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4月12日，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圭（Kyoo Lee，下文简称李教授）受“奇境译坊”之邀在复旦大学进行了一场以“《道德经》的性别解读与翻译”为主题的英文讲座和对谈。李教授的讲座带我们回顾了西方女性主义浪潮的发展与现状，也启发我们在《第二性》与《道德经》的比较阅读中，发现阅读经典与性别研究的新视角。

西方四次女性主义浪潮与《第二性》

西方现代社会的首次女性主义浪潮始于19世纪末兴起于欧美国家的关于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出版，是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标志。作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它触及了两性“平等”的理论问题，首次在“性别差异”的讨论中，加入了理论和哲学的视角。此书标题中的“第二”意味着在与主体的关系中，女性被定位成性别化的存在，男性才是绝对的主体。

1953年《第二性》第一个英文译本出版。时值战后，在全球范围内都需要重建秩序，性别问题也成为一个基本议题。当时克诺夫出版公司（Alfred A. Knopf, Inc.）找到一位退休的动物学家来翻译这部关于“性”的著作，而他篡改了许多自己讨厌的部分，比如女性同性恋等内容。2009年，在《第二性》出版六十周年之际，美国出版了英文全译本，让大众在哲学理论的层面上，理解了性别斗争的复杂性：为何同样受苦的女性无法联合起来？阶级差异又是如何分裂了人们？

在此之前，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已经引发了性别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学者们质疑女性的同质化，强调文化差异和性别本身的诸多分支，并促生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转向。波伏娃的理论在这一时期被认为过时了。这次浪潮的分支，酷儿理论（Queer Study）认为，性别划分的流动性很高，即便是同性恋、异性恋这些概念，也可以不断细分。“酷儿转向”促成了第三次浪潮的真正形成。

第四次浪潮，如今正在发生。其开端与《第二性》出版六十周年重合，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性别化的生活（gendered living）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希望分析具体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抽象概念。

《第二性》与《道德经》如何相关？

作为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回应，跨国界的女性主义被提出了。李教授希望从跨语际、跨文化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这也是她把《第二性》和《道德经》进行比较阅读的原因。

《第二性》是一本关于性别的书，但“性别”一词却从未出现。法语中本没有这个词，“性”被别的词转达了，“性别属性”（gender）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翻译中生成的。同样地，在《道德经》中，阴阳的循环原则也是性别隐喻，但是“性别”一词本身也并未出现。可是李教授发现，《道德经》中多次提到了“母”和“婴儿”一类的概念，所以她希望藉此观察《道德经》中的女性意象，理解“道”是如何在有关性别的隐喻中被拟人化的。

李教授认为，通过观察各译本中对核心概念的译介，可以发现一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是如何被重构的。在这次讲座中，李教授也通过对法、英、中、德、韩五种语言文本的比较，展示了她的研究思路，例如《第二性》里的这一句：

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

先看中译文：“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汉语用“女人”来翻译femme。在法语里，femme一词可以同时指涉英语中female（女人）和feminine（女性气质）的意义，而中文里的“女人”往往指一个特定的人。femme的意思本是含混的，但是在翻译中，意义必须确定下来。其次，在法语里，on这个人称词是非个人的、意义不定的；但是中文就只能译成“一个”女人。于是原文中代词on开头的结构，在中译本里就变成了对女人的定义。也因为中文无法准确译出on的概念，“人”从一开始就被性别化了。另外，原文里没有任何关于“天”（heaven）的概念，而中文却译成“天生”，表现出了原文没有的方向性。

其实，与法文较接近的英译本里也遇到类似的困难。这句话的英译本为：“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woman.”法文naît是动词，意为诞生（coming up），可是英文中的born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动词，无法准确理解出“诞生”之意。此外，On le devient的意思是：你成为那样。因为法语里区分阴阳性的le和la无法译出，英译中用不区分阴阳性的人称代词one，就增加了跨性别的色彩。

