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2018-09-28 14:06:27 作者:于溯

建安以后,文学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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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的自觉”说起

从1927年鲁迅在广州发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以来,“文学的自觉”就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命题。按照鲁迅的定义,所谓自觉,是指“诗赋不必寓教训”、“为艺术而艺术”。在这里,文学(“诗赋”)与儒教(“教训”)的对立,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术史常规思考模式,在中古学术史研究领域,我们如今仍常看到文学盛因经学衰、史学盛因经学衰、子书衰而文章盛等等观点,其实都遵循着同一种“此消彼长”逻辑。

鲁迅对儒教约束文学的看法,当然是有证据可以支撑的,扬雄就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所谓“则”,就是立正则,或者说就是要“寓教训”。但扬雄的话同时也说明,那种“丽以淫”的,即无教训、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自来有之,换言之,文学沾染儒风倒是个阶段性现象,无怪乎后来不断有学者将“自觉”时间自鲁迅规定的曹丕时代上移,乃至有了汉代自觉说、战国发端说、春秋自觉说种种纷争。

本文无意处理文学自觉问题,检讨这一段学术史,是想指出“此消彼长”这一叙述模式本身可能的缺陷:当使用这个模式时,我们已经默认了消减一方的强排他性,并且以此消为彼长的根本甚至唯一原因,但事实上这两者都是很难评估的。在儒教强势时,文学就不发达吗?那如何解释宋代文学的繁荣?在强势思想退潮后,文学就会自动发达吗?那为什么中古时期“自觉”的是文学、史学而偏偏不是直面思想的子书?这些问题都说明,“彼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而“此消”是一个太过简单的解释。

所以,重新回溯中古文学的产生,我认为“文学自觉”让其他影响因子多少被忽视了。事实上,在汉唐之间的数百年中,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权林立,互相竞争,文学在这样的时局中,很难完全置身事外术而艺术。本文想说明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分裂时期,文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开发为一种宣传工具,中古文学也正是随着宣传功能的开发而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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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功能的发现

宣传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本是宣布传达之意,但我们现在使用的“宣传”,意义已与古汉语不同。其西文原是不太常用的宗教词汇,有“传教”之义,直到一战,随着协约国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它才成为大众熟知的概念。成熟于战争的宣传,既对内更对外,要实现占据正义、鼓舞军心民心、煽动对敌仇恨、拉拢中立等等多重任务,还要对突发的具体事件给与解释。换言之,宣传本身也成为战争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诞生历程,让现代宣传概念比“宣布传达”适用范围要狭窄,但意义层次却更丰富。

尽管作为通行概念的宣传实属晚近舶来,作为现象的宣传却是自古有之,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宣传。在政权分立时期,来自不同立场的言论确实可以放在宣传视角下解读,但在古代史领域,其实很难见到“宣传史”研究。1985年出版的郭志坤《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可能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古代宣传史著作,但此书将宣传概念极度泛化,导致很多史料解读颇显牵强,比如“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被视为一种宣传思想。而这也正可见,古代宣传史研究之所以不彰,史料匮乏是一大原因。

按照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看法,所谓宣传,就是通过重要符号控制集体态度。符号,无论文字、图像、音乐还是概念、口号、象征物,构成了宣传活动的核心。尽管局限于史料,我们可能无法详尽勾勒早期社会宣传活动的执行过程和实施效果,但那些曾经使用过的符号多少还散落在文献中,可供后人追踪。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符号之一。

对于今日的读者,“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已经是熟识论调,但文学介入宣传,或者说宣传介入文学,是从何时而始呢?无论对于宣传史还是文学史,这都是值得深究的话题。如果我们在比较狭义的层面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那么中古时期正是宣传文学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尽管文学已经参与了“润色鸿业”,但它尚未在纷争世局中充当过利器。建安以后,文学就不止于润色已有的鸿业,它还参与着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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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之一:曹操的周公乐府

在《三国志·崔琰传》“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条下,裴松之补充了两个故事: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青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

这两个事件里都出现了“周公”,而周公正是曹操常用的宣传符号。朱熹说:

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

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

正如朱熹指出的,曹操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周公,有的诗主题本离周公很远,于是周公被强拉进来尤其显得造作。如果从宣传学的角度审视这个现象,那么重复性正是宣传的特征:宣传符号要通过重复推送、不断灌输,才能产生效应。而为了实现有效推送,宣传场合、形式、媒介、渠道都需要优选。酒宴是相当合适的宣传场合,因为宣传者能对主题、受众、气氛有完全的掌握。虽然“周公吐哺”的求贤之意曹操也屡次在教令中表达过,但建立在多形式多渠道上的重复,可以收获更多样化的受众。

