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巴尔扎诺1978年生于米兰，长期在意大利重要的文学和哲学杂志发表文章和评论。201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儿子的儿子》（Il figlio del figlio），获得科拉多·阿尔罗文学奖。他的另一部作品《最后的到达》（L'ultimo arrivato）于2015年获得康皮耶罗文学奖。今年，他的小说《留不下的故乡》（Resto qui）入围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斯特雷加文学奖名单。

《留不下的故乡》讲述了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乡村女孩特里纳，因为爱情而甘愿留在故乡，然而她平凡的梦想——用母语教书、相夫教子、终老故土——却在经历故乡归属变更、战争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地破碎。作者用平静的笔触讲述了一个女人平凡而不平淡的一生。没有背叛，无关对错，有的只是时代无情的巨轮。

今年6月，马可·巴尔扎诺接受记者了Matilde Quarti的采访，本文为采访对话，由陶慧慧翻译。

《留不下的故乡》

马可·巴尔扎诺 著

陶慧慧 译

中信出版社

记者：在意大利文学里，不乏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然而，在南蒂罗尔这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争夺之处所发生过的事，却是鲜有人提及的主题，就连今天我们要想加以了解都很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留不下的故乡》恰恰是一部“政治”小说。巴尔扎诺，您为什么选择用小说这个方式就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呢？

马可·巴尔扎诺：“我感兴趣的是讲述平民生活的文学，那些被遗忘的、无法发声的和在比喻意义上被淹没的，为这种文学提供营养和土壤，是不容小觑的想象力来源。另外，文学有一种故事的力量，通过个人主观方面、从某个角度的叙事，可以给那些在大写的历史中没有机会发声的人物以生命力。因此，文学给历史加上了一层更加人性化的定义，让其不再如此不近人情，不再时而残暴，不再一直惨无人道。”

记者：为什么这一段往事很少有人提及呢？

马可·巴尔扎诺：“意大利是一个从来都不会铭记自己历史的国家，在这里，人们更喜欢把灰尘藏到地毯下面，而不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拿到台面上来开诚布公地讨论，写出真正崭新的内容。“

记者：您在构建人物的时候避免了任何形式的评判，而是展现了一片广袤的灰色区域。您小说中的人物却不是这样。

马可·巴尔扎诺：“评判并不是一位作家必需的特权：作家的工作不在于多么政治正确，也不在于给出什么答案。我觉得，不做评判才是真正尊重读者，这样读者才能在所有的艺术作品中有一些回旋的余地。读者不是一个被动的形象——不像电视观众一样——而是主观能动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感性和思想体系把面前的玻璃碎片拼成花窗玻璃。我希望读者看完我的书会提出更多的问题，而不是得到更多的答案。一个阅读后有能力独立处理自己评判的读者（我这里所说的“评判”是指观念，看事物的观点）：读者发问得越多，我的书就越成功。这是成功的唯一标准：读者思索的时长。”

记者：《留不下的故乡》描述了一个旧世界，分明的等级和阶级划分通常会限制人物的塑造。比如说主人公特里纳，她有出头露面的文化水平，但是作为女人她却无法这样做（她写得那些反对建造水坝的信都让丈夫埃里克署名了）。埃里克也有类似的困境，他想为理想而奋斗，但是他的社会地位不容许他这样做。从故事的一开始直到故事的最后，外界社会是如何渗透到人物的个人生活中呢？

马可·巴尔扎诺：“我本想把这本书命名为Fino alla fine的，因为从生活被撕裂的那一刻起，特里纳就算很痛苦，也坚持自己的想法从来不放弃。在小说中和现实生活中，历史赋予这个群体古老而且循环的生命，依照四季变换，符合自然韵律。当历史爆发的时候，它的残酷和极端造成了永久而无法更改的后果。因此，当男人们上前线的时候，女人们没有获得新的社会地位，而只能费尽心力地填补这个空白。

特里纳是少数几个有机会上学的人之一，我很喜欢这个人物，她不仅利用的智慧探索自己的生存条件，用一种和其他村民相比更加明了的方式理解它，更重要的是她很快就明白了，知识越多责任越大。这也正是因为知识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生存的一种深化，她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向旁边退了一步，努力抗争、阻止建造水坝的主人公成了埃里克。特里纳成了他的影子写手，为他发声。如果要把‘知识’比作什么的话，我觉得是一座桥，因为它意味着文字总是要传递给他人的。从身上弹走的文字是最虚无的。 ”