在两个英译本中，新版本的“女人”（woman）这个词前面没有冠词“一个”（a）作限定。因为法语原文中只用了femme（女人），而非une femme（一个女人）。法语原文谈论的是作为概念的“女人”，女人并非作为个体而存在，从而批判了把女性局限地认知为家庭主妇的观念。比较两个英译本可见，将拥有性别身份的人个体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句话的德译本也无法完美地传达原文意蕴：“Man kommt nicht als Frau zur Welt, man wird dazu gemacht.”（Das andere Geschlecht, 1951）。尽管man在这儿是泛指“人”，但是仔细追究就能发现这个词与Mann（男人）之间的关联。那么在字面意义上，要成为女人（Frau），还要经历变性才行。一个人当然不能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但德语在此只能用大写的Man来表达这一概念。

虽然上述讨论中，都没有提及“性别”本身，但这一概念却已经包含在内了。通过跨语言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同语言中关于性别的构造的差异。

跨逻各斯的诗学伦理学

在分析《第二性》的文本翻译中，李教授提出了“跨逻各斯的诗学伦理学”（Translogopoethics）这一概念，并结合文本，详细解释了下表中的架构：

首先，波伏娃之所以要在全书开端定义何为“性别”，是因为性别与人的名字其实是一体的，它们是探索问题的起点。如果出现一个人，我们会首先判断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并希望知道这孩子的名字。取名字也通常会和性别契合。

《道德经》对“道”的讨论非常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在李教授看来，道是女性主义的，它源自阴柔的女性力量。《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认为道是不可命名的。这是一种有力的策略，使后面几章都围绕命名展开。李教授认为这个开篇十分重要，它反对了我们以往的建构习惯，使男女性别的判定不再关键。如前所述，酷儿理论也质疑固定的性别，人不必非得是男性、女性或双性，性别是可以流动和转化的。

相比《第二性》的开头：“J’ai longtemps hésité à écrire un livre sur la femme. Le sujet est irritant, surtout pour les femmes; et il n’est pas neuf.”（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这个主题，尤其对女人来说，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旧的英译本将其译作：“For a long time I have hesitated to write a book on woman. The subject is irritating, especially to women; and it is not new.”然后波伏娃问道，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女人？她们又是谁？什么造就了女人？

这是一个引题的过程，它告诉我们，作为主体的“我”犹豫着是否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但是“我”连女人是什么、是否存在都不知道。这个引题与《道德经》开篇的命名行为非常相似，意谓女人（或女性）是不可命名的，而关于命名的问题是哲学的发端。

另外，新译本这样翻译第一句：“I hesitate a long time before writing a book on woman.”就准确恢复了原文中“J’ai longtemps”把“我”（I）放在开头的主动语态。通过译文和原文的对读可以明确，《第二性》的开头尽管没有明确提到性，但如果主体（我/I）愿意，它就处处关乎性。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经典文本中的一些主张是如何变化的。这是一种跨时空（Transpacetime）的阅读，并且将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与隐喻（metaphor）联结——把女人作为隐喻。

第二，在命名之后，第一章的开篇又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就把精神与肉体切分开了。而通过对读各语言文本，我们可以发现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联，这就是“精神肉体”（Mindbody）。其中“灵”与“肉”能转换的思想，就是哲学分析与诗学发生之处。

具体比较这句话的法语原文和译文，我们可以发现有趣的组成方式上的差异。原文“On ne naît pas femme : on le devient”，借助冒号构造了对称的形式。而英译则把它变成线性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woman.”原文中含有的“是”（being）与“成为”（becoming）这两重叠加在一起的意思在译文中遗失了，线性时间无法折叠二者。可见，在翻译和转换中，一些信息丢失了。但这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如此。这也就构成李教授所说的“跨逻各斯”（Translogos）。

