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金灿荣37岁，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评上研究员；2010年后，他已步入知天命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副院长多年，因常常上电视解读国际形势——敢说，说得在理，理由表达幽默生动，被网友拥戴为“金政委”。如果不是2015年金灿荣被评上教育部长江特聘学者，千万网友们几乎要忘记他们喜爱的“金政委”更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要知道，在国际关系领域，获得“长江学者”殊荣的目前也仅有五位，2018年底他又收获了迟到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誉。

今年5月，美国单方面将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金灿荣的声音、解析也在各类媒体高频出现，且立场坚定、观点一以贯之，他同时不断受邀于中央党校、各地方政府讲座。尽管劳累，有时也难免留下不周密，但如名字里的灿烂、荣耀这些阳光意象，金灿荣总是温文儒雅，笑中有箭，有始有终。如同他年少时就爱做有些小冒险的人生选择一样，金教授和金政委的合二为一，就是一例。他让民众看到了学者的专业功底，让学者感受到学术的辐射半径，其间的智慧、平衡、努力也赢得了尊重。

6月12日晚，记者拨通电话，走进“金政委”的学术人生。

金灿荣著作《大国来了》，华文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小冒险一：高考前7个月，弃理攻文

其实，少年到青年之际，金灿荣有着不少叛逆壮举。在小学三年级时，金灿荣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旋即招呼同学在家成立了有模有样的“游击队”，结果被老师狠批一通，还撤了班长一职；1984年至1987年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读研究生时，他带头推翻了不得人心的研究生会，还和同学学着“三权分立”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章程”，血气方刚的他两次领导食堂罢餐。“激进是成长的必要经历。”回忆往事，金灿荣对另一小冒险颇感自豪，那就是高二时的弃理从文。

7个月内急背史地，拿下武汉市文科状元

金灿荣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也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经常是全年级第一名。“因为都是在普通的职工子弟小学和初中，等考上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成绩就不突出了。”得失总相伴。文艺演出多于他校的职工子弟学校却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天赋。金灿荣向记者回忆，小学时，他和同学一起写三句半和相声，结果三句半被录用了。年少的他兴奋无比，更积极地向邻居大哥哥大姐姐借书看了。“在同龄中，我的阅读面算是很广的。”这导致他在五六年级就近视，初三必须戴眼镜了。学校也经常举办运动会，乒乓、篮球是他所擅长，他还是60米、100米径赛的纪录保持者，“因为好奇心和好胜心，在无师自通中掌握一件件技能，无比快乐。”

在省中，和今天一样，“火箭班”是标杆，那些理工科突出的学生被选拔送入中科大少年班。“除了作文好外，我的数学和英语还是很不错的。”尽管如此，他毅然决定改学文科，为此，只能转到了普通中学武汉市三角路中学就读，因为省中并没有文科班。和《楚天都市报》2007年报道中所说的“转校后如鱼得水”略有不同，金灿荣回想，“我也加入了应试行列，只有7个月了，整天背历史、地理和政治。”

金灿荣考了447分，是1980年武汉市文科状元，位列湖北省第二。记者查到，第一名是453分，“那年我也去问了，但他们没有告诉我。”金灿荣有些诧异。

工人家庭快乐的清贫、阳光的求知

金灿荣出生在铁路工人家庭，父亲是顶梁柱，他的聪明好学营造了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父亲6岁失母，13岁失父，成了孤儿，年幼时曾随兼职教私塾的祖父识了一些字，但没进过一天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铁路工厂夜校学习，考出了大专文凭，几个姐姐的成绩都很好，金灿荣也深受父亲影响。由于家中仅靠父亲一人挣钱，买过期水果是金灿荣的童年记忆，但全家非常快乐并以父亲为豪。虽是普通工人，因为有了小发明，父亲成了罕见的“工人工程师”，“钳工最高段是八级，但父亲的段位却是八级半。”1957年父亲因此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也见识了北京的风沙，在父亲的建议下，金灿荣的高考志愿从北京变为了上海的复旦大学。第一志愿是复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国际政治系。

