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诗人”陆在易。（均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艺术歌曲、合唱歌曲等声乐创作领域，陆在易的作品，无疑是这半个多世纪来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指挥家曹丁曾说：“我指挥过几千部作品，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华人第一流最好的作品。”在“2018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此言再次得到验证。一台“向经典致敬——陆在易作品音乐会”，创下了这老牌音乐节历史上最经典的火爆。

听上去像天方夜谭。3月中旬，音乐会一开票，便引起了疯狂抢票。除江浙周边城市外，远自甘肃、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海南等十几个省份的“陆粉”们，自掏腰包。仅四个小时，歌剧院网站门票便告售罄。新疆有位研究生，下手稍迟了会儿便没票了。不得已，直接求助陆在易：“票被抢光了，才四个小时啊！我后悔没有及时下手。”演出当晚，票面50元的门票，翻了八九个跟斗。不仅如此，音乐会的“强磁场”，吸引了全场观众，以致作曲家上台谢幕时，人们的情绪被点燃，罕见的欢呼声及如雷掌声，让他久久没能走下舞台。

一场以声乐为主的音乐会如此热门，并非偶然。1993年在上海、2010年在南京、2013年在北京和上海，陆在易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受欢迎程度也相似，被誉为 “国内最高水平音乐会之一”。

意犹未尽的观众，在网上纷纷留帖。指挥林大叶在微信里致意：“亲爱的陆公，指挥您的作品真是一种非凡的享受！深深被您的作品所打动！每一个音符都有生命力！这场音乐会让我终身难忘！”

陆在易甚感欣慰。音乐的能量是巨大的，它能让音乐大众找到高尚美好的情怀，精神得到升华，这正是这位德艺双馨的作曲大家一生创作所求……

在中国声乐界及合唱领域，陆在易的名气甚大，大江南北，铁杆“陆粉”无数，尊称他为“陆公”。这种崇敬，皆出自被他的音乐所俘获、真心喜欢他音乐的人。

无疑，陆在易的音乐，是诗性创作的典范，具有一种门德尔松式的优美和雅致，以及洗练明晰的结构。他的音乐，有个性、有品位、有风格、有极强的感染力，打动了音乐爱好者及业界人士，受到人们的广泛追捧与喜爱。

▲陆在易（右）倾听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的嘱咐。

诗人情怀——音乐中苛求“人性与艺术性”

建国西路，一个浓荫环抱的僻静小区。在陆在易的书房里，我们与他直面而坐。

书房不大，窗明几净。落地窗外，树影婆娑，悄无声息。如此闹中取静之地，有拒红尘于十丈外之感觉。可以想象，夜阑人静时，诗性创作的刷刷落声。

这位多产作曲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写有逾500首（部）各种不同体裁音乐作品，尤其是在艺术歌曲及合唱领域，造诣颇深，是当代中国乐坛具有代表性的一代大家。

陆在易写于不同年代的《桥》《家》《盼》三首艺术歌曲，获第一届（2001）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获第二届（2002）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作品奖；艺术歌曲《望乡词》，获第三届（2003）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作品奖。他成了连续三年折桂中国音乐界最高奖项的第一人。混声合唱《雨后彩虹》，深得众多合唱团青睐，并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五乐章的音乐抒情诗《中国，我可爱的母亲——为大型合唱队与交响乐队而作》，获中国音乐“金钟奖”及上海市文学艺术界最高荣誉奖；他的《祖国，慈祥的母亲》等多首艺术歌曲，成为高等音乐学院经典声乐教材；他的《游子情思》《葡萄园夜曲》等，成为各类合唱比赛的指定曲目，以及合唱参赛的热门曲目。在一次全国性合唱节中，竟有13支合唱团同时选唱他的作品；此外，他的《艺术歌曲集》《合唱作品选》《童声合唱选》《中国优秀合唱作品选》等乐谱专集，发行量突破3万册，成为音乐畅销出版物。

所有艺术上的建树，与作曲家“艺术至上主义者”秉性有关。具有诗人情怀的陆在易，其认真程度，如同患有“艺术洁癖症”，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不完美。这种秉性，既让他创作受益，又成了折磨他的无形“绳索”，有时让他不得安生，备受煎熬。

他创作的合唱序曲《在十八岁生日的晚会上》中，有一段女生领唱，声音要特别清纯，到二重唱时，又需要具有歌剧范儿。这样的女声，打着灯笼也难找。陆在易却心有不甘，四处寻觅。当听说云南有这样一个演员时，就为乐曲中几分钟的完美，他差一点飞往云南。

