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大俗。

上海是近代都市文化的代表，大都市文化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精英与大众的二元文化分析模式，对于上海来说，通常是失效的。固然，上海是近代大众文化各种流行小说、流行音乐、流行戏剧的发源地，民初的言情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海派的京剧比较起京派更多商业与市场的元素，然而，上海同时也是精英启蒙文化的摇篮。最早的政论性报纸《时务报》1896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作为报纸的主笔，以“笔锋常带情感”的魔力，倾动大江南北，《时务报》象征着近代中国批判性公共领域的诞生，也象征着第一代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晚清的启蒙源于上海，同样，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是在上海拉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为《新青年》，将启蒙的火种接力到北京，启蒙遂蔚成大潮。

上海的启蒙与北京不同，北京是中国的学术中心，精英文化凭藉的北大、清华等著名国立大学。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舆论中心，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书局、品种最丰富的杂志都云集上海。报纸、杂志和出版业，构成了近代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大学不一样，大学吸引的是知识精英，而媒体面向的是各类社会大众。北京的启蒙是精英对精英的启蒙，走不出精英的圈子；而上海的启蒙，则是精英对大众的启蒙，通过媒体的管道，诉诸于公共舆论、教科书和流行读物，直接面向社会公众。

启蒙之所以成为生意，乃是与现代印刷业的出现有关。印刷技术的现代化，使得廉价的出版物成为可能，令一般社会公众都能买得起，而白话小说、白话文的推广，又使得阅读大众迅速扩张。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北京不同的，便是以印刷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传播媒体。报纸、杂志与书籍，皆是受市场法则支配，皆要考虑到阅读大众、戏剧大众和电影大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取向。于是，上海的精英文化与启蒙事业，便不是一个精英向大众布道的单向过程，而是精英与大众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双向过程。

于是，在上海文化之中，精英与大众、启蒙与生意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以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务印书馆为例，在民国初年的启蒙运动之中，它的影响力绝对不在北京大学之下。商务印书馆走的不是上层而是下层路线，它出版了大量的辞典、教科书和通俗学术性读物，将新科学、新学科和新知识传播于社会，它所创办的杂志系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等，除《东方杂志》面向知识界之外，其余都是面向特定的社会大众，走市场路线，却绝不媚俗；教化大众，却不居高临下。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计2000卷的《万有文库》，收集有各种中外的经典读物，以简装、价廉的方式面向一般读者发行，其工程之大超过法国启蒙学派的百科全书，在文化效益和市场效益上取得了双向成功。

北京的五四启蒙阵营，到1925年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启蒙的不同遗产，却相互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紧张，在北京表现得非常激烈。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主流出版媒介，虽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却不置于前台，他们以一种广义上的自由派姿态出现。比如商务的老板张元济，取的是兼容并包的态度，各种“主义”的著作，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皆在容纳之列。因此，很难将上海出版界的文化人分为西方派与传统派，对于中西文化，他们勿宁是调和的、会通的，这是海派文化的精神所在。

上海有启蒙传统，也有消费文化，启蒙与娱乐之间，并非天人两隔，精英的雅致与大众的世俗，也是相通的。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洋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虽然有界限，却没有无法跨越的鸿沟。

海派文化的雅俗混杂，有两个文本上的典范。一个是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都市中的青年男女，散发着强烈的市民气息。张爱玲把玩城市生活的世俗，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意；她洞察都市的人情世故，从凡夫俗子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出一丝淡淡的苍凉。随着上海的再度崛起，张爱玲的小说再度在都市读者中走红，这并非偶然。

福州路旧影（图片来自网络）

另一个雅俗一体的范本是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文化。四马路（即今日的福州路）当年是上海各种精英文化与娱乐文化汇聚之地，被称为“娼优士合璧”，这里既是近代传媒的中心，也是风月场所，又是各种新式戏院的云集之地。当年的福州路旁边短短的一条望平街，集中了《申报》、《新闻报》、《商报》等最有影响的报纸，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最有影响的书局也汇聚与此。四马路同时又集中了近代都市娱乐与消费的一切要素，福州路上的知识分子们承继明清江南士大夫的精神传统，白天在报馆高谈阔论，鼓吹变革，晚上到戏院里看戏，欣赏海派京剧，或者去青楼吃花酒。他们将风花雪月带入启蒙事业，又使欲望场所充满了文人的雅兴和情趣。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和“言情小说”皆发源于四马路，又以四马路文化作为场景：前者虽为社会讽刺和政治批判，采取的却是通俗小说的形式，后者虽为休闲娱乐的鸳鸯蝴蝶派，在艺术上却力图追求文人的风雅。

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世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镶嵌，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本文节选自《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许纪霖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讲演》，原刊于《文汇报·每周讲演》，200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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