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对于英国政府而言，是充满艰辛与苦涩的一年。特雷莎·梅内阁领导下的英国跌跌撞撞走到了年底。虽然本届内阁应该可以顺利闯过年关，但在未来“脱欧”之路上，梅首相将面临更严酷考验，一切重大社会矛盾也许会在2018年集中爆发，因为一切征兆在2017年已完全体现出来了。

我们始终认为，民生问题是决定英国政治走向的根本因素。“脱欧”带来的更为严峻的民生问题在2017年已经暴露无遗。回想2016年，英国民众选择“脱欧”的根本原因是不希望来自欧盟的外来劳动力抢走他们的工作机会，不愿意本国的社会福利与他人分享。现在看来，这种朴素的民生诉求并没有因为“脱欧”得到满足，恰恰相反，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了。在伦敦，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在悄然上涨，底层民众的感受最为强烈；就业形势很不乐观，预计在2018年将更为严峻。英国人正在为他们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的任性行为付出代价。

近日，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公布的数据显示，NHS面临严峻的挑战：大量病人得不到及时就诊；长期面临的资金管理问题与迟迟未到位的预算额度，令这个冬天格外寒冷。英国“脱欧”后国民关注的两个焦点问题，梅政府的答卷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这就不难理解，工党领袖科尔宾认为未来12个月他有可能成为新的英国首相。

“任性”的公投暴露了民主制度的短视

英国政府的外交策略正如一团乱麻的“脱欧”形势一样，缺少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英国的确正在试探性地进行着各种政治经济领域的尝试。亚洲是英国未来重点布局的核心区域。然而，与卡梅伦时期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相比较，本届英国政府依然笼罩在一种不合时宜的对华外交理念之中，总是寄希望展示自己“依然具有”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能力，获得更多的对华外交筹码。因此，英国政府与日本签署安保协议，公然叫嚣要到南海巡航，在香港问题上出言不逊。英国外交部长刚表态英国新型航母要到南海巡航，国防部长立刻否认讨论过此类问题。来自同一个政府的不同声音，这种外交领域的低级错误，足以说明梅政府极为混乱的外交策略。

与卡梅伦时代相比，本届英国政府中缺乏真正具有历史眼光与国际视野的政治领袖，他们的大脑还停留在20世纪，做着撒切尔式的强国梦。为了寻求新的国际空间，丘吉尔三环外交思想中的某些要素正被重新重视。英国寄希望于构建基于英联邦的自由流通机制，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深受英国历史文化影响的英语国家。然而，即便梅首相可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大秀“恩爱”，也无法获得优先于欧盟与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的权利。到目前为止，英国构建“脱欧”后时代双边经贸合作关系的努力收效甚微。

人们不应忘记，英国是现代民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发源地，可是“脱欧”公投以来发生的一切，正在逐步蚕食这个民族莫名其妙的“制度自信”。“脱欧”公投的结果将把英国带向何方，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政治学家们纷纷反思公投与民粹主义对国家利益的极大危害。几个月前的议会选举，结果更令人瞠目结舌。从来没有被看好的科尔宾凭借口若悬河的空头支票居然可以收获众多议会席位，这究竟是工党的胜利还是英国民主机制的失败？梅首相苦心经营与欧盟达成的《脱欧框架性协议》被保守党内依然做着留欧梦的议员公然否决，为依循英式民主空洞的形式，国家重大利益都可以视为儿戏，这充分说明西方自由理念下的民主社会从来都不缺少意见，真正缺乏的是保障民族根本利益与总体利益的有效手段与长效机制。

社会不稳定将成为长期噩梦

社会治理在未来英国社会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发展趋势会越来越明显。2017年最大的笑话就是一方面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一方面英国政府为了节省开支不得不削减警察部门工作岗位。恐怖活动成为2017年牵扯英国民众神经的重大议题，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未来很难解决，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很大。与2015年的德国法国相比，英国曾经一度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反恐模范生。然而，发生在2017年的恐怖袭击，说明英国遭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英国一贯以来奉行多元化文化，穆斯林人口在英国高达6%，在伦敦、伯明翰等大城市更高达15%。随着社会民生问题日益严重，民族文化冲突在未来英国社会不可避免，这将为新一轮的恐怖主义极端行为埋下祸根。然而，即便在如此严峻的反恐局面下，英国政界依然把防范恐怖袭击作为一个技术问题，却鲜有反思恐怖主义的文化根源，以及反省西方的文化立场，这才是未来英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恐怖。

毫无疑问，2018年的世界存在许多动荡的因素，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说“世界即将进入一条漆黑而又悠长的隧道”，这一比喻用来形容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大体是契合的。对于英国而言，属于它的时代早已过去，而它的未来，因为2016年的“脱欧”决定，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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