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文学大家，第一需要具备的是对时代、民族尤其对自己的人民有深深的感情”40年间留下60余部作品的“劳模作家”何建明，不仅量多且质优，被誉为“国家叙述者”。在写过与时代共振的“两弹一星”功臣、非典拯救先锋、“两山理论”等报告文学及其他种类文学体裁外，十年前开始关注中共党史中的人物，已留下2011年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2020年的《革命者》。

本周一（4月12日）下午，带着对党史中真实人物的强烈感情，上图的“何建明系列党史”进入第三讲《13位“一大”代表之外的“一大”人》，讲座前的“当代中国歌者——何建明文学作品展”为这位鲁迅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做了浓浓的注脚。

作为三年来聚焦上海发展的作家，何建明的党史第三讲带着浓郁特色，他的人性视角使其聚焦了中共一大代表之外的20余位建党大员，以还原的情境体验这些时代精英当年对革命的豪情与坚贞，也以包容的姿态探讨了一些人参与建党后的歧路抉择，而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当时在海内外的早期中共党员，他们的革命轨迹无不与上海这座城市有交集。

由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作协、上海市出版协会、何建明文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当代中国歌者——何建明文学作品展》

每个小组两位代表，13位代表背后同样是功臣

“一大”代表在南湖结束了开天辟地的伟大举动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每个小组派两名，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建党初期就遵循党内民主平等原则，十分可贵。”何建明分析，当时的八个小组中，北京和上海党员实力最强，酝酿建党出力最大，但并没有多出代表；海外的旅日小组仅有周佛海和施存统，因周佛海正好回国探亲便代表施存统参加了；旅欧小组则因路途过于遥远而缺席。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分别派出了代表，代表海内外58位党员（有说53位），从7月23日至7月31日的“一大”开天辟地，与同时期各地的建党大员的“合力”贡献密不可分，在何建明看来，他们有着共同的闪亮名字——“一大”人。

北京：邓中夏、张申府、高君宇、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中心。在陈独秀、李大钊领导下，1920年就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革命力量和上海一样颇为强大。

*邓中夏：“五四”运动干将、工运领袖、“老上大”设计者

邓中夏烈士雕塑，就义前他叮嘱：“同志们，我就要到雨花台去了”

在3月的第一次讲座中，邓中夏（1894-1933）就被何建明带入听众视野，曾采风过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正在撰写《雨花台》的他深为邓中夏1933年9月就义时的革命气概所感染。

在何建明看来，邓中夏对建党至少有三点贡献。

首先，他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据张申府等回忆资料，北京的党员最早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欲发展天津“觉悟社”骨干刘清扬未果，就发展了张国焘。接着发展了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而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等随后也加入了。1920年8月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中，邓中夏也是骨干。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来到北大红楼后，邓中夏和张国焘等一直是其座谈的主要对象。

其次，在上海召开“一大”前夕，张国焘、邓中夏被指定为北京小组的代表，但因为拥有2000人会员的“少年中国学会”代表大会前期已经决定于7月下旬在南京召开，邓中夏是会议组织者，李大钊同意由19岁的刘仁静替代邓中夏参加“一大”。尽管不与会，邓中夏还是和刘仁静躲在庙里花了20天时间，写就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汇报报告。第三，受李大钊委托，邓中夏于1921年6月底就到达了上海，负责检查了会议场地、一大代表的住宿、会议的章程。“邓中夏其实是履行了‘一大’会议秘书长的职责，但因为工作需要，并没有成为‘一大’代表。”

邓中夏领导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1917年入北大国文门学习，“五四”运动中被推举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他追随李大钊，创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会，后领导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留下著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是蜚声共产国际的工运领导人。

邓中夏1923年在上海担任“老上大”总务长，力邀共产党骨干前来讲学，五年历史的“老上大”培养了很多革命新生力量。1926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3年5月15日，他在上海法租界工作时被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视死如归，年仅39岁。

*张申府：创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参与黄埔军校建立，后退党

张申府与周恩来、刘清扬等在法国成立了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1893-1986）是北大哲学系讲师，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一同创办了颇有影响力的杂志《每周评论》，张申府负责编辑。张申府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三元大将——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大红楼接待了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起商议如何建党。何建明认为，“论资历，张就在李大钊、陈独秀之后。”

