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这不仅是香港人的喜事，更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太平山下的万家灯火，尖山嘴对岸的璀璨城市景观，每一次都留给我最为温馨的感受。我出生在上海，却与香港有久长的渊源，我的父母结识于香港，上世纪40年代，母亲和姨婆是香港居民，住在郭沫若先生的楼下。父亲叶以群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时常去拜访郭先生。那时认识了我的母亲。1950年，母亲跟随父亲来到上海，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曾经看过霍建起导演拍摄的电影《萧红》。电影开头有一段这样的情景，萧红的丈夫作家端木蕻良对躺在病榻上的萧红说：“茅盾、以群、邹韬奋都撤离香港了，许多人都走了。”可是萧红却病重走不了。她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医院里，最终病逝在香港。电影中的那个场景重现了40年代香港的氛围，那时的香港是祖国的游子，被英国人统治着。

端木蕻良所说的撤离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敌寇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在香港的日子里，茅盾自称是文具店的老板，以群是总采买，茅盾的妻子成了大厨师，他们同甘共苦，在日军空袭的炮火下几度辗转，共同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艰辛。

据历史资料记载，日军进攻香港的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身在香港的父亲以群直接参与了那次文化人的大营救。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终于设法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帮助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他们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

茅盾和以群很早就认识，但真正在一起工作，估计是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当年茅盾曾在香港主编过一份杂志叫《文艺阵地》，1940初在重庆复刊时，茅盾提议组成了《文艺阵地》的七人编委会。以群是实际负责人，茅盾是他的“后台”。那个时期，以群成了茅盾家的常客。日子久了，茅盾发现以群还是周恩来派来的联络员，专门照顾他这个“党外人士”。凡是共产党内有什么重要活动或会议，需要茅盾参加的，常由以群来通知。而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也由他向茅盾传达。一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为了防止国民党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群护送茅盾撤离了重庆，去了香港。

1942年1月9日，茅盾、叶以群、戈宝权等文化人在香港洛克道，换上老百姓的便装，打扮成“难民”，由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至黄昏时抵达铜锣湾避风塘，登上营救人员准备好的一艘大驳船。当时，从香港去九龙的海面已经被封锁，他们只能乘小艇偷渡。茅盾先生在他的《脱险杂记》中写到：“我们这艇子里有Y（叶以群）、小高、宝公（戈宝权），以及其他朋友……我们说说笑笑，确信'偷渡'一定顺利完成。因为这不浓不淡的雾罩太好了。但是晓风很冷，从船头灌进来，我们虽然挤紧了的，还是不免瑟缩。”邹韬奋、胡绳、廖沫沙、于伶等人也先后由交通员带到这里。交通员又分别将这些文化人带上三只披有草席篷的小艇，乘着铜锣湾出口处巡逻日军换岗之机，疾驶渡海，终于安全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

安全到达九龙后，就改为徒步，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经过荃湾、元郎，往离深圳不远的东江方向去，时常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东江游击纵队司令部的驻地白石龙镇。司令员曾生和政委林平把大家请到司令部里。端出了一大碗一大碗热气气腾腾的红烧肉招待大家。

在东江游击队休整了几天，他们又动身向目的地是惠阳继续前进。这时同行的除茅盾夫妇外，还有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加上两名带枪护送的游击队员、两个挑夫，一行共九人。茅盾感觉到“以群他们三位都是少壮派，他们隐隐负着照料我们夫妇的责任。”在茅盾的文字中记录的以群不仅是“外交部长”，负责对外打交道；遇到艰难险阻的路况，又是“勇敢的以群”前去探路。

那时茅盾夫妇都已近知天命之年，进行那样强度的行军确实不易。尤其是他的妻子孔德沚一路紧随，更是辛苦。在行进的路上也曾有过惊险，有一次雨天走夜路，一个跟着一个，根本看不见路。猛然听到后面“扑通”一声，回头一看，茅盾的妻子孔德沚不见了。大家急忙用电筒往桥下照，却深不见底，只听得哗哗的水声。慌忙中有人甚至哭了起来。这时，桥下却传来茅盾的妻子孔德沚的声音：“我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在手电筒光的照耀下才看清茅盾的妻子孔德沚站在桥下两丈深的靠近河岸的水草和烂泥里。所幸没有受伤。被救上来之后，孔德沚回忆着她遇险的经过：“我脚下踏一个空，身体就掉下去了。心里想，不好了，这是河呢，可是老不到水里，像腾云似的。后来，扑通一声，到了水里了，真运气，可巧全是水草和烂泥，没有石块。”

在这次著名的香港文化人迁徙中，几天时间里，经过这条路，约有数千名进步文化人离开香港，前往内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策划的保护进步文化人的一次壮举，何等壮观，而大迁徙的直接指挥者就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以群回忆道：“后来经部队向重庆周恩来电报联系，得到回电，才由部队发了路费，和茅盾、戈宝权等同路经惠阳、韶关回到桂林。”

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呆了十几天，有的呆了一个多月。但是，惊心动魄的营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纪念历史上这一次大营救，深圳市、宝安区两级政府一共投入资金400多万元人民币。于2005年9月2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开馆。我期望着早日前往参观。

除此之外，在父亲的记载中还有一次记忆深刻的香港之旅是1947年，国共战场上进入决战，大批无党派知名人士陆续转移到香港，作为过渡，免得他们遭国民党绑架和杀害。当时来到香港的不仅有郭沫若和茅盾，还有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齐聚在那里，他们感到建立新中国曙光已近在眼前，异常兴奋。一直到1948年，才分批安排他们乘船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这批从香港乘船北上的有沈钧儒、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郭沫若和茅盾等人。而父亲却是最后一批离开香港。他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一批批的送走了大批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然后才回到北京。

如今我每一次走走香港的街道上，都设法在纵横的街巷中，穿梭的人流中找寻他们当年的足迹和身影。香港是父亲和母亲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地标，母亲的年轻岁月曾经生活在那里，她与我父亲的爱情在那里萌芽，她的姐妹手足后来依然常年生活在那里，那里始终是她的故乡。

我记忆中的这些人和事，每一桩每一件都印证着香港与中国大陆紧密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如果前辈们九泉下有知，看到香港回归，人民可以在五星红旗的辉映下扬眉吐气，会多么自豪！而像蔡先生这样真正的香港人，则希望年轻的一代珍惜前辈一生奋斗建立的香港的经济成就，与祖国同心同德，为香港的未来奋斗努力。香港人是勤劳务实的，他们辛勤地为生活富足奋斗。香港的年轻人必须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解香港自身的历史，只有让香港的年轻人了解了香港与祖国大陆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才能培养起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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