乐府显然是曹操重点依赖的宣传形式之一,和徒诗相比,乐府多了一重音乐因素,既作为配乐歌曲宣唱,也可以藉文本流传,可谓早期多媒体,具有很强的传播效力。除了乐府之外,曹操的教令也在推送周公:“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己亥令》)除了曹操本人外,他周围的文人团也在发声,比如王粲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公讌诗》)的诗句。总之,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宣传的多样化和持续性都是必要的。

比怎样推送更重要的是推送什么,符号的选择是宣传的核心环节。综合曹、王对“周公”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这个符号适用性极强:它既用来表彰曹操廓清天下、再造汉室的功绩,又用来彰显曹操合法的摄政地位,还证明着曹操的忠诚(如果人们选择相信曹操,则曹操就是当代周公;如果怀疑,则更说明曹操是周公),并暗示着一种优惠的人才政策。事实上,能同时收获这些效果的宣传符号,也只有“周公”了,它显然是一个精心的选择,而不是毫无理由的集体用典偏好。

宣传符号的多重意义,往往是随着宣传侧重点的转移而生成的,毕竟对宣传者而言,当新的宣传任务出现,而旧的符号经再阐释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宣传成本要远小于启用新符号。“周公”的生命力就在于此,道理上说,从建安元年(196)献帝都许到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受封魏王的20年中,曹操集团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使用它,惟此前曹操尚无资格比附,此后再提周公就不合适了。前文引及的史料中,可以确知年代的有杨彪事件(建安二年,197)、甄夫人事件(建安九年,204)和《己亥令》(建安十五年,210),前后延续颇久。史料中最后一次出现“周公”符号是在建安十八年(213),这年曹操进爵为公,并接受九锡。册封诏书说:

朕闻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赐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世祚太师,以表东海。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贲、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

故周室之不坏,繄二国是赖。

诏书为曹操开国备锡找到的理据是齐、晋故事,但曹操为此发布的令却回应以周公故事:

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吾何可比之?

这个微妙的典故置换,与其说是辞让,不如说是对诏书做出的修正。曹操希望人们看到,他受到的待遇仍然符合一直以来的“周公”身份设定。所以在接下来的群臣劝进表中,周公和齐太公一样曾“大启土宇,跨州兼国”的故事得到了强调,而且该表还补充了“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的信息,以便曹操父子在周公符号下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

曹操进封魏公是对汉朝爵制的巨大破坏,正因为如此,周公的宣传反而要继续,惟将破坏包裹在稳定不变的宣传符号内进行,才能减少震动。非常有意思的是,到了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成为魏王,“周公”终于不再适用的时候,王粲立即写出了“昔人从公旦,一徂辄三龄。今我神武师,暂往必速平”(《从军诗》之二,约作于二十一年十月到次年春之间)的诗句,这不仅表明“周公”被抛弃了,也提示我们旧的宣传符号有时是以被超越的形式被抛弃的。

想要评估这场周公运动的实际效果,确实有史料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一直到建安十七年,荀彧仍然认为曹操有恪守臣子本分的可能,倘不考虑宣传的影响,很难解释他的执念从何而来。另一个被宣传影响的人正是前文提到的孔融。成功的宣传符号会使受众产生条件反射式的联想,即使是那些理智上并不认可宣传内容的受众,孔融以“周公”借力打力、讽刺挖苦,就是这样一种条件反射。所以,了解“周公”的宣传符号性质,也才能感受到孔融做的两事会让曹操多么“不堪”。

在这个以“周公”为符号的宣传案例中,文学的贡献非常值得注意。虽然现在可知的参与文本不多,但它们正是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端的那些作品。重新考察这些作品中的宣传因子,会让我们对很多旧问题有新认识。

曹操对乐府的偏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兴趣因素,但更可能的是,曹操意识到并利用了乐府诗的多媒体性质。现存曹诗全部是乐府,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纪实,如《蒿里》《薤露》《苦寒》;二是政治愿景,如《度关山》《对酒》;三是游仙。这里面只有第三类是传统题材,而其中也出现了“不戚年往,世忧不治”(《秋胡行》)这样不传统的宣传语,至于前两类,则完全是新鲜的军宣文学和政宣文学。如果认识到这种新变,则前人就曹诗提出的一些内容和风格问题,如谢榛指出的“魏武帝《对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坑流兵四十馀万”,胡应麟指出的“《雁门太守行》通篇皆赞词,《折杨柳》通篇皆戒词,名虽乐府,实寡风韵。魏武多有此体,如《度关山》《对酒行》,皆不必法也”,包括前文所引的朱熹的质疑,其实根本不成为问题。

