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曾经说过，“1962年夏天，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与电影演员孙道临结婚。那年他41岁，我36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剩男剩女。”也许你曾听说过孙道临与王文娟的伉俪情深，而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明月千里共婵娟·王文娟》一书将会为我们披露这对恩爱夫妻间更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细节。

在王文娟收获艺术上的硕果之时，她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历程——早已在舞台上功成名就的她，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喜结良缘。数十年来，这对艺术夫妻伉俪情深，琴瑟相谐，相濡以沫，谱就了一段长达半世纪的“舒伯特与林黛玉的交响曲”，感人至深。

当年的孙道临，潇洒、英俊、多才多艺，曾牵动多少少女的梦。他原本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被挚友黄宗江拉入影剧圈后，一举成名，在银幕上塑造过许多动人的形象。而在个人生活上，他却始终那么清冷，拒情于千里之外。是孤傲？是无情？不，他恰恰是过于珍重心中的真情。但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那一半”究竟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黄宗江机灵，忽然发现以前只迷京戏的好友近来对越剧特别感兴趣，台上那葬花的“黛玉”，还有十八相送的“祝英台”，西厢听琴的“崔莺莺”，好像引起了孙道临的某种共鸣。他和朋友们一商量，合适，一致通过：立即“包办”。

其实哪用包办？孙道临初看越剧，纯属偶然；但看到王文娟扮演的黛玉那样情真意切、楚楚动人，作为艺术家他心里明白，没有深刻的理解、真挚的感情，单靠技术是演不好林黛玉的。对王文娟了解越多，钦佩之情愈深——无论为艺，还是为人。

缘分就是那样神奇。1958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徐玉兰陪着王文娟，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两人做了介绍。

从招待所出来，孙道临送王文娟回家，两人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交流艺术是最好的开场白，能让彼此都不觉得拘谨，王文娟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马上滔滔不绝：“……你的祝英台，活泼热烈的感情，我觉得表现得还不够，表演上不够放开。另外，化蝶的舞蹈身段设计得有些简单……”一席话让王文娟有些吃惊，孙道临对祝英台的分析，完全符合自己心中的设想，而提出的意见，也正是自己一直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彼此第一次见面，眼前的这位居然没有丝毫客套，开门见山有话直说，倒让王文娟觉得他十分坦率诚恳，没有那些让人厌烦的圆滑世故。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一起演出……”这下王文娟愣住了，孙道临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王文娟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自己心中想的不谋而合。王文娟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随后，王文娟也谈了一些对他电影表演的看法，两人不知不觉沿着淮海路走了很久……

那次见面后，孙道临开始给王文娟写信。两人工作十分繁忙，不是去外地拍片，就是离开上海巡回演出，通信成了主要交流方式。在王文娟的记忆里，孙道临的信写得多而勤，常常是自己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每次看完她的演出，孙道临都会写下观后感寄过来。书信往来如此频繁，王文娟母亲很快察觉了端倪。老太太喜欢看孙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碰到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如果晚上王文娟没有演出，孙道临就会相约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和年轻时的坎坷经历，王文娟也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学戏的经历，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这一切彼此都觉得熟悉而亲切。

想起当年的岁月，王文娟晚年依然感到幸福，她曾在《七条琴弦谁知音》一文中写道：

“双方都是演艺界的公众人物，一旦恋情曝光，必然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因为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大多时候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公众场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电影、吃饭这样的安排便很少有。每次两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公寓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绕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他送我回到家。这样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1962年，这一对艺苑情侣终于结成眷属。成婚那年，恰逢《红楼梦》拍摄期间。王文娟硬着头皮去找导演请假完婚，但导演却让她拍完主要几场大戏后再结婚。这样，他们的婚事直到拍完“黛玉焚稿”之后才办。在他们那长长“媒人”名单的榜首，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接下来是一串令人终生难忘的好友。结婚照是在家里请孙道临的同事陈述帮忙拍的。王文娟选了一件水红色的中式袄裙，孙道临则穿了中山装。生怕应付不来婚礼喧闹的场面，两人早早计划好去杭州旅行结婚，在文艺会堂摆了两桌酒，只邀请了一些亲友邻居，由王文娟小弟担任司仪。等到开席之后，来宾们才发现新郎新娘竟然缺席，而他们已登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那时候我们在外地，买不到好的喜糖，就在外面买了些纸包的糖带回来。”尽管当年的婚礼操办得很简单，但丝毫没影响两人执手到老。

