对啊！”

周恩来听了，回答说：“鲜云啊，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如果安排你小超大姐去当某一个部的部长，那么，她的那个部发出的文件、指令等，别人就会误认为有我的意见，叫人家不好办。这样，我们把家庭关系和革命工作搅到一起，就不利于我们革命事业的发展。”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对江鲜云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自周恩来1949年担任国家总理到1976年1月逝世整整26年，邓颖超一直停留在全国妇联副主席这个副部级位置上。

“小超啊，我看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行政干部的工资是以两个条件为定级的主要因素的：一是担任职务越高，工资级别越高；另一个是参加革命的时间越长，工资级别就越高。这两个因素之间还可以互为补充。

周恩来、邓颖超都属于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他俩的工资级别直接由中央审批。当人们提出党和国家的正职都应拿国家行政一级的工资时，毛泽东带头说：  “我看我们都拿行政二级吧，把一级工资留给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吧。”结果，正、副国家级领导人都拿行政二级工资，只有宋庆龄副主席由周恩来特批拿国家行政一级工资。

当时，正部级的工资一般都定为行政三级。全国妇联副主席的职级是副部级，工资级别应该定为行政四级，但由于邓颖超参加革命时间较早，定行政三级都够格。可经他们夫妻商量，只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定为行政五级。

▲一辈子“夫唱妇随”的周恩来夫妇

1993年，笔者访问曾任周恩来行政秘书的何谦，他对工资定级的往事有这样一段回忆：“……总理在听说了大姐已被批准定为行政五级等以后并没说什么。然后我就汇报西花厅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定级情况。当我说到我是由中组部批准定为行政十二级时，总理突然问我：‘何谦，你知道李银桥（毛泽东卫士）的工资定的几级？’，‘行政十三级。’总理略作沉思，又问我：‘你为什么比他高一级？’‘我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他是1940年，我比他早两年。’‘那也不好吧……’总理若有所思，但他没有往下说，就让我拿着相关批文，说：‘走，我们到大姐那儿去一下。’”

一进门，周恩来就大声说：“小超啊，你向中央申请的行政五级工资中央已经批准了！”邓颖超笑着回答说：“好啊，这下我们都是靠自己工作挣工资养活自己了。”周恩来接着用恳切的语调说：“小超啊，你近来身体不是太好，上班也不是太正常，我看呀，你拿六级工资就够了。”

听了周恩来的话，邓颖超愣了一下，因为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定五级周恩来事先也是知道的，为啥现在已经批下来又要往下降？但她并没有开口问，她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似乎揣测到他又有什么难处。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说：“好啊，六级就六级吧。我听你的。”说罢，她立刻提笔写报告，要求中央将自己的工资由行政五级降为六级。

在往回走的路上，周恩来又以征求意见的态度对何谦说：“何谦呀，我看你也向中组部打个报告，把你的工资由行政十二级降为十三级，和李银桥一样，你看好吗？”何谦一听，心里明白了，他二话没说，回到办公室就也向中组部打了报告，并最终获得批准。

1974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会议提议,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应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被政治局一致通过。

是年12月23日，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乘飞机远赴长沙会晤毛泽东，以最后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当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提议邓颖超任副委员长一职的事情。据后来清理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还专门为这事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然而，周恩来回京后，关于四届人大的其他人事安排方面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传达照办了，唯独将安排邓颖超副委员长一事瞒了下来。毛泽东的手令也被他放进自己的抽屉里没有示人。直到周恩来逝世后，秘书们清理他的办公桌，才发现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所以，在1980年的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才会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打那以后，邓颖超才陆续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职务。

——摘选自《红岩春秋》2014年02期

作者：秦龙凤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