正因为对艺术近乎苛求，他的音乐才有了“真挚、坦诚、细腻、抒情”的主基调。从独特的诗意与音乐色彩中，你可以感受到这位音乐家中的“士大夫”，用音乐所表达“人性与艺术性”的诗人情怀。

当问及他“追求动听、追求个性、追求感人”的创作个性是如何形成时，陆在易回答：“可能我的作品只有一个优点，即：每个音符的的确确是从我的内心深处流出来的……我总结自己的创作，‘真诚’两字是核心。为什么？因为我的本性想抒发，想歌唱，于是走到这条路上去了。也就是说，真诚，没有任何虚假成分，是我一生坚持的创作定律。”

陆在易接着又说：“我的写作像说话，说最想说的话即真话。在写作时，我的纤维神经一旦触觉到虚假成分时，马上就会条件反射，本能地停笔而无法继续。即便已经写成的东西，也坚决去除，撕毁手稿，我要求每个音符必须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

这个创作定律，使陆在易成了一个固执己见、唯艺术至上的“孤独行者”。这注定了他的创作不随波逐流，远离急功近利。他坚持认为，那些貌似“新颖”或迁就于某种“客观现实”，是音乐创作的大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主见，是作曲家们应当毕生坚持的。

陆在易成了长年守望在这块沃土上的“孤鸿”，收获却颇丰，写出了不少深受人们喜爱并传唱的上乘之作。“我写有艺术歌曲四五十首，但自己通得过、认为能拿得出手的，也就十首左右。这十首作品，都成了高等音乐学院的经典教材，所以人们感觉好像我的作品量很多。”他说。

正因为每个音符都注入了生命，他的作品，音乐的本质更胜于表现，超越了歌曲本身，成为一门声乐艺术、人文艺术。

诗性创作——荡涤灵魂的爱国主义三部曲

▲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作品音乐会结束之后，陆在易（左）与指挥陈燮阳互相致意。

在音乐界，陆在易有“音乐诗人”之誉。

他的艺术歌曲，有着鲜明的歌唱性、抒情性及文学性。成名作《祖国，慈祥的母亲》，获奖作品《中国，我可爱的母亲》《我爱这土地》，无论是抒情性的、歌唱性的，都具有“文学与音乐、才气与灵感、作品与时代”完美结合的特质，成为荡涤灵魂的爱国主义三部曲。

有歌唱家说，“以往我们听过许多歌颂祖国的歌。可《祖国，慈祥的母亲》出来后，过去那种歌词、音乐语言及表达方式全变了。这首艺术歌曲，有振奋人心的呐喊、契合时代的叙述、娓娓道来的真挚感情、辉煌的赤子雄心，如同一部有不同情感转换和递进的清唱剧或歌剧”。

可贵的是，这三部作品，没有一部是委约之作，是作曲家真情抒发的自然流淌。他用最真挚、最清新的音乐语言，将“士大夫”“孤鸿海上来”的民族气节和情怀，诗化般地表达出来。

对于爱国主义题材，陆在易内心，有更深层的想法。“我从不写应景作品，绝不想急功近利，绝不搞投机取巧，也绝不随波逐流。在当今社会，绝对是吃亏的，但我不想改变……”

作曲家解释说：“我想说明的是，我反对写那种以政治说教代替艺术创作的所谓‘革命作品’，但十二分地崇敬《黄河大合唱》这类真正反映和体现民族精神的大作。”

“身为21世纪作曲家，我为什么会选择艾青1938年的诗作作为歌词？这的确令人不可思议。1938年是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苦难年月。在我的脑海中，这是爱国主义最浓郁、最赤忱的时候。艾青的诗句是：‘……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现代诗人所写的这类题材，抵不上这首诗作的赤诚。”陆在易说。

曾任中国音协副主席、上海音协主席的陆在易，更多时候，把自己看作是作曲者中的一员。但他却是音乐家中的“思想者”。社会的现实，常常令他陷入深层次思考。

他在10年前说：“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没有动力、没有信仰是最可怕的。改革开放已30年了，我国在各个领域尤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不能不看到，在文化界乃至音乐界，也出现人文关怀失落，传统美德、品行、操守面临异化和丢失的严峻现实……”

面对“今天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前所未有的丰富，可人们为何却总感到不满足、不幸福”这一现实问题，陆在易常常在心里问，我们该做些什么？文化又该做些什么？