小冒险二：本科硕士苦练“纵横家”本领

尽管为自己的命运做主了一次，但本质上，金灿荣觉得自己还是“随遇而安”者。那年招生的老师是国政系的武汉人，“掐尖”让金灿荣进了第二志愿国际政治系。金灿荣又做了小小的冒险——蹭课和辩论。

蹭课和论辩，复旦院里的阅读者

如今是上海美国所研究员的同班同学潘锐回忆，当时，金灿荣的专业成绩相当不错，展现了学术潜力。“我渐渐发现，国际关系有点像古代的纵横家，除了也要敏感外，还要深厚积累。”纵横家当然要有更广博的知识，“历史让人明智，哲学让人深邃。”金灿荣开始去历史系蹭课，因为三分之一的课堂时间还是聚焦在主课上，于是，他大量通过自学，尔后在课堂上检验；在哲学系则主动结交同学，以便有更多交流。食堂、宿舍、图书馆或教室，成了金灿荣的三点一线。“我比同龄人阅读更多一些。”因为结识了不同专业的同学，他还自发组织了周五的辩论赛，“就是一杯清茶，在寝室里对同一个话题从不同角度相互争论。”金灿荣回忆。他觉得辩论让他把学到的知识及时地转化到应用之中。“受益匪浅！”

虽然不是高考恢复后的77、78级，但当时班级里还有55年、57年的大同学，而金灿荣、潘锐等应届生，其实也赶上了十年的尾声，“我们那时每年去十六铺码头义务劳动。”进入大学后，和77、78级，79级同校，海绵般汲取知识也是金灿荣的写照。“我后来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知识结构基本都是复旦大学时期形成的，以后就是不断地修正、丰富、更复杂化。”

1984年大学毕业，班级里四分之一学生考研。“我当时觉得从政、经商、做学术，自己都行。”记者询问此前报道中这句话的缘由，“年少轻狂呗。”成绩不错的金灿荣考入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美国所里见证社科院“活着的神”

1984年至1987年，金灿荣就读中国社会科院。“那是社科院培养人才的黄金时代。”他跟随的导师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权威人物李道揆先生，李先生1947至1950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写下代表作《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不仅专业导师赫赫有名，整个中国社科院也是大师云集，接踵而至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开讲座。再度回忆起来，记者还能从金灿荣的电话那头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浸润感——“那时讲经济有刘国光、董辅礽，谈法学有王叔文，于光远亲自上自然辩证法，钱钟书讲翻译。”金灿荣赞誉，这些泰斗级的人物都是“活着的神”。而同辈的同学中也是“人才济济，高手如云”，这八个字后面又有无数的故事呼之欲出。

金灿荣导师李道揆先生的代表作《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三年的专业学习，他交出了获得好评的论文《联邦行政机构的一仆二主》。金灿荣深化了国际问题研究的认知，而广泛阅读也为厚积薄发打下了基础。同时，他形容，“激进的行为慢慢变得理性，也因为国际问题研究里会涉及国家利益，需要稳健。”

1987年7月，25岁的他经历了复旦本科、社科院美国所硕士几个最强大的学术机构的熏陶，又幸运地留在了美国所，八位同学中仅有两位。此后，他又在职去自由、包容的北大国关学院获取了博士学位。

小冒险三：主动选择留在国内见证历史

从1987年留在美国所到2002年离开，中间有很多机会留学美国，但金灿荣主动选择了留在国内，这也需要一些小冒险，因为很多研究美国的同业都首选去美国深造。如今，金灿荣已经去过70多个国家，美国出差开会也不下100次，但至今他依然肯定当年的抉择，因为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他的专业从美国政治制度、美国外交、中美关系慢慢扩展到中国外交。

决定留在国内见证历史巨变

1992年，金灿荣获美国新闻署的“国际人才计划”项目之邀赴美观察一个月的大选。在那里，除了亲历比尔·克林顿如何击败老布什，他还看望了出国5、6年的本科同学和研究生同学，“尽管他们享受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并没有什么成就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而1年前苏联解体让他心里很添堵，也逐步反思自己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西方的民主有可能对中国不利。”金灿荣琢磨，苏联的知识精英曾那样迷信西方政治，一味模仿，却忽视了民众的生活提高，最终和其他原因一起导致解体。中国的变革究竟该朝哪里走？直觉中，金灿荣感到中国会有大变。“虽然自己未必在一线，但至少在国内，我可以见证这些变化。”

