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个舒婷，把上海几家刊物的编辑“糊涂”在一起了。不过，关于她自己的行踪却说得很清楚：

“《福建文艺》在十月中旬办一个诗歌讨论会，为期十天左右，还有一个小说作者读书会，时间要两个月。他们要我国庆过后即到福州去，协助筹备讨论会，选编有关资料（因为将邀请北京几位客人，隆重些）。然后接着参加读书会，为的是照顾我，让我借这个名义写点东西。当然，还得交一篇小说稿。因此，座谈会结束时是月底，在这之前我肯定在福州。假如我交得出小说稿，那么元旦之前可能在福州。”

已经欠下一身稿债的舒婷，还不忘先给我们打了“预防针”：

“我不知道罗达成同志找我为了什么事？ 如果为了您们‘设想’的一组诗，我手头是什么也没有了，而且稿债如山，可以指望在读书会之间给贵刊一点东西，以示心意，质量不敢保证，尽力而为罢。”

相识之后

1980年10月，我去福州与会。那十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会，可以用“唇枪舌剑、惊涛骇浪”这八个字来概括。会议的主角舒婷，却寓于一角。就如后来刘登翰文章中所写到的：“现在，她就坐在会议室后排的一角。争论几度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她默默地听着，深度眼镜后面的眸子，有时澄澈，有时渺茫。”

在会议的空隙时间和晚上，我跟舒婷长谈过好几次，详尽地了解她的家庭和身世，她的三年知青生活，她的诗歌创作、成长和坎坷。舒婷忙得不可开交，压力也很大，但她感受到我们刊物的一片真诚。我们两个同属见了生人寡言少语，甚或有些冷漠，遇见朋友则滔滔不绝的人，那些日子谈得很投机，奠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基石，我的采访本满载而归。我已经想好找评论家刘登翰写她，但留了一手，万不得已时，我自己动笔。

刘登翰的老家也在鼓浪屿，对舒婷的人生和诗歌了解很深。他对之后去鼓浪屿采访舒婷的情景记忆犹新：“此次专程而来，住在鼓浪屿宾舘，每天到舒婷的家或她来宾馆聊天。彼此本来就是朋友，没有什么忌讳，可以无所不谈、无所不问，釆访还比较顺利。一周以后，我回福州写稿。彼时舒婷还处在争论的浪尖之上，用她的话说是把她的名字像皮球一样踢来踼去。初涉文坛的舒婷或许尚未见过，更别说适应这种阵势，有一次在讨论会上，在一个反对者极尽刻薄的挖苦中，竟忍不住掩面哭泣奔出会场。”

我们原本计划一月号用舒婷照片做封面，同时推出登翰的报告文学，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封面因为技术原因做不成了。而登翰的万字长文，虽然我写信催、电话催、电报催，但从十一月中旬拖到十二月初，还是脱期了——他早落过笔，但不断否决自己，因而丢失了时间和速度。

我翘首以待的登翰的稿子，是由舒婷于1980年12月23日寄出的，并附了信：

“刘老师昨天才把文章寄来，时间怕来不及了。今天下午我只好旷工半天，匆匆过目一下，就拿出去寄。他要我提意见，我是很茫然了。你是检查官，你来下结论吧。”

因为当时无甚“快递”，又怕稿件丢失，最佳选择只能是挂号加航空。但一挂号邮程就慢了，我先收到的竟是她隔天寄出的另一封信，退回了我发排后让她火速定稿的《抒情诗七首》。比收到稿子更高兴的，是舒婷信中那特有的真诚、友好的调侃：

“全国二十个期刊在鼓浪屿召开会议，我看见你们××杂志的同志，就想起你。不知为什么，我们熟悉得很快，并且充满了争吵，而跟他们，我就没什么关联，人是很奇怪的。”

“我劝你肚量大些，不要那么耿耿于怀嘛。你在大都市嘀嘀咕咕，害我在这里耳热眼跳的。”