婚后，他们住在上海淮海西路一条僻静的弄堂旁。这是一个和谐而忙碌的家。早上，大部分居民还在酣睡中，孙道临已在胡同里“闻鸡起舞”——他烟不吸、酒稍沾，唯有这每日半个小时的舞剑，终年不停；深夜，王文娟才拖着疲惫的身子，穿过安静的夜色返家。夫妻俩难得相聚，总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总在艺术研讨的圈子里转。

王文娟对丈夫的博学多才由衷地钦佩：“我从小学戏，虽然解放后也努力学文化，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每当道临筹划剧本时，我也会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孙道临自幼酷爱学习，升入高中后，班上组织图书交流活动，成立小图书馆，他更是一日一本，如饥似渴地贪读了大量中外名著；他有一副好嗓子，即使到了晚年依旧歌声嘹亮；还能弹一手好钢琴；作为昔日燕京大学的高材生，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对于妻子的演出，慰勉之余，他总要仔细推敲，提出修改意见，供她参考。

忙归忙，成家之后的心境，总是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同在屋檐下，即使各自忙碌，但夫妻俩对彼此更多了一份牵挂。尤其是去外地演出或拍片，总是格外惦记着上海的家，还有家里的那个人。有时王文娟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演出，孙道临如果不拍片，就专程赶过来看望妻子。新婚的第一年春节，孙道临在北京拍片，王文娟则在南京演出，他在信中感慨地写道：“年轻时听那首‘可爱的家庭’，美好温暖却遥不可及，岁月动荡，山河破碎，何以为家？感觉自己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从不敢奢望爱情和婚姻，现在终于有人牵住了我的缰绳……”

1964年初，王文娟怀孕了。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孙道临突然接到任务要去外地。临行前，他一夜未眠，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10月18日女儿出生，孙道临打来电话，他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更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直到女儿双满月了，孙道临这才回家。女儿三个多月时，夫妻俩给她拍了许多照片，孙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妻子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王文娟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文革后，孙道临与王文娟已进入中年，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即使如此，两位视艺术为生命的大家，依旧争分夺秒地进行着艺术创作，迎来属于自己艺术的第二春。

《红楼梦》一戏，王文娟已演过百场，但到了晚年排演“黛玉葬花”的折子戏时，孙道临又有了新发现：“在葬花一场戏里林妹妹看到落花，触景生情，这里要再有个圆场转身的动作，可以把她此时的内心感情和盘传达给观众。而在你唱七条琴弦……”话犹未了，王文娟在一边接着唱了起来。“好，暂停！这里多了一个动作，有点图解式了。把这个动作去了，不但不影响人物心理的表达，反而显得干净流畅。”孙道临不仅是好演员，也是好导演，作为妻子，王文娟总能从丈夫那儿得到坦率的批评和诚挚的关怀。王文娟的嗓子开过刀，喉音较重，发声方法总是拿捏不好。为此，孙道临就帮助她练习，让她学会用气，以气带情，以情带声。他还介绍了程砚秋和荀慧生以唱腔传神的特点，帮助王文娟掌握新的演唱方法。