波伏娃想尝试在“是”与“成为”两个维度上思索女人。于是我们就得出“精神肉体”这一概念。精神的思考往往与肉体相关，因为“成为”实际上是针对肉体而言。我们不可能在纯粹的意识里变老，体验到衰老的是肉体——肉体是时空留痕之处。on le devient意思是“成为”一种身体——是在后天中才形成那种身体。“成为”的意思，就是开始存在（come into being），是不断变化，而变化必须通过身体实现。身为女人就是成为女人（becoming a woman），需要身心共同努力。这可以说是一种性别成就（gender achievement）。“成为”，就是“共同骚动”（Coagitation），是身体和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像一场永恒的斗争，因为人始终要为自我身份寻找合理的解释。

最后，由“成为”走向结局（ending）。女人的一生，从小女孩到少女，再到一位女士，一个已婚妇女，最后成为一个老妪，这个过程伴随着身体的变化。在《第二性》的结尾，波伏娃提到，传统意义上作为女人，就意味着被征服，意味着承受压力和羞耻，而如果你否认这一点，坚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你就在实现（achieve）女人。这相当于在说：我是使我自己成为女人的人。成为女人就是完成一项任务、实现一次转化，是一个纪念性的时刻，具有伦理学的意义。

这就是“成为女人”的完整结构，也是一种“新生”/跨越生成（Re/Trans Generating）。这个结构可以对应李教授的“跨逻各斯的诗学伦理学”（Translogopoethics）——它由四个词组成：翻译（translation）和逻各斯（logos）代表语词、语言、规则和逻辑；诗学（poetics）指向诗歌（poetry）；伦理学（ethics）揭示了人们生活的动力。

如何翻译《道德经》？

李教授认为，从概念上说，翻译就是“既是也不是”（It is what it is (not).）；翻译存在于言外之意中（It is in other words.）；总有什么在译介过程中遗失了，所以译文和原文并不相等（It is not worth it.）。《道德经》第六章的翻译也体现了上述的过程。

首先，关于“玄牝”，有人译作“神秘的女性特质”（mysterious femininity）或“初母”（the first mother），而李教授译成“黑色的子宫”（the dark womb），特地保留了原来字面意义上“黑色的女性动物”的含义，因为“牝”字中有一头牛。“道”在这里被具象化为一个雌性的意象。

其次，如何翻译“门”？这是刘殿爵的译本：

The spirit of the valley never dies.

This is called the mysterious female.

The gateway of the mysterious female

Is called the root of heaven and earth.

Dimly visible, it seems as if it were there,

Yet use will never drain it.

(D. C. Lau, 1963)

刘殿爵在这里将“门”译为“gateway”（通道），还有人译成“door”，而李教授译作“gate”。“door”是通向天堂的，“gate”则是宫殿式的大门，如果译成“gateway”，宫殿大门的意象就消失了。“玄牝”是万物之母，“玄牝之门”就是塑造和成就的大门（gate）。这个逻辑贯穿《道德经》第六章，揭示了道的运动。

至于“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刘译文的意思是“你可以一直使用它，而它永不枯竭”。这好像是鼓励人们过度使用并耗尽“天地根”——请不断地烦扰你的母亲吧，它永远不会厌烦、疲劳或死亡，就像个机器作的母亲。但是按照李教授的翻译：“it is used but not to be used up”，意思就是你可以使用它，但是不要过度。不同的翻译体现了阐释方向的偏差，带来不同的伦理规范。如果把“天地根”当作客体，就会无节制地一直使用；相反，也可以对它心怀敬畏。可以想见，一个自由的女性在这个过程里被生出来了，而这部分正可以和波伏娃的“形成”理论呼应。

《道德经》和《第二性》的碰撞，其实就是一个“跨逻各斯的诗学伦理学”的时刻。正像讲座题目所说的，关注其他文本表达中的性（Sex in Other Words），是一个体察关键概念的好方法，这些概念在译介和阐释中不断失落，又最终保存下来。这是一个逻辑生成过程（logical generation），如水一般，“绵绵”不绝。