某次创作会议，忽然给予他启发。有人提议，能否以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为蓝本，写一部大合唱？陆在易动了创作念头。这与他内心“崇敬真正反映和体现民族精神”的本性不谋而合。

然而，五个乐章的大型音乐抒情诗《中国，我可爱的母亲》的创作，却令作曲家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炼狱”。

这一年零八个月，刻骨难忘！其中整整半个月时间，作曲家的身心，处于颤抖的状态。尼采称这种创作状态是“艺术病理学”——即痉挛的激情，亢奋的敏感，有时大声嚎啕，泪流满面，艺术家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

在写作时，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变成了一幅幅鲜活的画面，蒙太奇般闪现在他脑中。

回忆起那些日子，陆在易至今仍很动情。

“在《可爱的中国》一书扉页上，刊有方志敏在狱中的大照片。一张是戴手铐脚镣；另一张是满脸胡茬。我把它放在钢琴上，一抬头就望见他。此时，我们俩仿佛跨越了时空，在促膝长谈。渐渐地，我们的灵魂走近了，相互交融在了一起……我仿佛看到牢笼里的方志敏，心系着国家的安危存亡，人民的苦难，发出发自肺腑的呐喊。渐渐地，中华民族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一幕幕在脑际闪现，我心灵颤抖了，颤抖得不能自已。这种状态，延续了近半个月，全都反映在音乐中。评论家戴鹏海说‘你用灵魂在歌唱’。他说对了。”

神秘的灵感来袭了。作曲家深刻感受到，使一个人深深震撼颤栗的某种东西，突然以一种不可言说的准确和精细，变得可见可闻；思想以不容选择的必然性获得形式，一切都以最迅捷、最正确、最单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己，一切语言宝库向自己突然打开。

显然，这种状态，高度反映了人性，成就了作品。作品所赋予的深刻使命感、责任感和精神力，已经超越了歌曲本身，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当时，朱践耳和其他专家听了已完成的两个乐章后就非常激动，迫不及待地希望陆在易拿出来先排演……

一年零八个月后，陆在易拿出了这部中国合唱史上不可多得的“荡涤灵魂之作”。

“《中国，我可爱的母亲》上演后，我曾经与朱践耳探讨。我告诉他，这部作品最让我动心和嚎啕。说完，眼泪竟然止不住地流淌。朱践耳说他深有同感，写到最心动的音乐时，常常会热泪盈眶！”陆在易说。

陆在易感慨道：“这样的经历，只有这么一次，这样的作品，我再也写不出来了。”

诗意作品——“有我的童年记忆和影子”

“歌词永远是歌剧音乐最孝顺的女儿”。普契尼说。陆在易将此视作座右铭。

创作中，陆在易对歌词的要求到了登峰造极地步。他要求歌词既要有文学性、音乐性、思想性、艺术性，又不能带任何功利色彩、虚假成分。因此，他的艺术歌曲文学性和音乐性都很强。而歌词中，却蕴藏着作曲家儿时的影子，有生活，有思想，接地气。

“一部好的作品，其实就是社会的真实反映。我绝大多数作品，都带有主人公的色彩。艺术歌曲《桥》就是，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家乡抓鱼摸虾的经历，我是写不出这个精致小品的。”陆在易说。

浙江余姚，给了作曲家太多记忆。在家乡，随处可见的小桥，抹不去，忘也难，常常鲜明地浮现脑中。两三块长条形石板，便成一座小桥，横亘在清澈小河或小溪上。石板旁，板缝里，长满着藤萝或野草。纵横交错的水道桨声灯影，或烟雨迷茫中、或空山新雨后，像一幅幅水墨画。而今，一切已不复存在。但隽永的水乡景致，被陆在易留在了《桥》《家》《盼》《望乡词》等艺术歌曲中。

诗意性的创作经历，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话题，转向了他的儿时生活。当年，这个光着脚丫子的余姚农村少年，是如何走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

▲新作品公演前陆在易（右）聆听贺绿汀老院长教诲。

“听说你考上音附中时，得到贺绿汀指点？”

