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一位刚抵达的旅客戴着口罩与家人拥抱（图源：中新社）

【导读】新冠疫情让人类进入更多反思。文汇报记者李念日前邮件和微信访谈了美国波士顿学院特聘教授、哲学系主任，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席（2018年8月在北京举办，创下多项纪录）德莫特·莫兰（Demont Moran）教授，作为世界著名的现象学家、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席，此前一直服务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莫兰教授在波士顿学院组织师生们以网课抗击新冠疫情。4月17日，他的邮件回复中，谈及了对中国抗疫、美国抗疫中节点事件如对世卫组织的污名化等的看法，同时也展开了哲学家对真理、信任、自由、生活世界等命题的反思。

始终保持和武汉高校的联系，感谢为我在爱尔兰的护士女儿筹集口罩

文汇报：昨天是中国清明节假日（4月4日），中国举国哀悼新冠肺炎疫情中牺牲的烈士和逝去者；我们也看到美国确诊病例是30.5万，死亡人数8400余例。世界确诊人数已经到120万，全球共此凉热，让人揪心。您所在的波士顿学院和哲学系现状如何，是否都安好？作为系主任，您肩负着保护哲学系这些智慧大脑和未来反思世界的学子的责任，您采取了什么措施？

莫兰：首先，距我们在北京召开的重要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年8月）已经近两年了，我很高兴和中国哲学界以及国际哲学家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增加。得益于现代通信技术，我们彼此保持联系。这意味着我实际上是一直在和武汉高校的同事们交谈，并且我很早就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种病毒的严重性以及中国人民为抗击这一流行病所做的巨大努力——他们为抗疫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包括他们的健康和整个生活方式。确实，我的中国朋友们一直在帮助我和我的家人找到口罩——我的女儿是爱尔兰一家医院的护士，奋战在抗疫一线。

莫兰在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开幕大会上致辞

最初，美国流传着错误信息，如不比流感严重，个体免疫等

最初，西方人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局部问题，但随后在韩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表明，该病毒也像现代技术一样传播。尤其是，这种病毒通过空气流动进行传播。鉴于我对中国和欧洲所发生的新冠疫情的了解，我较早地在波士顿学院呼吁关闭图书馆、健身房、游泳池和用餐设施。最初，在美国流传着非常严重的错误信息，比如，Covid-19病毒并不比常规的季节性流感更严重；又比如，如果个人建立了免疫力，就能与病毒相安无事。实际上，它比季节性流感（它还至少有疫苗）致命十倍。

州命令颁布前提前采取隔离措施，部分师生们认为过于严厉

美国行动较慢，显然在测试和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没有足够的配备。当局最终于3月16日关闭了波士顿学院（根据马萨诸塞州政府的命令），但鉴于我们已经知道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疫情状况，我个人认为应该至少提前一周甚至两周采取这样的行动。在全面封锁之前，我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禁止所有学生聚集在研究生休息室里参加阅读小组，禁止共同午餐等活动。最初，我被认为过于严格，学生和一些粗心的教职员工（他们应该更了解）提出了一些抗议。但实际上，我只是运用了明显的缓解方式，包括社交疏远、对共用设备例如复印机的严格清洁等，并减少所有公共旅行。

目前，与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波士顿学院已经关闭，大多数学生已被送回家（一些特殊情况下，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旅行的情况除外）。作为哲学系主任，我负有特别的责任将我们所有的教职员工、行政人员、研究生和兼职讲师转移到校园外，并确保所有教学都使用各种平台（Zoom，Google Hangouts，等等）。

3月16日波士顿学院关闭并开始在线教育（波士顿学院官网截图）

努力辅导老师上网课，国际生克服时差，美国有些家庭宽带差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迄今为止在波士顿最忙的时间。许多人对将他们的教学转移到网上完全没有准备，我们不得不确定可以网上教学的人，并与那些觉得网上教学有困难的人“合作”。现在我们已经网上教学一个月，这种感觉很是奇怪，但我们仍在继续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这样的事实性困难，即我们的学生是一个国际团体，许多人返回了他们的本国（包括中国、韩国、西班牙等），他们在隔离区，有时互联网访问状况不佳，更不用说因为时差带来的网上教学的困难。我们试图保持同步教学，这意味着我们遵循了原来的上课时间表，但我们也录制了演讲内容，以便其他人可以在其他时间查看。

一个令中国人惊讶的事实是，许多美国学生回家后发现，他们家乡的宽带基础设施非常差。这确实是美国人生活的特征，它将使外国人感到惊讶。在美国，对于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如高速火车甚至高速互联网）的投资很少。各州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面对诸如病毒起源等，我总反问这种假设“对谁有益？谁受益？”