最后，如前所述，法语中的“le genre”（一般译为种类、体裁，和语言的阴/阳/中性等）是无法完全译出的。随之实现了跨性别（transgendering）和跨越生成（transgenerating），译介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生成的过程，总有些东西跨越到了下一阶段。这也就是我们要细读和反复重读《道德经》和《第二性》一类经典作品的原因，若非如此，两书就不会相遇。将两书对读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诗学特征，在此可以自由地使它们关联起来。但这种关联并非偶意为之，要有理由证明它们可以彼此沟通。而这种自由本身就十分可贵。

问答环节

讲座结束后，参与的老师与同学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观点。

中文系段怀清老师的问题是，不同译本之间的不同翻译方式——比如讲座中提到的《第二性》引言首句的两种英文翻译——是否真的涉及对原文本的不同理解，还是说这仅仅是语言风格的问题。

李教授回答说，风格（style）和类型（genre）对于理解同样重要，例如波伏娃用“我犹豫”开头，其实是对“哲学”这种话语类型、话语风格的革新。因为哲学家通常对其研究对象有着明确的把握，而波伏娃用“我犹豫”表明，在一开始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研究的对象是怎样的，从而《第二性》这本书是作者引领读者一起探索，而不是展示、陈述或论证。“我犹豫”也让这部著作更接近“文学”这一类型和风格，它让《第二性》具备多重解读、无限开放的特性，后来的女性主义思潮也得以不断从中吸取灵感，生发出新的理论和观念。所以，风格也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写作方式或者翻译方式，而在于被接受的方式。

法语系的陈杰老师则从法语角度与李教授讨论了与《第二性》相关的几个词语的意义。第一个词是“gender”。虽然这个词在现代法语中不存在，却是从古法语“gendre”发展而来，而“gendre”同时也是法语词“genre”的来源。但是，16世纪之后，“genre”就失去了“性别”的含义，被来自拉丁语的sexe所代替。所以现在法国人同样不直接搬用“gender”讨论社会性别，而是用sexe social。第二个词是法语词“femelle”，英语的female是其对应词，但在法语里，femelle只用来表示动物的性别，而对于女性、女人，则用féminin或femme。波伏娃在《第二性》里使用femelle的地方其实是在强调女人的生物特性，翻译成“雌性”可能更加切合。第三个词是“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里表示“第二”的deuxième。法语里，deuxième和second都可以表示“第二”，但second指的是两者中的第二，是次一级的那个，而deuxième指的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等这一序列中的第二个，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所以说，Le Deuxième Sexe这个书名其实已经体现了作者对男高女低性别观的颠覆，同时也暗示了还会有更多的社会性别，且它们在地位上都是等同的——也就是暗示了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

中文系的王柏华老师对李教授的《道德经》翻译有一些质疑。她认为李教授对“玄牝”一词的处理突出了“玄牝”的生物特性，从而能够与西方传统中视女性为动物性的观念联系起来，可是《道德经》的原文似乎没有表达这一层面的意义。王老师担心这样会引起误解。

李教授坦言自己的翻译不是为了正确地（correct）表达原文，而是试图去矫正（rectify）英语中暗藏的歧视女性的观念。因为“女性—动物—低等”这样词语之间的记忆和联想已经根深蒂固。《道德经》里“玄牝之门”的写法恰好与之针锋相对，表明神秘而神圣的“道”恰与女性、动物有着关联。她在译文中突出“玄牝”中这个角度的意义，就是一种用汉语的力量矫正英语的尝试。

最后，一位在座的学生提问说，因为“道”不可名，所以《道德经》中有很多关于“道”的比喻，在女性之外，“道”还被比喻成婴儿等其他角色，所以能否根据第六章就说“道”是女性主义的呢？

李教授解释说“道”其实是一个有诸多譬喻组成的集合体，她强调其中性别的部分是因为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她想以性别这个切入点作为一个观览全局的起点，从而顺着这个指示关联起一系列和女性的譬喻，形成一个网络，从而帮助我们从某个侧面把握和利用《道德经》。不过这个提问很有意义，的确应该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讨论这个问题。（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任重书院和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王一丹、任继泽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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