立志在国内发展后，每次的出国也显得身份清晰，目标明确。1993-1994年，他获得福特基金资助，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访学一年；1995年，他接受亚洲基金在新泽西州的拉各斯大学政治学系待了2个月，跟随本杰明·巴伯教授研究美国的市民文化。回来后，他写下《美国的政治文化分裂与政局演变》一文，文化维度引起业界关注；第二次，他写下了《美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民主》，他进一步得出结论——美国制度虽然很好，但未必合适中国。1996年，他再次受邀观察美国大选，此时，他已经是美国政治研究室的副主任，兼任美国所科研处长。

再次长时段去美国是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合作项目中，他作为人大首任派驻教师前往授课，给MPP、MPA上一个学期的《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中国外交政策》，合3个学分。那时，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事务逐渐进入美国人视野，因此，美国硕士生们充满了好奇，他的课有23人选修，在研究生课程中人数算多的，过年时，他会教学生包饺子，他的讲课更是获得一致好评。以至于2007年，他第二次被派驻，那一学期，他被频繁邀请外出开研讨会，“八周内飞了十次。”可见美国学界也是极为渴望了解中国发展。

金灿荣在《今日关注》《防务新观察》等电视节目解读时事

中国视角就是把中国作为自变量

人生常常会遭遇诸多的十字路口，有些人会经常性处于抉择状态，在金灿荣看来，既然选择留在国内，那就安心治学。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主攻问题研究的学者，他的专长是美国内政和外交、中美关系，金灿荣所接受的一流学术训练加之十几年的摸索，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治学特点。

电话里金灿荣概括了三个特点：首先是强调问题意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1930年代就有时事评论等雏形出现，建国后在苏联体系影响下，国际共运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占比较大。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引入，从1990年代到2010年的20年间，西方主流理论的三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纷纷传入国内，英国学派、批判理论、依附理论也逐一登场，传播借鉴非常充分。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国关界逐步开始探索中国的国关理论，五角场学派、清华学派、外交学院学派等多种探索为“中国学派”增添内涵。

比起理论研究，王缉思、袁鹏、黄仁伟、金灿荣等中美关系问题学者更关注现实问题，只是切入的专业角度不同。从个人兴趣而言，金灿荣也更喜好可以得到实践检验的问题研究。其次，金灿荣更注重历史感，他的纵横家的历练也成为一种储存。“这些年，我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中国视角。”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只能适应世界，金灿荣不以为然，他认为，“近年来，中国逐步成为了自变量而非因变量”，这是他分析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

问题意识、历史厚度、中国视角，这三点不仅体现在学院派的学术中，也外溢在面对公众的时事解答中，于是，一个备受欢迎的“金政委”出现了。

小冒险四：做好“金政委”而把写书延后

2011年年底，金灿荣在回答《南方人物》杂志年度50风云人物的访谈中曾说“小文章写了几百篇，不成体系，未来10年内，我计划写两本书。”说这话时，网友刚给他冠以“金政委”的赞誉。此次，记者询问是否无暇完成出书愿望时，电话那头嘿嘿一笑，“嗯，已写的只是急就章，并不满意。书仍在计划中，一定要写，一定会写。”

个性化语言源于前辈李慎之的治学指点

“金政委”的出处非常统一，伊拉克战争期间，全国掀起国际热，电视台直播解读火热，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少将常在央视解读点评战局，因为有误判被网友嘲讽为“战略忽悠局”，后来，金灿荣也加入《今日关注》《防务新观察》等电视节目解读时事，常和张将军搭档，两人非常默契，而金灿荣幽默生动的风格深受欢迎，便被网友赞为“政委”。记者2003年在文汇报国际部工作，就曾采访过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并不曾有语言幽默的印象；在2010年后，确实常常为他的形象比喻所吸引，比如：美国是团支书，中国虽然是中等生，但是却是进步最快的学生，如果让中国做班长，不是就能为美国分忧了吗？在2018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金灿荣做了一个比喻：美国自己得了重病，却指责是其他床位的人所害。一言中的。