文汇报：特朗普政府在防疫态度上，前后变化很大，这里面可能和国内信任、选举、经济、党争诸多因素有关，您作为一位哲学家，是如何看待美国这些现象？

莫兰：各方都有很多责任。我认为最初的中国回应尤其是局部回应存在明显的缺陷，并且死亡率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经常被向上修正以纠正早期的错误（编者注：4月17日，武汉依据《传染病法》等五个条例，对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给予核增修订）。从媒体的不断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应对的失败更加明显，因此也遭到不断的批评。

病毒大流行确实已经成为政党之间政治斗争的武器，尤其是在总统大选之年。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必须寻求公平，并在所有喧嚣和干扰下寻求真理。当我听到一个或另一个政府宣布某个假设的事实时，我总是问这个问题，这对谁有益？拉丁语是cui bono，字面意思是“对谁有益？谁受益？”声称这种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或武汉海鲜市场的情况就是如此，如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等。建立真理需要时间和信任。

美国总统特朗在白宫召开每日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针对世卫组织等行为，自我批评是所有批判的开始，各国都如此

一些国家因这场全球事件而打捞党派政治资本，在我看来是可悲的。我们应该始终首先考虑自己的责任，并“有秩序地整理自己的房子”。自我批评是所有批判的开始。马克思认为，批判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确信通过这次疫情将吸取教训。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警惕，例如，现在有一场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运动；反对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后者正在为美国总统应对疫情提供建议。

对我而言，所有这些责备他人的尝试都将焦点从有效协作以战胜该病毒的努力上转移了。学者应该始终坚持追求知识（科学）是一项国际性的、共享的、合作的任务。朋友之间应该没有秘密。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与哲学一样，我们进行公开对话。我们所有人（作为哲学家尤其如此）正在为整个人类的利益并为在这个星球上建立更好的共同未来而努力。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时刻在看到每个国家的经济是如何依赖其他国家，科学界也是如此。

曾在人民大会堂提及合作的重要性，国际学术交流是经济和政治合作的榜样

文汇报：您曾在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说过中西方哲学沟通之路还要经历很多挑战。这次全球抗疫中，您觉得各国措施和应对和她本国哲学指导有无关系，中西方应对差异和中西方哲学的沟通交流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莫兰：在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开幕大会的主席致辞中，我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将环境挑战列为影响我们全人类的重大变化之一。我写道：

我们正处于多种全球危机之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难民大规模流离失所、环境，以及我们的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危机。的确，尽管我们的时代取得了非凡的科技成就，也许从未出现过这种全球性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

我还强调，在这些挑战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孤立。我们一起下沉或一起游泳。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说，“团结与合作是抵抗该疾病的最有力武器。”从当前的疫情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Pandemic的希腊语是Pandemos，希腊语“pan”指“所有”或“无处不在”，而“demos”指“人”。从字面上看，这意味着会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所有人。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可以独自做到。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中西哲学家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不断发展的良好合作。中国在教育方面进行了明智的巨大投资，并积极派遣聪明的学生到国外学习必要的技能，以带回国内造福中国人民。现有的国际学术交流计划，例如ERASMUS，Fulbright，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DAAD，歌德学院，应该是其他类型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典范。学术交流汇集了跨文化的优秀人才。它也可能也导致了一些融合的产生！

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举办

“未被承认的生活世界”是重要的哲学命题，文化差异不应被低估

我确实认为，对新冠病毒的反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基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和信仰。例如，西方人很难学会在见面时不握手。在德国，一些城市将鲜花店开放，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基本服务”。关于宗教聚会的自由，一直存在着非常困难的辩论，在印度，在美国特别是在基督教徒和犹太教东正教徒社区中，以及在许多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这些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已深植于生活世界的必然事实。我相信，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具有先见之明，他将未被承认的生活世界确认为当前的重大哲学问题之一，此生活世界为我们的科学奠定基础并且塑造了它们。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包括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例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们都承认，他们低估了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哈贝马斯预计会出现全球世俗主义）以及非西方形式的宗教形式的出现。在成功的亚洲国家中建立了稳定的政府，而不是自由民主制，这都是因为即使在这个全球技术时代，它们也低估了塑造我们社会的文化和历史生活世界的作用。因此，在考虑大范围的问题时，我们始终必须注意当地的文化条件。

个人主义让美国购枪兴盛，儒家传统强化合作和尊重政府及慷慨相助

从不同的反应来看，很明显，美国的个人主义导致许多人想要无视或反对政府的限制。因此，在美国，由于私人市民不依靠国家保护自己，因此他们购买枪支的人数大大增加，以此武装自己。具有深厚儒家传统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更具社会性和合作性，并且更加尊重当局，也许更容易使当地居民遵守为防止这种疾病传播而施加的社会限制。我们也看到了人们的慷慨大方和互相帮助的情况。中国目前在治疗Covid-19病毒方面拥有丰富的科学和医学专业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正在与世界各地的医生共享。