1920年11月，张申府公派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轮船途径上海他去拜访陈独秀，陈让其负责筹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与“觉悟社”刘清扬同船，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刘清扬至法国后就入党，两人结成伉俪。1921年3月，张、刘两人在巴黎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张申府与陈独秀介绍的赵世炎、陈公培取得联系，五人组成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并去信报告了陈独秀。

1922年初，法国勤工俭学学生遭遇“无学可上，无工可打”的窘境，便占领了里昂大学，张申府前往驻法使馆交涉，为留法学生执言，因吴稚晖拒绝改变立场，张申府怒而辞职。因为没有收入，2月，张申府、周恩来和刘清扬去了物价较低的柏林，在德国发展了朱德和孙炳文入党。6月，巴黎西郊举行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改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代表大会。当年冬天，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这些年轻人意气风发，对指手画脚的张申府不满意，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大会，投票开除张申府。张把官司打到莫斯科，旅莫支部否决了这个决议，夏天，张申府从莫斯科回到国内。

1924年张申府到广州任教并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

1924年他到广州任教并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此时，他召唤周恩来回国，周恩来于1924年年底回到广州，到黄埔军校任教。

大革命期间，张申府因政见不同而退党。

张申府是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25岁就成为中国研究罗素第一人。在《新青年》上刊发了不少介绍罗素的文章。1931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42年加入民盟。

*何孟雄：北方工运领袖，三次上书批判“立三路线”“王明路线”

何孟雄伉俪，留下“英”“雄”夫妻美名（取名字中的一个字）

何孟雄（1998-1931）1919年入北大旁听后，1920年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是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因叛徒出卖，1931年1月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在上海天津路东方旅社、三马路中山旅社，秘密抓捕了共产党员30多人，其中10多人为中共省、市领导人，其中宁死不屈的24人在龙华刑场被枪决，被誉为“龙华24烈士”。和何孟雄一同就义的还有建党时发挥关键作用的湖北籍党员林育南、李求实等。何建明认为何孟雄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硬汉”，不仅在狱中、刑场视死如归，还突出表现还在与党内的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王明“左倾”教条路线作坚决斗争。他三次上书中央批判“左倾”错误，曾遭五次囚禁。

何孟雄就义时仅32岁。缪伯英是他的妻子，也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两人在北京结婚时，创下“英”“雄”伉俪的美谈。

上海：李启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沈雁冰、杨明斋

上海在陈独秀领导下，共产主义小组力量雄厚

上海是最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早期的中共党员力量较大。上海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带回诸多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李汉俊，李达也是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一大”中被选为中央局宣传委员。何建明分析，除了这两位代表外，早期党员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都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关联密切。浙江一师是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义乌人陈望道1915年去日本留学，1919年就回到浙江一师任教，而俞、施两位都是一师毕业生。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早期退党解放后再入党

央视纪录片描述了“真理是甜的”故事

陈望道（1891-1977）是国内《共产党宣言》第一个翻译者。1920年李汉俊从日本带回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因为陈望道英语、日语都好，陈独秀让他翻译，也留下了粽子蘸墨汁的“真理的味道真甜”的佳话。

从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大家也看到了陈独秀从北京出狱后将《新青年》南迁回上海，执行主编就是陈望道，当时陈独秀受孙中山政府邀请南下助力广东的教育事业。何建明披露，陈独秀离开时留了一笔办刊费，陈望道估算后依据工作量给每人发了点小劳务费，这让陈独秀勃然大怒，加上陈独秀一贯的家长作风，两人就闹掰了。1922年6月，任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的陈望道提出辞职并退党。

此后陈望道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解放后，毛泽东来上海时看望了陈望道，回忆建党往事唏嘘不已。1951年，陈望道加入民盟，1957年，经毛泽东特批，陈望道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

