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校中古史学者凡二十余人，会聚于南京六朝博物馆，召开主题为“文献·文书·文物：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的学术研讨会。我也有幸“躬逢胜饯”，呈文参会并担当评议。

会议除去前后的室外考察，正式的讨论历时一天半。双方学人如此小范围、近距离、长时间的集中交流，至少于我来说，还是初次体验。在青年一辈研究者中，我属于比较“宅”的，十多年间，基本只是通过书本和网络接触北大史学名贤。此番提交的报告得到陈苏镇老师的点评赐正，这份荣幸颇出意料之外。八年前参撰《江苏建置志》时，为弄清西汉前期封国的行政层级，我曾学习陈老师的《汉初侯国隶属关系考》与《汉初王国制度考述》；前年访学日本期间，兴趣转向六朝职官，又将陈老师近三十年前的旧作《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找来研读。而当面请教，还是头一回。同样的，在2005年浏览“往复论坛”时，我便跟踪过罗新老师的帖子，后来又关注了他的新浪微博，但也从未如本次一样，当面听他讲述史学理论。

研讨会的副标题，是“中古史研究的资料利用与开掘”。究竟何为“中古”，国内外至今缺乏统一标准。有将中古等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有以“五胡乱华”到中唐作为中古的，也有把东汉当成中古起点的。就本次会上宣讲的九篇文章来说，研究对象所处年代均不出公元3至9世纪的范围，而以六朝（孙吴与东晋南朝）为侧重，这是因为会议在六朝都城召开的缘故吧。

最紧扣会议主题的报告，当推于溯的《行走的书麓：中古时期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文章开头概括了中古史料的特点，那就是比秦汉以上有余，比唐宋以下不足，盖其时纸张书写业已盛行，而雕版印刷尚未普及，遂导致记诵作为一种文献传播的辅助手段，在当时大为风行，备受推崇。业师胡阿祥常说，先秦文献是芝麻当西瓜用，明清文献则是西瓜当芝麻看，六朝文献体量适中，西瓜便是西瓜，芝麻便是芝麻。中古文献虽较上古丰富，但从清初以来，经过学者们历时三百多年的持续“耕作”，由十二部正史和《通典》《通鉴》构成的核心地块，“肥力”已近枯竭；《搜神》《世说》《文选》《玉台》《伽蓝记》《水经注》，乃至佛典僧传、道藏医书，自史学理念“近代化”以来，也被人们从多种角度介入利用；碑碣、简牍、器物、遗迹，一经公布，敏感的研究者们都会立刻蜂拥麇集，各取所需。边边角角的处女地难遇难求，发现新大陆无异痴人说梦。基于一眼见底的史料储备，如何制造中古史知识的新增长点，是当今史学工作者不能不为之焦虑的问题。

正史典章，姑名为一类史料；其他传世文献，姑名为二类史料；出土材料，姑名为三类史料。一类史料最为常见，前人的点校注释已颇充分，易于入门，利用难度却越来越大。因为即便成年累月地投入时间去通读融会，对于中古历史的整体把握，未必就能达到吕思勉等前贤的水准，欲从个别细节探微索隐，试问几人能有唐长孺先生的沉潜与高明？基于正史诸志和《通典》的专门研究，宫崎市定、阎步克于官制选举，严耕望、祝总斌于央地行政，施和金、胡师阿祥于政区地理，各已“先据要路津”，礼仪、兵制、财政，都早有系统论著问世，如今再有施设，很难跳出前人规模，多不过是小修小补。大到社会性质，小到税收办法，争讼不已的问题虽多，但倘无铁证可供定案，一味叠床架屋地纠缠下去，实无趣味可言。

要之，使用传统视角开发此类习见史料，边际成本高悬不下，吃力不讨好。于是，新的研究路数应运而兴，近来我辈年轻人中大热的“历史书写”便是代表，俨为时下显学：既然文献记载难于导出新知，那不如就以文献本身的

