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俄罗斯而言，2017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发展与停滞、改革与保守、稳定与震荡、进攻与防御等俄罗斯历史上的恒定对称主题在这一年更为突出地主导着俄罗斯的内政外交，使之呈现出新的特征。

普京：2018年大选高于一切

当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时，梅德韦杰夫就完成了“看守”总统的历史使命。没有人怀疑普京会在2017年底再次宣布参选并在2018年顺利启动最高领导人4.0版本，将一个始于1999年12月31日的“长普京时代”进行到底。

在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参加韩国平昌冬奥会后，普京高调公开参选意愿，部分转移了国内民众的关注焦点。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这位强势领导人又明确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和此前各方的预测完全一致。

显然，2018年总统选举对于普京本人及其侧近精英而言，都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各种新议程、新举措，本质上都会服务于普京长期连任的优先目标。克里姆林宫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轮获胜，也不能满足于2012年的得票率。

在投票率和得票率均超70%的既定目标指引下，普京团队进行了多重尝试：第一，针对民众对贪腐问题的不满以及选民结构的代际转换，加大人事调整速度和力度。2016年10月至2017年全年，俄罗斯85个联邦主体的行政长官中逾四分之一被撤换。一批政治新人走上联邦和地方政治舞台，旨在向日益年轻化的新一代选民表明普京打造更年轻、更敬业、更专业执政团队的坚定决心，也希望发生在2016年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不少地区得票低于50%的场景不再重演。

第二，娴熟利用官媒和亲克里姆林宫的民意调查机构等政治技术，继续塑造支持普京连选连任的民意基础。和2012年备选不同，普京甚至调整了竞选纲领的公布方式，不再提出豪言壮语式的诸如“进入世界经济五强”等具体目标。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继续唱独角戏，利用超强的体力和充分的准备将记者会变成最佳竞选平台。全俄舆情中心等适时不断公布普京超过80%的支持率，引导民众对下一个六年的心理预期。

第三，继续整治政敌，防止反对派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对普京长期执政构成挑战。外国代理人法案成为普京当局阻止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渗透的最常用工具。而最具挑战性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在现行俄罗斯法律的限制下，几乎没有可能被准许参加明年的大选。有消息称，以“反对所有人”的口号宣布参选的小索布恰克本身就是克里姆林宫政治技术专家们为提高选举投票率而祭出的独门武器。

经济：走出危机，走不出陷阱

2017年的俄罗斯经济为普京参选提供了足够的底气：全年GDP增速可能接近2%。联合国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岁末将这一数据调整至1.8%，世界银行和欧盟委员会则断定为1.7%。通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等各项宏观经济数据都说明俄罗斯已经告别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被动局面，总体形势出现好转：实际收入名义增长7%、实际增长3%；通胀率2.5%创造了苏联解体后的新低；同比增长两倍的23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是乌克兰危机以来最多的一年；天然气产量6900亿立方米和出口量1900亿立方米均创下历史纪录；粮食产量1.27亿吨也创下了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最高纪录。

问题在于，俄罗斯经济虽然逐渐走出了国际大宗商品行情持续走低、西方主导的精确制裁压力增高的负面影响，但历史遗留的过于依赖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类商品且不断固化的“俄罗斯病”远未解决。一方面，本轮GDP增长似乎仍然是国际油价回暖的产物，而并非经济结构调整到位的结果。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在很多领域进展并不如意。战略性行业油气产业在勘探、开采设备等进口方面三年来只是从原来的60%降到了52%，在被西方禁止后转向了中国等东方供应商，但本国的自产自给能力仍很脆弱。另一方面，官方公布的通胀率的下降和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在老百姓的民意调查中得不到直接验证，民众对于经济危机仍心有余悸。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GDP的恢复性增长依靠的仍是原始动力——国防工业等国家订单和资源类商品的扩大出口，适应了低速甚至是负增长的新常态。2017年，普京主导通过了新的俄罗斯经济安全战略，维持社会与政治稳定被列为核心目标之一。但吊诡的是，按照路线图，新战略的实施细则要到2019年才会出台。

外交：安全议题上的“俄罗斯年”

2017年，俄罗斯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执政不仅未能给俄美关系带来新机遇，反而加剧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使这一组大国关系连正常化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景。英国“脱欧”和一系列极右翼政治力量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标志着2008年以来经历了一场接一场危机的欧盟将更加关注于内部发展，对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低潮有可能长期化。尽管如此，普京还是充分发挥了长袖善舞的战略运筹能力，将俄罗斯外交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几乎用至极致，以军事安全为手段，部分地消解了美国及主要西方国家的整体国力优势，给全球和地区事务打上了深深的俄罗斯烙印。就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而言，2017年几乎可以被表述为国际社会的“俄罗斯年”。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尽管仍有一定发言权，但在多数时间内逐渐边缘化。2015年，在巴沙尔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普京决定出兵叙利亚，确保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至受损过重，同时也一石二鸟地尽可能为乌克兰危机解套。

2017年，在伊朗、土耳其等方的支持下和大马士革的积极配合下，俄军迎来了历史性胜利。阿斯塔纳进程、索契三国谈判、普京一日之内对叙利亚、埃及和土耳其实施旋风式访问以及此前俄罗斯与沙特、伊朗等国的高层往来和务实经济合作都充分彰显了俄罗斯外交善于转危为机的灵活性和进取性。与此同时，普京在推进“转向东方”战略方面也不遗余力，继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对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别外交上下足功夫，对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增加投入，以此均衡俄与西方关系的总体颓势。

2018年，俄罗斯将迎来普京第四任总统新周期，并势必以此为核心适应新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政策调整。可以预期的是，可控民主和可控民粹将开始叠加发展。在此意义上，2017年的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新变化或许对于普京本人以及俄罗斯而言都具有转折性意义。(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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