*俞秀松：曾任团中央执委，建业于新疆，被同学王明迫害致死

1920年，俞秀松时任上海共青团第一任书记

俞秀松（1899-1939）是浙江一师优秀毕业生，学生运动领袖，曾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回到上海后是1920年6月组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同期陈独秀派他组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书记。1921年3月，俞秀松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见到了列宁。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俞秀松以上海、杭州团的代表身份参加，并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委。1925年至1933年，俞秀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期间与王明是同班同学，他坚决与王明的错误作斗争，以至在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托派，押送至苏联后即被投入监狱，在“肃反”扩大化时被杀害。时年40岁。

1935年至1937年，俞秀松被从苏联派往新疆，在当地民族团结上作出很大的贡献。

*施存统：赴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任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公寓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小组

施存统（1898-1970）同是浙江一师毕业，1917年就读浙江一师时曾前往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小组。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公寓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小组。不久，在戴季陶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前往日本学习和养病，在东京，施与陈独秀保持联系，与在鹿儿岛的周佛海成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在日本，施存统能看到很多被查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他翻译的《资本论大纲》《社会进化论》深受《新青年》读者欢迎。在1922年广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第一任书记。

*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革命，陈公培脱党，杨明斋连接共产国际

茅盾（左 ）利用商务印书馆从事建党筹建工作

何建明也介绍了李启汉，建党期间被派往湖北干革命；而沈雁冰是大家熟悉的作家茅盾，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一大”开会邀请函发出后，都寄回到了商务印书馆。他后来是作协第一任主席，在文艺界别里，是革命资历最深的。杨明斋则在俄国就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他在沟通维经斯基和李大钊、陈独秀之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后在上海设立了俄通信社，建立电报便于和共产国际沟通。至于陈公培，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5位元老之一，去法国留学后回国参加黄埔二期，也参加了南昌起义。由于队伍解散了，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国共合作抗日时，他选择了国民党某司担任了政治部主任，负责和共产党谈判。解放后，陈公培没有去台湾，中央和毛泽东商议后，请他担任了国务院参事研究党史。

湖南：蔡和森、向警予

在《学习强国》的挑战题里，有一道题目：“中国共产党”是谁提出来？答案是蔡和森。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新民学会，蔡和森（1895-1931）、向警予（1895-1928）夫妇都是骨干。1920年，夫妇一同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通信中，蔡和森向毛泽东建议，应该叫“中国共产党”，后被陈独秀等采纳。“蔡和森是一个理论家、革命家，而他的夫人向警予是第一个女性中央委员。”何建明痛惜夫妇俩后来都牺牲了。

湖北：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

参加一大的湖北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是同盟会会员，当年35岁，是代表中较为年长者，理论功底颇深。而在武汉，由恽代英（1895-1931）主导的“利群书社”团结凝聚了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林育南和李求实都是跟随恽代英的学生辈，林彪（林育容）就是林育南同胞弟弟，1931年，林育南（1898-1931）、李求实（1903-1931）和何孟雄等24人一同在龙华刑场被杀害。

*恽代英：翻译马列书籍《阶级斗争》，“老上大”教授，黄埔教官

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影响了很多人 

在何建明眼中，恽代英善写文章，是个难得的笔杆子。恽代英1918年毕业于武汉中华大学哲学系，后在中华大学附中任教务主任。1919年12月，他在武汉创建了“利群书社”——卖新书籍，传播新文化。因为代销《新青年》《星期评论》，恽代英认识了陈独秀。1920年下半年受陈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1921年1月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该书通俗地阐释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此书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一起，成为影响毛泽东的三本著作；1921年1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恽代英的社会活动能力也非常出众，五四运动在京城如火如荼时，恽代英在武汉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也风生水起。

恽代英烈士后人向上海大学捐赠书画

1923年，恽代英来到上海以双重身份加盟“老上大”。1922，原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在学生们努力下，聘请于右任、邵力子出任正副校长，并更名为“上海大学”，从此成了一座革命熔炉。何建明曾在《革命者》一书中做了专章叙述。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兼教授伦理学课程，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教“社会运动史”和“中国哲学史”，恽代英教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施存统、沈雁冰、高语罕、蒋光慈都名列教授名单；而兼职的名人更不甚枚举，有俞平伯、朱自清、周建人；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李立三都到“上大”讲过课，当时流传着“北有北大，南有上大”。他另外的身份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主创人。“‘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夏、秋白他们一起把革命火焰燃烧起来。”陈独秀对恽代英寄予很大希望。