制造作为对象吧。传统的史料学，与颠覆性的后现代史学思潮一拍即合，中古史界顿掀起一场局部风暴。愚以为，苟能扎实汲取史料学、文献学、版本学、修辞学的养分，厚积薄发，这场“哥白尼式革命”在几十年后，定能建起宏伟大厦，但若急功近利，强行突破，“为赋新词强说愁”，则恐不免走火入魔之弊。在新式史学道路上比中国先行一代人时间的日本学界，即使在人心浮动的泡沫经济时代，历史书写的议题也未须臾形成潮流，今日更显冷清，这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第二类史料中，很多利用门槛较高：缺乏一定的地理知识，不能深入理解《水经注》；无足够的佛学储备，要将《高僧传》《弘明集》流畅读完，都属难事。会上，方圆博士的《南朝佛教仪式疏文得名源流考》，陈志远博士的《六朝的转经与梵呗》，都是利用此类史料做的专门研究。我对佛教文献有过持续的浅接触，《金刚》《法华》等六朝译经均颇熟悉，也读过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的理论框架、宗派流变，自信能说出大概，但听方、陈二位的解说，依然时不时“掉线”，难于紧贴语境。越专业，越艰深，越寂寞，投稿却越难被期刊采用，这是研究者的困境。相比之下，史学界的主流，还是更倾向于以二类史料作为一类史料的补充，寻找其中包含的政治、制度、人事、社会等信息。陈爽老师的《〈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佚史考》，即是秉持这一主流思路而作的报告。在南京本地小规模的青年读书会上，我们曾从《弘明集》所收梁武帝及群臣批判范缜《神灭论》的文字中，爬梳萧梁前期的种种官名，拿来和《宋书》《南齐书》的《百官志》对照，澄清了一些疑点。另外像《搜神记》《高僧传》所收人、地、官名，《水经注》《颜氏家训》记载的事件，均能补充第一类史料的不足。

由于很多文献本身的整理度或普及度不够，利用传统视角采掘第二类史料，空间仍很广阔。如对散佚在后世文献里的中古地书方志，清人王谟和今人刘纬毅先生都有专门的辑佚，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推出了辑注顾野王《舆地志》的作品，但在对逐条佚文归属的判定上，均多少存在推敲的余地。再以《水经注》为例，晚明以来，它的文本一直在持续整理当中，仅区分哪些是经哪些是注，哪些是郦道元的注中之注，就花费了几个世纪，但即便杨守敬、熊会贞师徒已集明清之大成，已故的段熙仲、陈桥驿先生又投入半生心血，这部书的文本问题依然未全解决。今天，日本中古史学界仍在细读《水经注》。应窪添庆文教授的召集，十多位东京学者组织了《水经注》研究会，每两周在东洋文库聚会半日，分头研读。他们的前期成果已集结付梓为《水经注疏译注·渭水篇》和《洛水伊水篇》两种，厚厚的三册，但对包含137条河流的《水经》和涉及1200多条水道的郦注而言，这仅是一个开始。类似规模和定力的读书班，在国内未曾听说，这样的话，我们要补的课怕还很多。基于第二类史料的研究，还有多远的前路可走？感觉一眼看不到底。

第三类史料，是近二十年来最受关注的。就出土资料的体量而言，中古的简牍不比秦汉，碑铭墓志不及隋唐，但对于力量本就相对单弱的中古史学界而言，这些新材料堪称极大丰富，甚至是无底洞：从形式、体例到内容，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多。罗新、叶炜两位老师合作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几乎是当今同行学人架上必备的参考书，会上叶炜老师报告的《从不书志主名字现象看中古墓志集本与石本的异同先后》，则系着眼于中古墓志的书写体例与制作程序。邓玮光对走马楼吴简的文本复原有过很深的思考，这次发表的《许迪案小考》则走出简牍本身，将其中记载的小事件同孙吴政权的大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陆帅的《萧梁前期的北来降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从一方文字严重漶漫残缺的南朝墓志入手，讨论了萧梁前期的政治局面和社会人群问题。

用来与一类史料相参证的三类史料，无论有字的碑碣简牍，还是无字的遗址器物，都可发挥作用。结合汉魏洛阳城遗址中的宫城考古成果和正史记载，陈苏镇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古宫城的一般结构。中古宫殿的内部形态，不仅与历次宫闱政变有关，更牵涉到中央权力的日常空间运作，如能澄清，意义重大。然而，累见于史书的殿、省、阁、门之名，读来总让人如堕云雾。基于正史文献，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对东晋南朝台省方位有过考证，陈苏镇1993年

