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尧伊所作布面油彩《长征之路》。

主题性美术创作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新中国美术建立起了一个美学体系。其中，家国情怀是新中国美术史最深厚而鲜亮的底色。与时代、国家命运的紧密结合，对于社会变革风潮、历史奔涌涛声的回荡，形成了这些作品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品格

正在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的“踱步：七十年的走过”特展，集结了近200件新中国主题美术作品，引发业内高度关注。在揭幕当天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全国各地的美术史专家纷纷表示，希望展览能够开启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进一步探讨与重视。

主题性美术创作里，有着人们或许不知道的丰富内涵。“这样的美术作品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又是对新中国审美以及艺术语言变革发展的记录，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镜鉴。”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指出，它们所记录的时代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是历史所遗留的艺术精神与品格，都镌刻在中国美术史上，是需要正视和尊重的一份文化遗产。

主题性美术创作唤起国家、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主题性美术创作以对历史、现实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人物为表现内容。在学界看来，这样的作品能够唤起国家、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收藏其中的经典作品，不仅是收藏美术作品，更是为几代人收藏文化记忆，为未来收藏历史记忆。

约三百年前，主题性美术创作就已为国家形象代言。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举例，清代宫廷画家创作的《康熙南巡图》《乾隆大阅图》都是这样的作品。前者共有12卷，加起来有200多米，展现的是康熙第二次南巡（1689年）的场面，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每卷都有康熙的身影；后者共有四卷，描绘乾隆1739年于京郊南苑举行阅兵式时的情景，总共画了约三万人，人物个个清楚，没有重叠或遮挡。今天，这样一批作品的价值逐渐为学界意识到，它们为那个没有照相术的时代留下了珍贵的视觉档案。

在新中国美术发展史上，主题性美术作品尤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历过几个活跃时期。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现实主义美术为新中国树立起国家形象。当时全国最知名的艺术家几乎都创作过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今天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很多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提到，集体创作可谓当年的美术流行样式，颇为引人注目，体现出那个时代创作者的集体责任意识和家国概念。46米巨幅国画长卷《首都之春》就是其中一例，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的北京全貌，由北京画院的六位画家集体完成。1960年秋，时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的傅抱石也曾组织13位画家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他们抱着  “开眼界、长见识、扩胸襟，笔墨就不能不变”，共同推出一批反映那个时代的精品力作。上海中国画院当年同样有过不少合作绘画，落款时不见个人署名，只见“上海中国画院集体创作”的字样。

▲沈嘉蔚所作布面油彩《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均上海龙美术馆供图）

一部新中国美术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新中国发展的视觉图像史。在四川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黄宗贤看来，主题性美术创作在长期的发展中为新中国美术建立起了一个美学体系。“其中，家国情怀是新中国美术史最深厚而鲜亮的底色。与时代、国家命运的紧密结合，对于社会变革风潮、历史奔涌涛声的回荡，形成了这些作品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品格。”

传世的主题性美术作品不只有对现实的再现

对于优秀的主题性美术作品而言，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思想价值是融于一体的。最终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很多主题性美术作品，在表现现实的同时，一定还有另外的东西。

在黄宗贤眼中，这种另外的东西可能指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呵护，对人生意义的表现，对人性光芒的讴歌等等。“真实性是主题性创作，特别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前提，而艺术性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最重要的价值。在这之中，无不暗含着创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与文明成果独特的认知、感悟，在历史的回眸中融入自己的文化想象与情感因素。”他认为，陈逸飞的《黄河颂》就是其中的代表。这幅作品以宽银幕式绘画，描绘一位红军站在黄河旁的山岭之巅，眺望天际，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

作品中蕴含的真挚情感，则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特别提到的。“不少主题性美术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内容，今天已经消失或近乎消失。为什么这些作品依然让我们看得怦然心动？首先在于这些作品中涉及的感情。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在技术上一定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但这批画家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

也有人指出，艺术地表现历史和现实的题材，不仅体现在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和情感释放上，也体现在形式、语言、图式的创新和技术技巧的含量上。比如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描绘年轻军人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哨楼上远眺。有力的构图和形式感强化了战士在画面中的中心地位，画家也巧妙地利用了哨楼高耸的特点，将视线放在画面的底边，使战士的形象更显高大。“这幅画的造型感在美术的体现中是独特的，是能够产生共鸣的。”

这些思考对于研究新中国美术史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同时对于今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也提供了些许启发。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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