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数字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近年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治理边界逐渐扩大，治理难度不断增加，治理紧迫度不断增强。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面临更高要求，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需求，在“高度、深度、法度、温度”四个维度上下功夫。
      
       一要着眼“高度”。近年来，国家和有关省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和实施方案，但就各地的具体落实情况看，进展并不平衡，这既有认识层面的问题，也有顶层设计和具体执行层面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推动思维革新。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不是单纯的数据主导和技术驱动，而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是思想理念创新、业务流程创新、组织架构创新、信息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引领性的改革，根本目的在于改变政府部门科层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模式；要积极学习数字化相关知识，创新治理理念，从而在战略、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革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顶层设计。首先要一体化推进政府、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治理体系，实现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体的有效结合与良性互动。此外，要不断升级综合性数据平台，打造数据治理的核心枢纽，推动集约化建设和运营。
      
       二要聚焦“深度”。当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都还处于起步阶段。首先要深度布局。要基于5G云网一体的数字基础设施，打造万物互联、融合感知、实时认知、自动决策、跨域协同的城市大脑，不断升级智慧城市基座；要积极探索“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可感知、可判断、快速反应的能力；要建立完善统一共享的“数据平台”、一体化“数据语言”支撑城市精准运营，提升城市“数据密度”与“微粒管理”水平。其次要深度赋能。充分发挥大数据对政府管理、服务、运行的深度赋能，实现数据与业务应用深度融合；要向社会提供企业级“数字公共产品及服务”，推动交通、金融、医疗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创新高地。此外，积极为企业提供便捷化、智能化、精准化服务，减少企业在业务办理上的时间，优化营商环境。再者，要深度开放。目前“数据孤岛”问题仍然存在，要继续打破数据壁垒，激活沉睡的数据要素价值。由此，需要建立健全统一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制定共享、开放的具体办法，按照需求导向、分类分级、统一标准、安全可控、便捷高效的原则共享和开放公共数据，鼓励社会使用公共数据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咨询服务、产品开发等。
      
       三要秉持“法度”。技术创新既包含机遇，也蕴含风险。要推动技术向“善”发展，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要加速完善数字法治体系建设，大力加强数字领域相关立法，建立健全数据权利体系，有效破解网络黑灰产的法律规制、数据财产的确权、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数字经济司法难题。要加快构建与数字经济法治体系相适应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数字经济法治体系与法治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智力支撑。要加快建设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统一公开查询平台，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尽快实现从法治政府到数字法治政府的升级。要进一步细化实化数据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修改完善反垄断法，加大对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监管。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制度支撑，持续完善激励措施，对愿意进行数字化转型且有合理规划的企业在税收、市场准入、技术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减免、优惠、资金支持政策。
      
       四要葆有“温度”。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不仅要有速度，还要有温度，让更多人可感、可知、可及，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是要坚持“民生优先”。借助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改革，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文体、助残等重点领域，促进城乡“政府大脑”与“社区微脑”的互通互联，推进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二是要坚持“算法审慎”。应规避“算法至上”风险，加强对算法的审查，增加算法审查等体制机制的设置，注意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规避“伦理缺位”风险。三是要坚持“数据无障碍”。充分考量信息弱势群体参与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和困难，主动做好关键场景、主要业务数字化转型的适残、适老化制度设计，引导行业开展相应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创造无处不在、优质普惠的数字生活新图景。四是要坚持“数据普惠”。利用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线上市场，打破地区之间的市场壁垒；注重信息技术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公共服务、公共决策中的实际应用，让社会治理数字化开启“下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