“我二哥是当地小学的音乐教师，不仅二胡拉得好，还喜欢唱歌。所以二哥从小就教我拉二胡，吹笛子。可能他发现我有音乐天赋，小学毕业前，二哥让我写信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信中，我言辞恳切地诉说一个农村孩子渴望学音乐的愿望。很快，马办来信了：‘马院长正在参加国际评委工作，不能亲自给你回信，你身在浙江，离上海近，建议你与上海音乐学院联系。’二哥知道，上海有大名鼎鼎的贺绿汀。于是马上让我照葫芦画瓢，给贺绿汀写了一封信。幸运的是，贺院长回信并寄来了上音附中的报名单。这可把学校音乐老师吓着了：这孩子并不出众，怎么能考上音附中呢？”

作曲家饶有兴趣地说着往事。

陆在易怎么也没想到，儿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发展，竟然如此重要。时至今日，他对贺绿汀充满感激之情。“贺院长惜才爱才，以致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村孩子如此上心，实在令人敬佩！”诚然，11岁的陆在易没有辜负贺绿汀的厚望。在余姚前来应考的十几个考生中，唯有他，以拉得一手好二胡被上音附中录取。当怀揣名校录取通知书回乡时，他如中了状元一般，消息瞬间传遍十里八乡。他记不清自己是如何回到家中的。一路车船票，都是素昧平生的路人，为他掏的腰包。

说起这事，作曲家爽朗地大笑起来。

也许从小生长在景色秀丽的浙江余姚，陆在易对大自然有一种本能的眷恋。“我喜欢到大自然中去。有一次去云南采风，为看一棵古茶树，几乎徒步走了一天。我特别喜欢西双版纳这样的地方，在热带雨林的奇异景观中，人和自然，似乎完全融为一体，身在其中，你可以思考各种问题。”陆在易说。

继而他话锋一转，从大自然引申到音乐创作。“有质量的音乐创作，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音乐家长时期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悟化为自己艺术语言的体现。我便是抱着这样理念，走过数十年的创作生涯的。”

事实上，他的作品，就是集历史、生活、社会的感悟，并将此化作旋律的最好见证。

专家建议：国际城市应创作出国际级艺术作品

▲陆在易为观众签售他的文集《音符外的话》。

在艺术歌曲和合唱领域，陆在易是一个“田野守望者”。

当被问及为何痴情于这一领域时，作曲家反问道：“艺术歌曲对陶冶国民情操的作用，不是其他歌曲能替代的。难道我们不该守住这块阵地，写出更多好作品？”

作曲家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现状堪忧，鲜有人能潜心创作毫无名利可图的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难，难在哪里？它需要相当的技法，相当的修养，相当的社会感悟。没有技法和修养，绝对写不好艺术歌曲。此外，它还需要除却浮躁，耐得住寂寞，放得下名利而静心创作……”陆在易说。

然而，方兴未艾的合唱事业，让陆在易感到欣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普及合唱的大国，群众性业余合唱团层出不穷，难计其数。可喜的是，这是人民群众的自发行为。

为此，陆在易希望在有生之年通过自己的呼吁与努力，恢复“上海乐团”建制。

历史上的上海乐团，是中国第一支专业合唱团，也是中国文化的“上海记忆”，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辉煌。早年的中央乐团合唱团，就是在上海乐团的人才支援下建立的。

当年的上海乐团，演出了大量中外音乐作品，是全国上演《贝九》《卡尔米娜布拉纳》的最早、最多的乐团。乐团设有“独唱、二重唱、四重唱、八重唱”组，走出了胡晓平、黄英、靳小才、黄惠芳、张世民等一批响当当的声乐名家，对中国的音乐发展，特别是声乐作品创作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年，日本大作曲家团伊玖磨曾羡慕地说：“上海乐团是中国的骄傲。”

而今，音乐界不少有识之士在反思：近年来，上海为什么难以出现有全国影响的各类声乐作品，因为肩负这一任务的乐团没了（歌剧院是以演歌剧为主的单位，它的训练及发声，与音乐会合唱团完全不同），作曲家、歌唱者的阵地没了！

这位卸任的上海音协主席恳切地说：“要把上海的音乐文化建设好，音乐院团布局中少不了‘以声乐创作、表演为宗旨’的团体。中国必须保持几支职业合唱团，起码北上广应该这样。中国正在从合唱大国向合唱强国迈进，尤其需要一个示范性的专业合唱团。”

陆在易还说：“我渴望，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能创作出与这个伟大城市相称的、有震撼力有个性的交响乐、歌剧、音乐剧和大合唱以及包括流行音乐在内的音乐领域所有品种、体裁和多种层次的国际级好作品！”

作者：特约撰稿 施雪钧 李建林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叶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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