在电视节目解读时事中，金灿荣常与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少将搭档

说到其语言的幽默生动，金灿荣坦言“其实要用形象、直白的语言把国际形势说清晰并不容易”。但这却是他治学的一个指导思想。

1987年他幸运地留在美国所，领导安排的工作是担任《美国研究》的责任编辑，他满肚子不高兴，通常认为做研究才是正道。但不久，他很快通过编杂志熟悉了这个学科的布局、各领域的领军人物，也觉得受益非浅。最大的馈赠是，当时的主编就是创刊者、美国所所长李慎之，他经常指导金灿荣改稿，“做学问要会用大白话讲复杂道理，如果只会用拗口的专业术语表达，一定是没有学好。”这个治学风格深深烙在金灿荣内心。

有一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来北京，金灿荣在接待地北京植物园的黄叶村饭店的大堂里，看到一幅启功先生的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他顿然有种小学写三句半的醍醐灌顶，浅并不是追求，但简要、显白，却是目标。于是，网友要求签字时，他就会写这两句话，因此，金灿荣粉丝团的网页上便挂有这幅对联。

不让事态“飞一会儿”，就容易分析不周全

网络是众声喧哗处，赞誉者会力挺金灿荣知识面“宽”，但也有人会觉得诸多形象的比喻不够严谨。对此，金灿荣不讳其言，“国际时事的即刻点评本身就存在风险。合理的做法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他分析，有时事态是复杂的，剧情会有反转，但民众往往有“信息饥渴症”，这种情况下，专家只能做简单的事实归纳，凭知识积累去做推论。对于一些极端的挑刺者，金灿荣又出金句：有些人的使命就是断章取义地挑刺，这类人性格有缺失，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他强调，何谓专家？就是一方面专业知识极好，你要求他方方面面都是专家，不是求圣人或求神吗？

如何评判学者的即时点评或者文章解读是否有含金量，金灿荣也给出了自己的两条评判标准，一是学术功底，二是对复杂问题的把握能力，不以偏激取胜。

如果知识界长久失声，终将被社会抛弃

和以往的国际时事相比，发轫于2018年3月的中美贸易摩擦旷日持久，也变化无常。去年较多的学者发声做研判和解读，但进入今年5月后，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升级后，时局变得复杂。5月中旬，金灿荣接连在《环球时报》等多种媒体发声——5月12日，在央广网《中国有三张王牌打赢贸易战》；5月14日，在新浪《中国的发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谁都不欠》；5月16日，在《环球时报》“中国是纸老虎？打一打，让美国人找找理智”。他给出了美国在犯根本性错误的判断。

对于国关界较为谨慎的态度，金灿荣一方面表示了对同行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一种担忧，“在国家面临难题时，知识界要有人站在中国立场，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分析，去向民众解释并给决策层拿出建议。这也是学界得到民众认同的前提，反之，时间一长，总有一天会被社会所抛弃。”

今年5月，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升级后,金灿荣接连在多种媒体发声

1954年，武汉遭遇洪水，父亲守在机床旁三天三夜不曾离开。8年后出生的金灿荣也将父亲不离不弃的执着用在了学问上，他对生命充满着敬畏，认为做事一定要有节制。回顾自己性格的转变，罗素的话说到了他心里：年轻时没有激情，就没有创造力；年长了，还只有激情，就是没有战略定力，没有把握力。尽管受到网友的厚爱，但以个性语言、平衡态度、解决问题的目的的国际问题和时局解读，才是他的初衷。临近午夜了，电话那头，金灿荣说“我最喜欢大家叫我老师或在社交场上的教授，如果称我政委，我也不反对，就被动接受呗。”

从这一点而言，生动的“金政委”依然是服从于厚积薄发、勇于担当的金教授。

（采访于6月12日，初稿于6月14日，刊于134期文汇讲堂小报）

作者：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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