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堂新书《大国坚守》袁鹏序:学者读者如何推动国际热 | |
2019-05-09 07:00:53 作者:袁鹏 |
【导读】: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文汇讲堂第六本著作《大国坚守——中国外交在十字路口的历史抉择》昨天出版。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钱方针、责任编辑吴雪梅的付出,使得新书在主体内容“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最后一讲2月24日结束后的2个半月就得以与读者见面;感谢文中16组精彩演讲的学者与7位学术人生的传主的大力支持;也感谢所有讲座中百余位提问听众和司俊飞、陆诗怡、谢怡华、金梦、丁怡等历届实习生。没有大家在起点到终点过程中的点滴付出,无法让这本厚重的著作及时面对更广大的读者。《大国坚守》是中外知名外交专家、学者对中国外交尤其是十八大后新变化、新应对、新实践的深刻思考、通俗表达。既聚焦中美关系八年、也包含新近年的中日、中欧、中俄、中非等双边外交,更有G20杭州峰会及“一带一路”等主场外交分析,体现了专业解读、正确引领。好看,好读,却不缺乏深刻、深思。今分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为新书所作序。 (文汇讲堂负责人 李念)
手头这部还散发着墨香的作品,既厚重丰富,又鲜活灵动,堪称中国媒体人和国际关系学人精心合作与深度融合的精品。这里面的讲者,亦师亦友,都是活跃在研究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大家、大咖、领军人物,难得被“一网打尽”,读者可以尽饱眼福;而促成此事的李念女士,可谓殚精竭虑、用心良苦,个中体味,在她的后记中可窥见一斑。要为这样一部作品做点推介,深感“力有所不逮,技术有所不及”,只能发表点随想,弥补几度爽约的遗憾。
文汇讲堂把学术人格化、市民化、普及化
《文汇报》能有“文汇讲堂”这样的栏目,汇聚如此多的各领域一流学者,并将学者与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拉得如此之近,其匠心独运,恐怕与上海这座城市和“海派文化”有关。对所谓“海派文化”“上海文化”,北京的杨东平教授、上海的余秋雨先生在书作中,都曾有精妙的论述。概言之,中国传统文明在上海这个面向世界的大都市,历经欧风美雨,酿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品质,成为糅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现代市民社会文化,既开放包容,又求真务实,更兼有一种细腻精致,带着一丝“小资”。“文汇讲堂”某种程度就是这些特质的具体体现。针对市民关心的重大国际热点问题,讲堂分专题请京沪两地大家发表演讲,然后安排一位同样重量级的嘉宾现场点评,或彼此呼应,或拾遗补阙,相互补台,相得益彰,真正把一个问题讲透了。如若还嫌不够,或者意犹未尽,则还有现场听众对嘉宾刨根问底式的提问环节。千万别小看了上海的听众,里面藏龙卧虎,不乏专家级的长期忠实听众,高手还真是不少。编者最后去粗取精,进行二度深加工,将其中最精彩的内容全面呈现,使讲堂不仅有鲜活的现场版,更有深度的文字版。人们最感兴趣的恐怕还不只是这些,而是讲堂对演讲嘉宾所做的配套式学术人生专访。透过近万字的学者人生履历和学术轨迹,读者可以更加立体地了解一位学术大家的思想脉络,进而对其演讲内容和观点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如此这般,“文汇讲堂”把学术人格化、市民化、普及化了,既保留精英精致本色,又接地气、有人气,可以说做到了精致、极致。
国际热需要严肃的媒体和负责任的学者
近年来,继“国学热”之后,国人似乎又兴起了一股“国际热”,且比“国学热”犹有过之。国际问题不仅成为街谈巷议,而且“人人皆是专家”。谈起特朗普,一个大学教授未必就比某“票友级”出租车司机或天天看《参考消息》《今日关注》的老同志高明多少。至于中美贸易摩擦、南海台海、朝核伊核、钓鱼岛黄岩岛等问题,更是大众关心、万众瞩目。相关国际时评充斥各种公众号、朋友圈,鱼龙混杂,高低错落,分不清哪些是专家之言,哪些是网民之见。读者网民如此热衷跟踪、关注、谈论国际问题,且头头是道,全世界超过中国的恐怕没几个。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确已历史性地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和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沿,“一带一路”已经延伸至全球各个区域,中国与世界相互深度交融,内政与外交已经密不可分,中国的自转和世界的公转同频共振,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互为因果,世界的局势变幻开始深刻影响到寻常巷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人们空前地关注国际问题,自然毫不奇怪。二是网络技术及平台的空前发达,兼及各种新兴智库、新兴媒体助阵,各种资讯异常丰富多彩,且及时传递,类似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的次日,其演讲中文版全文即已上线的事儿,已见怪不怪。因此普通民众和专家在讯息获取方面的差距可谓历史性地缩小,专家们要讲点老百姓不知道的东西还真难,反过来使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度、参与感和自信心大大提升。三是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史学、文学、经济学等,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理论的本土化也才刚刚开始。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学科建设、理论建设、人才建设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起步晚,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老一辈从事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学者多是外语、历史、哲学、科社专业出身;新生代学者们虽开始受到更加专业化的训练,但长期受西方“三大主义”浸染,观念、方法、套路往往如出一辙,创新性有待加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际关系专业甚至国际关系学院近年来在中国各地高校呈井喷式增长,各式各样新型智库也呈百舸争流之势。但细究起来可见,“有库无智”“有院无学”的现象也随之滋生。少数机构、人员为走捷径,往往借助媒体抢镜、发声、出名,媒体也乐得省时、省力、省事,两厢嫁接,你情我愿,形成一种特殊的共生体,进而成为塑造大众观念的主要平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弥漫开来,不仅影响到普通民众的世界观、中国观,甚至一些非专业的政界、商界精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也被无形塑造。理性平实的观点难以有效传播,哗众取宠的论调有时反而大行其道;各种形式主义的论坛、会议越来越多,热闹有余,沉淀不足,成为当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值得警惕的现象,但其所掀起的国人对国际问题关注的热度不减,则是不争的事实。