不仅如此，每每孙道临的影片拍出来后，王文娟总是“首映式”上最忠实的观众，最坦率的批评家。到了晚年，孙道临除继续演戏外，还开始转向导演，并且自己选题材、写剧本、改剧本，忙得不亦乐乎。有时遇到一个题材迟疑不决，王文娟常常能当个好参谋。孙道临的眼光总是很独到，他想拍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想要拍三国题材的大型电影……常常有人劝他，何必呢，到了这个年纪还去冒这样的险？对此，孙道临心中不是没有矛盾，没有烦恼。作为妻子，王文娟总是鼓励他说，这样的题材是有意义的，我就渴望在银幕上看到这些精彩的历史人物，这样的险值得冒。妻子的信念，坚定了孙道临的信心。

平时在生活上，夫妻俩更是节俭朴素，毫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他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两人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记得王文娟在香港给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那些年，夫妻两人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到了晚年，孙道临与王文娟更加相互关心体贴。孙道临怕冷，而上海的冬天偏偏低温潮湿。为此，王文娟为丈夫买了暖气。每当孙道临远出归来，王文娟总是挤出时间亲自跑菜场，准备好可口的饭菜。王文娟的演出活动常在晚上，中午需要休息。孙道临在家总是蹑手蹑脚，唯恐吵醒了妻子。当看到王文娟率团演出，奔波劳累时，他总下决心：拍完这个戏一定陪文娟出去好好玩玩。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终未如愿。别说旅游，连跑商店、逛外滩的时间都没有。唯一的一次，是新婚时他们一起到杭州住了三天，以及后来的庐山蜜月旅行。就这样，夫妻俩忙碌并快乐着，迎来了女儿成家，迎来了第三代的到来，也迎来了自己的晚霞岁月。

光阴似箭，岁月荏苒，夫妻两人得以在退休后的晚年，合作了两部精彩的电视戏曲片。第一次是1991年，孙道临亲自担任艺术指导，拍摄了三集电视片《王文娟艺术集锦》；到了1996年，孙道临又亲自为王文娟投拍了10集越剧电视片《孟丽君》。王文娟由衷感谢丈夫为她圆了这个梦：“道临起初有些纳闷，问我怎么这么喜欢孟丽君，我就拿原著给他看，尽力说服他。”于是，两位已过花甲的老艺术家共同创作了《孟丽君》，这是他们共同的艺术结晶，也见证了两人“白首偕老”的爱情誓言。

从此之后，年近耄耋的孙道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2005年盛夏，孙道临重病住进华东医院。年已八十的王文娟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她在十楼，孙道临在九楼。本来想瞒着孙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妻子，就知道一定出事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爱妻的病房，坚持要喂王文娟吃西瓜……2006年，孙道临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此时的他已剩下不多的人生记忆，尽管如此，当谈到爱妻王文娟时，他却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主要就是觉得她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而且确实也是在困难里头走出来，在她那个周围里头也不容易。所以我对她说你有今天的成就，不是靠你自己，是靠了很多人帮助你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是真话……不一定因为我给她什么，我实际上没给她什么，她自己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2007年12月28日，一代电影大师孙道临先生逝世。孙老走后，已是82岁高龄的王文娟难掩悲伤之情，只要一上香，甚至一走进丈夫的房间，就忍不住哭泣。在告别仪式上，孙道临身着黑西服、白衬衫，打着深红色的领结，安卧在鲜花丛中。他身上的礼服，是王文娟亲自挑选的，从袖扣到领结，从衬衫到袜子，一丝不苟。王文娟本人则身穿蓝绸缎的对襟小褂，她说，因为道临不喜欢看她穿黑衣服。在告别大厅正中，王文娟献给丈夫的，是用红玫瑰制成的心形花束，代表了她一辈子的爱与感恩，令人感动。

直至今日，九十高龄的王文娟始终念念不忘自己与孙道临长达45年的夫妻情缘。在《七条琴弦谁知音》一文中，她深情地说道：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道临最后送我回家，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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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千里共婵娟·王文娟》

作者：王悦阳 

出版：上海文化出版社

本书将于2016年8月与广大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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