同样该重新审视的还有曹操所谓“借古乐府写时事”的创作方式。过去我们或认为这与当时作曲家的稀缺有关,或认为这与汉乐府“感于哀乐,源事而发”的传统有关。从宣传的角度考量,直接利用人们熟悉的旧题旧曲填词,最简单的意图是提高接受度,因此这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或者音乐问题。

前文提到过,曹操的乐府和教令时有呼应,像《己亥令》和《短歌行》(周西伯昌)就有明显的文字配合。以文学来歌颂或阐释新指示、新精神、新政策,也是建安时代文学新变之一,但新变不止于此,在下面一组案例中我们将看到,文学的能力不仅在配合,它还在主动造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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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之二:宣传诗赋

正如战争史研究者指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人们对作战过程的记载却极为匮乏,以至与欧洲古代战记形成鲜明对比。其实就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而言,战争主题并不缺乏,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长于描绘细节的赋来写作的。不过,从作家们“神武奕奕,有征无战”的战争定性,能看出他们不想把重点放在战斗本身。

在汉末动乱之前,帝国的战争文学多以颂体为之,它们写作于战事结束后,是一种通过渲染胜利来颂德扬威的文本。中平以后,军阀林立,时局瞬息万变,各路诸侯尚无精力在歌功颂德上大费周章,比起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自我宣传,应此需求而诞生的宣传文学,就要完成前文所说的占据正义、鼓舞士气、煽动仇恨、拉拢中立,许诺和平等等任务。正因如此,实战描写比此前更减,基本是点到军威为止,倘迷恋暴力美学,反而是对宣传效果的损伤。

所谓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占据正义、师出有名才是宣传文学的基础任务。道义优势意味着对士人的凝聚力,而将战争的发生及其灾难后果归罪于对方,才能使民心的天平移向自己。因此在这类文学中,义正言辞的出师理由,比如“汉季世之不辟,青龙纪乎大荒。熊狼竞以拏攫,神宝播乎镐京。于是武臣赫然,飏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陈琳《武军赋》,为建安四年袁绍易京之战作)或者“惟荆蛮之作雠”、“静乱由乎干戈”(阮瑀《纪征赋》,为建安十三年曹操荆州之战作),基本是不可少的。当然实际上参与逐鹿的任何一方都不比其他对手更正义,所有的义正言辞都是可以共享的,因此要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说到底全靠写作技术。

从这个角度来说,《蒿里行》无疑是最优秀的宣传案例。这首乐府针对袁绍集团而作的,因此连袁术的僭号,都被表述为袁绍之弟的僭号(“淮南弟称号”)。至于袁绍本人的恶行,即“刻玺于北方”,早先公孙瓒也有表奏,但与公孙相比,曹诗的新意在将袁氏的僭越举动与“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联系在一起,这样再结以“念之断人肠”,敌我双方很自然地被置于罪恶与正义两极,吊民伐罪的意思就出来了。尤为巧妙的是,在这首诗里,曹操反袁的正当性丝毫没有被袁曹曾经合作过的历史削减,因为诗句告诉人们,袁绍是后来才堕落的(“势力使人争”)。可以想见,曹操提供的这种认知视角,将随着乐府诗的传播左右时人对他的观感,甚至对未来的选择。

而这些宣传造就的认知视角,影响还不止于当时,当胜利最终到来,它们还会被重新梳理整合,成为新的建国史。钟惺对曹诗有“汉末实录,真诗史也”的评价,这种印象其实得自于曹诗叙事与传世史料的一致性,但他没有注意到,曹诗其实是产生在那些传世史料之前的。曹魏政权建立后,朝廷制作了一套鼓吹曲词,其中第二首《战荥阳》云:“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第四曲《克官渡》云:“旧邦萧条,心悲伤。孤魂翩翩,当何依。”这和《蒿里行》的叙事视角高度一致,可见曾经的宣传文字已经凝固下来,成为权威历史叙事,并进而影响着王朝史的编纂。

和东汉征伐颂文相比,建安后的军宣文学要为战事助威,不可能时时待凯旋而后作。于是文人每“载笔而从师”(徐幹《西征赋》),以现场生产战地文学。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荆州,阮瑀、徐幹、曹丕都随军并有创作,这些热情洋溢的作品虽然因旋即而来的赤壁大败略显尴尬,但它们还是可以证明,曹方的宣传战是积极而出色的,尤其是团队批量创作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宣传战已颇具规模效应。