1927年上海大学被解散后，恽代英等革命力量都前往了黄埔军校，他任政治教官，与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其后又参加和组织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恽代英1930年被捕后写下《狱中诗》

1930年春，恽代英从苏区回到上海，因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而受打击。是年5月6日在杨树浦与地下党员接头时被捕，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沪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被押往南京军事监狱，狱友们一直替其隐瞒身份，正当周恩来等落实提前出狱计划时，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指认了狱中的恽代英作为给蒋介石的“厚礼”。蒋介石欣赏恽代英才华，以利相诱，但被恽代英以“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严斥。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牺牲在南京。时年36岁。

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朱德、李立三、王若飞、刘清扬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内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高潮。在前往欧洲的精英中，中学生最多，还有师范生、大专生、留日学生，教师、各业职员以及政界官员，从中诞生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是“一大”代表背后坚实的革命力量。何建明沿着张申府的线索，做了简约的梳理。

*赵世炎：旅法并组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出色的工运领袖

赵世炎在法国与周恩来等合影

赵世炎（1901-1927），1915年就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受《新青年》影响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五四运动时，被推选为北师大附中学生会干事。

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因为在1919年已是中国少年学会成员，张申府公派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后，赵世炎成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五人成员。1921年春，赵世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领导了与法国当局的勤工俭学斗争，入狱后被李立三救出。1923年，赵世炎和陈延年、王若飞等12人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赵世炎应李大钊要求回国工作，成了出色的工人运动领袖，领导过声援五卅惨案的罢工、罢课等；1927年，和周恩来等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共“五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1927年7月2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6月26日）后任代理书记，不幸也被叛徒出卖，在家中被捕。7月19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枫林桥畔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李立三：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等，犯左倾冒险主义，后离职反思

李立三参加安源大罢工

李立三（1899-1967）是湖南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与赵世炎等一起组织劳动学会，宣传革命思想。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过安源工人运动和大罢工，1924年后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了五卅运动。1927年5月后，担任党中央重要职务，南昌起义前后付出了艰苦努力，功不可没。

1930年6月，李立三受共产国际“左倾”影响，发出以武汉为中心举行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指令，后在严峻的失败形势下，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自我批评并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后15年，他按照共产国际要求留在苏联工作。1945年，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未出席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何建明指出，和王明不同，李立三始终被称为“同志”。

当时的旅法支部里，还有大家都熟悉的周恩来、朱德、王若飞，和张申府夫人刘杨清，她于大革命失败后退出国民党，同时也退出共产党，但一生爱国。

这批旅欧同志经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艰辛和社会实践，又有了学习法国、英国、德国和俄国的经历，思想解放，眼界开阔，在日后革命斗争中显示了杰出的能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精英力量。

“一大”代表浮像图

作为开天辟地的中共“一大”，从上海石库门望志路106号到嘉兴南湖船，最后产生了三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层。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是众望所归的总书记，张国焘是组织委员，代表着李大钊等北京党小组的力量，而李达是宣传委员，是上海诸多党员力量的体现。“基本上达到了平衡。”何建明评价。而两位党的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能出席“一大”，也就留给后人一定的想象空间。这段险境中的会议，具体日期和地点直到20年后的1941年6月，延安要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0周年，仅存的当事人董必武和毛泽东才开始回忆，最终因记忆模糊而定为七月的第一天为中共诞生日，具体的7月23日，则是在1980年才被考证推算。

“大浪淘沙东流去，故人皆仙史来评。忠贞信仰千秋垂，中途摇摆空留名。”对于在C位的13位“一大”代表，和与代表同时走在革命浪潮最前列的时代精英们，何建明赋诗一首，以此来铭记当年以不同的方式为建党立下的功勋——这是一份时代的精英谱。

【往期链接】

《何建明：这三个中国人，让列宁看好中国革命的前景》

《何建明：中共诞生在上海天地人时所致，还要感谢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