记者：一位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和自己的性别相反的情况很有趣。您可以谈一谈您和主人公特里纳的关系吗？

马可·巴尔扎诺：“要想从一个技术的层面讲这件事非常难。我很多次都想写一个主人公是女性的小说，因为我很确信自己的视角会改变，而且那样的深度，那种广义的母性，女性以及母亲自古传承下来的视角，或许都是我内心深处所嫉妒的，因为我永远都不可能拥有。我觉得一般说来，这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你在学校喜欢那些和你听同样音乐看同样书的朋友，然后你长大了，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记者：小说里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父母和子女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就人物类型来说也大有不同。您能谈一谈吗？

马可·巴尔扎诺：“小说里的男人形象属于比较传统，对于他们来讲观念要比情感更重要。我非常对方面的内容很感兴趣，因为现在男人的形象都比较‘感性化’：如今很难想象一个父亲因为他们的政治理念不同就把儿子赶出家门；像特里纳这样，相比较孩子们更爱丈夫的情况也同样不现实。总之，我很喜欢突出男人性格中不可动摇的方面，他们和特里纳一样都在战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坚信自己的根首先是灵魂的根，然后才是地理上的根。特里纳的父亲，‘老爸’（‘老妈‘‘老爸’是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里主人公汤姆·约德父母的称呼，也就是逃犯的父母）在法西斯逮捕特里纳后照顾她，当特里纳相当秘密教师的时候帮助她。女人们并没有脱离政治背景，或许在那样的情势下，大部分女人或许即将与其脱离，但是我不可能塑造一个无法支撑起现实的人物：要叙述现实本身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现实主义的反义词正是现实的扁平化。”

记者：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您小说中的人物面对的分裂，这是两种意义上的分裂：身份上的和情感上的。这两方面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马可·巴尔扎诺：“这两个方面是同步的。《留不下的故乡》讲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分裂，它的终点就是被淹没、被抹除存在的痕迹。大写的历史是残忍而暴力的，并且当历史爆发的时候，它会毁灭牧羊人的国度，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群体，大致上说来和《马拉沃利亚一家》中的渔夫一样。历史不仅仅让这个群体的身份一分为二，针锋相对，同时还分割了情感，那些父子、兄弟之间的情感。这就是痛苦所在。我想要探索的是情感形成的过程：在一部政治小说里，只要每一个个体的主观性都可以传递各自的思想和世界观，冲突就形成了。”

记者：在语言这个方面，您选择的文体非常柔和、精炼而简洁：和讲述的故事相宜得彰。这是您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还是本能的一种选择？

马可·巴尔扎诺：“一段历史就是一种语言、一种声音。没有找到语言上的答案我是不会提笔写作的。我最近写得两个故事，或许其他还有一些也算，讨论的主题都特别容易掉进鸡汤文学的陷阱。因此找到一种简洁而精炼的语言很有必要，不仅可以远离这种阴影，还可以找到一种非常考究的风格，至少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正是语言塑造 人物，因此特里纳这个角色并不会像痛苦屈服，她懂得隐忍，有些事情她选择不去谈论。是这种考究的语言，顺理成章地创造了人物。”

记者：为什么在《留不下的故乡》这本书的最后插入了地图，而不是在最开始呢？

马可·巴尔扎诺：“我觉得一个文本的开头应该什么都不放，因为放什么都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比如我自己从来都不写多于一个的楔子：我看到有人写两个甚至三个，在我看来这样的话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就减弱了。读者的旅途正要开始，我应该让他们花一些时间，让他们相信我讲的故事：我不能过于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是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书末尾的地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正好和书的封面联系了起来。这个封面对于不认识这个地方的人来说，看起来像是合成的照片。我很想用一种极简的方式重建那个世界：我提出了这个想法，在书摊上找到的旅游小册子里发现了一幅小地图，然后他们（Einaudi的插画家）完善了这个图。”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的小说进入了斯特雷加奖名单，您对这个奖有什么期望？

马可·巴尔扎诺：“我希望这个奖项的中心是故事，希望这个奖可以让人们最大程度地关注书籍。”

翻译：陶慧慧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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