另一封信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现在省文联正在办我的工作调动，还没有成，估计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下回罗编辑来厦，我就有时间陪你视察小岛，恭听你的酸言妙语了。”

确实很奇怪，我和舒婷在很短时间里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的每次通信中彼此都不乏“酸言妙语”。

调侃、“嘲讽”，嘴巴好“凶”

舒婷家的电话到1988年5月才装上，这之前我催讨稿子只有给她写信、发电报。

舒婷在上海时，斗嘴时总让我几分。我“威胁”她，态度不好，就给她买站票，让她一路站着回家。可是，一回到美丽的鼓浪屿，她又故态复萌、嘴巴好“凶”了。1982年如此：

“罗达成兄：说真的，信封写好快二十天了，稿件还改不下去。给尊兄的稿件自然要特别用心，否则，一个背脸不理，将来真的只好从上海站到厦门了。好歹把稿件寄去，用不用都是小事，只希望你百忙中抽点时间给我退回来。你现在一定很紧张，春风得意呀，也许轻轻的稿件你是不屑一顾的，我也认命了。”

1983年也如此，舒婷生孩子后，我去信问她：

“怎么没个音讯，在忙什么呢？ ”

她反诘中多有调侃和“嘲讽”：

“听说你成了名记者，又是中国几位有数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工作不胜繁忙，怎敢打扰您呢？ 我当然还在厦门，至少按规定独生子女的产假有四个半月嘛。我婆婆从海外回来管理家事，就这样，我和仲义还是被爱捣蛋的小儿子闹得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和顾城的合集样本已经寄来了。小城在上海，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他会送你。但如果你赏脸要我这边寄一本，我也不胜荣幸。——仲义说：罗达成会踢足球，他写的那篇报告文学是行家的眼光。我说：罗达成是个大滑头，他从足球运动员那儿偷了多少术语啊？ 谁对？ ”

还有一次舒婷来沪，问我怎么不给她回信？我这个能背出上千个联系电话的脑袋，不知怎的记忆竟出了差错，说是回过信或是电报。舒婷一回厦门，即来信声讨：

“你还是个大撒谎专家！你所编造的信和电报大概是发到阎罗殿吧？ 我还没到那儿报到嘛。”“欠了你在上海极尽东道主的大人情，只好赶快写信向你道谢。以免小公鹅又到各个编辑部去‘呷呷’地毁谤我。向你们的梅主编问好。还问问他是怎么管教的，居然有这么不诚实的部下？ ”

而且说没有稿子给我：

“现在我非常安全了，不必老听见‘我让你站着回去’的威胁，心情分外松快。只是没有诗，诗是产生于朦胧之中。现在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太具体了。”

后来，舒婷至少还有过一次赖掉稿约，信写得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你好！ 能想像出你拆我的信时那一副愤恨的模样。离开上海后生活发生了好多事，使我不能完成自己的计划，而‘大文汇月刊’腰肥气壮，稿源肥沃，是不会介意小舒婷的寒暖的，是吧？ ”

随后，她花言巧语，夸我们第十期上几幅插页漂亮——尤其是《星树》，还表示自己对诗配画有些兴趣，而且给《诗刊》搞过，如果我们需要，她很想搞一组：

“画由你们选和我选都可以。”

为了表明诚意，她特意附上一幅《奔月》并配上诗，作为“样品”。好不容易，还写了一句和解的话：

“快来信，别和我斗气！ 我服输了，还不行吗？！ ”

1982年，舒婷做妈妈，创造了人生最美好的作品——孩子，此后她有三四年时间几乎完全搁笔。作为特例，她也只是1982年夏天给了我《读给妈妈听的诗（外一首）》，且写于一年之前；

1984年深秋，给过我一首《怀念——奠外婆》。我能拿到的这点凤毛麟角， 已属不易。

直到1986年1月，她重回文坛，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后，才头一次给了我一篇散文《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那大概是她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本文作者系文汇报资深老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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