也作过《西省考》，如今有了考古遗址的映证，相关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研究萧梁台省职吏时，我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南朝尚书上省、尚书下省的方位问题，陈老师在评议时对我报告中的相关看法作了指正，他对中古宫城结构的全面推考，则带给我更多启发。

以史料利用为主题的本次研讨会，交流者们的报告将一、二、三类史料都覆盖在内了。在侧重上，可以看到大家主要还是以一类为本为主，以二、三类为辅，用后者去补充前者。这是最传统也最“正派”的路径。研究的议题，邓、陆二位着眼于政治，陈鹏博士《东晋南朝的“十八州谱”与州郡著姓》着眼于士族，拙文《萧梁“三品蕴位”考论》着眼于职官制度，传统问题占据了半边天。用传统史料做传统问题，注定是一条难行路，但个人相信，其前景绝不黯淡。因为一旦深读正史就会发现，前人没能回答的问题其实极多，就连文献本身的整理点校都还有不少需要修正的地方，近年中华书局联合古代史、文献学学者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动因即在于此。我选择萧梁官班体系中的三品蕴位作为切入点，提出与前辈们不同的看法，也是因为发现中华本《隋书·百官志》的断句存在问题，而该问题误导了很多学者。

我是穿过历史地理学之门走进中古史地界的，起初关注重点是汉魏六朝政区，然后由政区而职官，由职官而人事，由人事而政治，从确定的“物”出发，一步步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靠拢。在行进过程中，深感不管政区建置，还是职官制度，均有大量悬而未决的难题散在沿途等待。拿官制史来说，中古的一类史料就那么些，二、三类史料里的信息也有限，特别是南方墓志数量远少于北方的情况下，研究东晋南朝职官，纵然辅以出土文献，也是捉襟见肘。那将中古史料用完，是否便走投无路了呢？我不这么想。考虑到历代制度的延续性，上则秦汉、下则唐宋的官制材料，都可为我们所用。

游逸飞近来刊发的游戏文字《制造辛德勇》里，将北京大学中古史的研究趋势概括为“立足魏晋，放眼秦汉”，可以理解为内容均是归于中古，而起乎秦汉乃至先秦。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又名《科举前史》，他起初被委派去研究清代科举与选官制度，后扩展为研究中国科举史，再进一步回溯，这才走向了中古的九品之法。此种贯通的视角，不仅可“通古今之变”，增加研究的纵深，提升我们对任一断代的理解，在考证具体问题时，前后时代的史料，也可为我们提供补益。宋代政事堂“堂后官”等吏职人员的设置、任命与升迁资料，能够协助我们构拟中古台省令史们的职业图景；南京大学宋史专家李昌宪老师近年推出的著作《宋朝官品令与合班之制复原研究》，亦能加深我们对中古官班制度的理解。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唐代籍账材料，或许也可为东晋南朝史上纠缠不清的黄、白籍问题，提供最终解决的思路。

只要抱有通史的观照，任何断代的史料都能为其他时代所用，而他国的史料，也可加深对本国史的认知。日本学者将贵族制社会的理论驾轻就熟地运用于中国史研究之上，对中国的中古时代有着亲切的理解，这是因为日本的近现代原即脱胎于贵族制社会，且国家各层面长期保留贵族制的残余。日本走进与走出中古时代，比中国大约晚了一千年，于是他们的中古史料得以大量保存至今。这些史料及其研究，绝对可以拿来用作理解中国中古时代的镜子。事实上，国内个别敏锐的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

走出中古走向通代，走出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视野有多宽广，史料就有多丰富。对中国中古史研究来说，可资利用的“云史料”可谓无穷无尽。这让我回想起中学时代的地理课本，编者用严肃的笔调诉说着对能源枯竭的担忧。按照20世纪中叶学者们的推想，在我们这代人的有生之年，石油会枯竭，煤炭也会枯竭，长此以往，工业革命带来的福利将难以为继。可事实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探索的深入，石油越采越多，预期枯竭时间不断延后。与此同时，新能源也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犯不着杞人忧天。同样，中古史研究绝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史料竭尽的危机，我们这些用传统方法研究传统问题的“工业派”、“农耕派”学者，只管一路向前。

作者：姚乐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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