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它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这在一方面决定了军宣文学“有征无战”、略于战斗场景描绘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了军宣文学更大的政治野心。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还师后进封魏王,旋即又征孙权,南下途中在故乡谯县暂驻。这个过程,王粲以《从军行》五首纪之,其中最后一首专写谯县事。如果没有这组诗,史料呈现的征张鲁和征孙权更像两个孤立的军事行动,曹操封王和还谯之间也没有明显关联,但王粲提醒了我们,这一系列动作都围绕着封王建国的政治主题展开的。在魏国甫建之际,王粲作为王国首任侍中,创作一组自成规模的乐府,以美魏王前后武功,最后又落脚于龙兴之地,其造势意味相当明显。诗中“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孰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其一),“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其五)这样的句子,虽然因为既扮演宣传者、又扮演受众而显得太过直白,倒也让人对宣传的意图一目了然。

对宣传史研究而言,受众研究本应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作者会像王粲那样透露他预设的读者包括哪些人。尽管如此,受众的意识对我们理解宣传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钱锺书曾质疑丘迟《与陈伯之书》的实际效果,因为陈伯之闾里无赖出身,行伍起家,原不识字,给一个看文件都得秘书翻译的人送一封华美骈文,能有什么作用呢?但南方抛出这封信,预设受众未必只是陈伯之,毕竟那些已经在北方、未来可能到北方、甚至只是动了入北念头的南人,都可能成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读者。

宣传、文学与文学家

毫无疑问,宣传给文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东西:技能,题材,资助,甚至地位。宣传依赖文字的感染力,于是会刺激写作技术的开发;宣传依靠重复以巩固扩大影响,于是会刺激作品量的增长;每一次宣传的具体目的,则会引导文学的题材及其处理方式;宣传也使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倘行有余力,他们还能写出今日我们视为“自觉”的作品。

但是,宣传对文学的推进是有限的,因为作者总会尽量利用受众熟悉的旧有形式创作,如果不敷使用,则或酒瓶新酒,或移花接木,并不会像文学内在理路所引发的革命那样,使文学面貌一时焕然。而宣传带给文学的负面影响也相当明显:在审美层面,宣传让文学既难摆脱直露,也难摆脱矫饰,甚至结合出一种直露的矫饰;在技术层面,宣传迫使文学在立意措辞上用尽机巧,而这些机巧进一步加重了它的矫饰气息;至于成为宣传工具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个体人生也将受到深刻的影响。

文学家和宣传活动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如前所述,建安时期发生的多场战役都有搭配宣传的赋作,现存有出自袁绍集团的作品,也有出自曹操集团的作品。袁曹之后,用赋给主将打宣传的做法仍被军阀霸府继承下来,像司马颖手下有陆云写过《南征赋》,桓温手下有袁宏写过《北征赋》,刘裕手下有傅亮写过《征思赋》。《世说新语》记载了涉及《北征赋》的一些细节: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桓温不仅亲自下任务,亲自指定作者,还亲自组织审核,可见这类人物对宣传的重视程度。继桓氏而霸的刘裕更完全依靠征战收获资本,因此更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谢灵运的《撰征赋》就显得颇为奇怪,理论上说,这篇文章重点应该在为北伐做宣传,但它实际上却被写成了纪行赋。为战争而写的“某征赋”,和写个人行旅见闻的纪行赋(比如《文选》收录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确实标题雷同,为此宋代学者还特别做过辨析,说明“征”字有征伐、征行二义,不可混淆。但这是只有读者才会产生的误解,作者总是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谢灵运的处理方式,更像是在偷梁换柱。桓温和袁宏之间,刘裕和谢灵运之间,都没有很和谐的关系,但当一方有宣传需求,另一方亦很难脱身。在一个文人不自由的时代,文学是很难在一个较高程度上自觉的。

总而言之,“宣传”是中古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它依赖和带动文学,也激励和困扰文学家。而文学作为一种宣传符号,在战争时代飞速成熟,这个事实不应因“文学自觉”的基调而被忽视。中古时期是文学与宣传的第一次碰撞,宣传介入文学,但并没有占领文学。随着历史的发展,战火的再燃,这种碰撞还会继续,还会激烈,新的文学形式,新的作家处境,还会随着新的宣传任务而生。(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


作者:于溯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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