总体而言,人们对国际问题加大关注,本身不是坏事,这是中国由大向强转进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唯其如此,中国当下尤其需要严肃的媒体人和负责任的学者,于喧嚣浮躁中静下心来,以专业的精神和操守给大众“传道授业,释疑解惑”。“文汇讲堂”显然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所邀请的专家学者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其专业水准自有读者去甄别评判,由时间这个坐标来裁决。
认识美国智库,树立中国智库的使命
作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除将研究所得传递给大众,影响舆论、塑造观念外,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给全面冲刺两个“一百年”、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发展建言献策,提供建设性、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的思考。自2015年底中国宣布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以来,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成为中国社科领域和国际关系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什么是中国特色智库?智库的主要职责是什么?迄今见仁见智,仍在探索之中。由于现代智库在美国发展得最好、最快,也最繁盛,人们自然将美国智库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例如,美国智库热衷举办各式各样的会议、爱出版各种公开版报告小册子、善于利用媒体,中国一些智库近年来也开始热衷于此。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中美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重大区别甚至根本不同,智库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同一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相契合,简单地模仿、跟随,恐怕会走上一条智库发展的弯路或歧路。还是以美国为例,智库之所以热衷开会、出小册子、塑造舆论,是因为这是其两党政治下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渠道,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智库而言,这是舍近求远,完全没必要牵强附会、机械照搬。再比如,美国智库最爱强调所谓独立性,认为中国智库多依附于政府,根本无法做到独立。但事实上,美国智库的政治倾向、思想倾向之明显乃至观点之片面性、选择性,其实远比人们想象得要严重。且不说一些党派色彩浓厚的智库政治取向大相径庭,即便是标榜政治中立的智库也难以做到真正的独立性,由于这些智库的思想产品都由相关的企业或利益集团资助或购买,绝大多数智库事实上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因此独立性只是相对的,千万不能绝对化。而美国智库标榜的所谓批判精神,也更多体现在两党制下的互相攻击,以及对别国政策毫无忌惮的公然指责,其政治性其实十分鲜明。最讲多元的美国智库,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要么一边倒地支持,要么集体“噤声”,很能说明问题。而美国智库一些重要的成果,其实也是根据美国政府的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冷战结束之初的“历史终结论”和特朗普现象催生的“民主衰败论”出自同一学者笔下,颇具讽刺意味。
因此,中国智库完全应该有自己的定力,应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探索自身特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力资源。事实上,考察美国智库发展演变的轨迹,其缘起、发展、繁盛大体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战之后、六七十年代以及冷战后,几乎与美国崛起、成为西方霸主、国家转型及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等重大发展阶段相吻合,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日之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期,最需要的就是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比如如何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经略周边,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衍生出的新问题,如何平稳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的来临,如何推进新时代的和平统一大业,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发挥作用,等等,都需要成系统的答案。即以最近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不同场合反复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指出,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而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总书记则又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世界变局论”“中国机遇论”“发展风险论”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论述里,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如何?彼此关系是什么?内在逻辑如何解读?这些历史之问,亟须学者们给出回答,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准确把握世界大势、中国方位及发展环境。不止如此,学者们尤其是智库的研究者们还应肩负起更大的责任,破解发展难题、化解潜在风险、布局未来战略、谋划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说,只要想思考,就有无尽的题目;只要想作为,就有无穷的空间,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因为,这是一个新时代,也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呼唤美文雄文的时代,更是一个需要真知灼见的时代。这是中国智库的使命,也是中国学者的责任。唯有先把这些本原性的东西想清楚弄明白,才可能给公众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才可能给世界真正发出中国好声音。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19年3月15日
作者:袁鹏
编辑:周俊超
责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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