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上半年，中国学者庄安正在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中发现在中国销声匿迹达百年之久的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作为近十年来张謇文献与近代中朝关系史料上的重要收获，这一抄本的发现迅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并被相关研究所征引。只是抄本的内容与张謇的回忆存在较大出入，并非可直接使用的文献，所以必须抱着审慎态度对此抄本的真伪及相关问题予以充分讨论。

张謇

张謇《朝鲜善后六策》虽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但自撰成后就处于隐晦未明的状态中，以致于通行的张謇文集如《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全集》均未能收录此文。为何会出现这一反常现象呢？一般都会引用张謇致韩国钧信（1911年4月）中所作的解释：

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壮武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有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流虬。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乃自宛转于京朝大官。大官中独吴县潘文勤公、常熟翁相国称善；宝竹坡侍郎曾采以入告。孝钦询政府，政府奉教于李，亦斥之。使当时李非昏髦骄盈者，即不规复流虬，而于中朝创业大计，稍稍措意，于朝鲜行我之第三、四策，而因以经营东三省，安有日俄之争，安有立韩、覆韩之事？安有东三省之危？屈指是说，近三十年矣。今之后生，固无知者，即当时士大夫知之者曾有几人？天下后世，谁复知亡东三省者罪李鸿章乎？今言之亦无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齿于亡国之庸奴也。

尽管信中没有指明李鸿章所“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的就是《朝鲜善后六策》一文，揆诸相关文献，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颇多佐证来证明在“壬午、癸未之间”张謇对于朝鲜问题的最重要意见只有保存在《朝鲜善后六策》一文中，如张謇《壬午日记》八九月间有多条关于《朝鲜善后六策》的记载：

八月十八日  枚生来，久谈。……写《朝鲜善后六策》。

八月三十日  大风，以《六策》示道园、浣西，谓纯正切近，必可行，余料鬼蜮太多，二君之曰未可恃也。

九月一日  与道园、浣西极其国事，……，二君以是日午后登舟，坚强余行。余曰：《六策》如行，虽为朝鲜宾师可也，不然去何益？

九月二十三日  ……，得石菱、浣西、惠人讯。石菱、浣西望余之去尤切，谓《六策》王甚服膺，或可行也。然如此去尤不可轻。

据此，我们不仅可知张謇写作《朝鲜善后六策》的具体时间为光绪八年八月十八日（1882年9月29日），还可知当时朝鲜方面对《朝鲜善后六策》的“纯正切近，必可行”、“ 王甚服膺，或可行也”的正面评价，也有张謇本人语焉不详又比较消极的“余料鬼蜮太多，二君之曰未可恃也”的自评。此外，由笔者与千金梅教授合作整理的《大阵尺牍》中收有张謇致朝鲜官吏金昌熙的系列信札，这批信札中亦有几通信札提及《朝鲜善后六策》一文撰写及时人的反应，可以作为张謇在这一时间写作《朝鲜善后六策》的旁证，如其中一札云：

石菱参判足下：别后倾念无已。十七日抵津门，百事草草，鲜有好怀。途中冒触风寒，小病积日，遂请于节帅，暂留登州休养。瞻言沧海，不复能晤，伤如之何。《六策》已写出，闻与一切主持善后者不同，故绝不示人。但与道园、浣西谈，似有隐合于所见者，略为宣说大意。病中不能多写字，有稿存节帅处，属示足下及云养留守。不侫与云养函，亦属其告足下，审定其谬。计人家国虽空言，必求至是，非故谦也。……制张謇顿首。 八月二十七日登州。

据这通信札内容可考其写作时间为张謇第一次离朝还国的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82年10月8日），也就是张謇写就《朝鲜善后六策》的第九天，信中所说“《六策》已写出，闻与一切主持善后者不同，故绝不示人”云云，虽未指明“一切主持善后者”（注：据刘寂潮先生提示，此处的“一切”并非“所有”之意，而是指“权宜”，窃以为“权宜”的解释符合当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的历史事实）为何人，但与致韩国钧信中所说“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信中所说“但与道园、浣西谈，似有隐合于所见者，略为宣说大意”与上引张謇《壬午日记》所记“以《六策》示道园、浣西，谓纯正切近，必可行”的事实又是吻合的。如此，以《日记》与信札中多重证据证明，张謇在1911年4月致韩国钧信中所说的“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之“书”即为《朝鲜善后六策》，而张謇对于《朝鲜善后六策》后来而湮没无闻甚至亡佚所作的解释是合符事实的。

作者：丁小明
编辑：刘迪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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