《鼠疫》场景再现，疫情凸显具身性、移情、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等哲学主题

文汇报：哲学要对新事物新现象作出反应和批判，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关系学者看来，将重构世界秩序和现有规则，在哲学家看来，会对现有的哲学学派、哲学研究思维及范式有改变吗？

莫兰：这种病毒改变了一切。它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刻影响人类行为。我一直在与学生们一起阅读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The Plague (La Peste)）。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我强烈建议您阅读。从现在开始，我打算将其纳入教学大纲。它指出的一件事是人类渴望假装一切正常并且不会影响我们。这本书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段落可能是从今天开始的：

“从鼠疫迫使城门关闭那一刻起，他们一直在离别状态下生活，他们已远离了可以使人忘记一切的人间真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些男人和女人都程度不同地渴望过团聚，对每个人来说，团聚的性质不一定相同，但对所有的人来说，团聚都是不可能的。其中大多数人都曾全力呼唤远方的亲人，想望温热的肉体、甜蜜的柔情，或共同的习惯。其中有些人被排除在人的友情之外，他们再也不能通过诸如信件、火车、船只等正常途径与友人交往，他们为此而苦恼万分，虽然往往并不自觉。还有少数人，也许可以举出塔鲁吧，他们也曾希望重新得到某种东西，他们说不清是什么，但他们认为那似乎是他们惟一想得到的东西。既然没有别的名称，有时他们就管它叫安宁。”（加缪，《瘟疫》，斯图尔特·吉尔伯特译，新约克：兰登书屋（Random House），1948年。中文译文引自[法]阿尔贝·加缪，《加缪全集·小说卷》，柳鸣九、刘方、丁世中、刘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

现在，每个人都受到了社会的限制，我们期待人类可以面对面，可以互相拥抱的时光。我们渴望看到我们的孩子在操场上一起玩。这些是我们生活中很简单的“自然态度”，而这是我们轻而易举地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以为正常的日常生活很无聊，没有道德上的意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日常生活孕育和滋养着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即同伴、家庭、社会参与等价值观。我确实认为，我们未来的应对措施必须是保护我们的日常人类环境，我们彼此之间进行具身性互动的能力以及能够直接感受到彼此的情感反应，而不仅仅是通过技术来介导。由于这场危机，我认为，人们将重新关注具身性、移情、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等哲学主题，以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运动的所有主题。

自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权利，人民自愿信任共同体和领导，谨慎“例外论”

文汇报：面对疫情，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刊发“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一文，引发欧洲哲学家们的争论。阿甘本担心人们会因为对安全的渴望而自愿放弃个人自由，包括让-吕克·南希、齐泽克在内的重要哲学家表达了对阿甘本的不同意见。您如何看待他们的争论？疫情对全球化，包括您所倡导的“共同的哲学思考”会有怎样的影响？

莫兰：关于人身自由的争论不休，对人权的侵犯也引起广泛的关注，包括自由集会的权利，参加葬礼等公共宗教仪式的权利，旅行的权利，与他人结社的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无论是否被错误告知），等等。对这些权利的限制与南非种族隔离之类的地方相关联，南非将超过3个人视为暴动！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保护我们作为现代社会所发展的权利和特权，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国家有权颁布法律保护所有公民，尤其是保护他们的健康的权利。例如，大多数国家现在禁止在工作场所和与他人共享的公共场所吸烟。但是人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这里的关键是教育和这样的意义：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自己自由地选择受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约束。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Agamben）在2005年的著作《例外状态》（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时间：2005年01月）

阿甘本（Agamben）在其2005年的著作《例外状态》（美国芝加哥出版社）中谈到“例外状态”，并且有大量证据表明，短期紧急状态法后来被编纂为正常状态活动的一部分，最著名的例子是所得税，1862年在美国内战期间作为一项紧急措施在美国推出，在某种意义上从未撤销。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在任何新的紧急措施中加入“例外”条款。否则，我们将失去平衡的宝贵权利。新冠状病毒严重破坏了共同体，使我们彼此陌生，也可能严重破坏了我们的政治体制。人民（the demos）自愿信任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和领导人的事实证明了我们机构的健康。但是，这种信任不能被侵犯，否则这种疾病也会影响政治秩序本身。

（翻译：南开大学哲学院张俊国讲师，感谢南开大学哲学学院郑辟瑞教授支持。图片：除注明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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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17|莫兰：让世界现象学“共同哲思”

作者：李念  张俊国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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