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华早期抗疫神话中已经出现了防御瘟疫的青耕鸟，显示了先民在瘟疫防治方面的初步努力。但作为精怪的青耕鸟是自然力的体现，并不是人类力量代表，直到驱逐瘟鬼神话的产生，先民在防治瘟疫方面的自主意识才逐渐鲜明起来。

颛顼三子：对瘟疫传播规律的认知

最早的驱逐瘟鬼神话应该是颛顼三子神话。瘟鬼也称疫鬼，与瘟神不同，后者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神，也就是生而为神；而前者生而为人，人死而为鬼，死后为鬼而散播瘟疫就是瘟鬼。汉代王充在《论衡·解除篇》中这样讲述驱逐瘟鬼的神话：上古颛顼帝有三个一出生就夭折的儿子，他们死后成为散播瘟疫的瘟鬼。其中一个“居江水为虐鬼”。虐鬼即疟鬼，平时在江水间出没，能传播疟疾；第二个“居若水为魍魉”。居住在若水间的这一位是魍魉鬼；第三个“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居住在房屋的角落中这一位则会使居住之人得疫病。因此在每年的年终岁末，官方就会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借以送旧、迎新、纳吉。民间仿效，就产生了驱鬼逐疫的习俗。

魍魉鬼

蔡邕的《独断》和干宝的《搜神记》所记内容与《论衡》稍有出入，主要区别在于两点：其一，两文献都说第三个居住在房屋中的瘟鬼常使小儿得病；其二，两文献都记录了驱疫勇士方相士驱逐疫鬼的内容，《独断》更详细地描述了方相士在宫中驱瘟的仪式，包括打瘟鬼，用桃树枝干做成的弓矢射瘟鬼等。

在颛顼三子神话中，我们明显看到了人的力量在抗疫过程中的显现。比如驱疫勇士方相士一般是由中下级武官扮演的，这一角色就是人类力量的代表。除此之外，该神话还有三重内涵值得重视：

首先，瘟疫由人死之鬼而散播的情节说明，先民可能意识到了瘟疫的人际传播特征。甚至我们猜测，通过接触传染病人的尸体而染病的经验是先民最早对瘟疫人际传播特征的认知，这种经验反映在神话中就成为人死之鬼散播瘟疫的情节。

第二，虐鬼与魍魉鬼都居住于水间的情节说明，先民在长期与瘟疫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了传染性疾病多发于江水之间等潮湿之处的规律。长江流域被先民认为是瘟疫多发区域。这种信息保存在瘟鬼神话中就出现了长江为瘟鬼居所的情节。虐鬼所居的“江水”即长江，魍魉鬼所居的“若水”则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最大支流雅砻江的古称之一。

第三，颛顼三子之一所化的瘟鬼喜欢躲在人间作祟小儿，此情节说明先民也认识到了儿童是各类传染病的易感人群。因此也是防范疫病的重点人群。

颛顼三子神话在中华历史上曾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是直到当代还在部分地区保留的年终岁末驱傩仪式的主要根据之一。这种驱逐疫鬼的仪式，与其说是封建迷信，不如说它寄予了先民对健康平安的祈望，记录了先民对瘟疫传播规律的认知，并具有提醒民众防范传染病的人际传播，关注重点人群与重点地区等客观作用。

黄帝逐疫：对瘟疫防范方法的总结

相传，驱瘟仪式是由华夏民族的共祖——黄帝创立的。《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礼仪类引《庄子》记录了一段黄帝创立驱瘟仪式的神话：游凫问时人举行驱逐瘟疫的仪式，敲鼓呼噪的原因。雄黄答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游凫与雄黄的这一段对话真是切中了驱瘟神话的本质。大多数驱疫行为——沐浴斋戒、敲鼓击铎、劳形趋步都可以达到强健身心的目的，从而提高个体的抵抗力。而饮酒茹葱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杀灭进入体内的病毒。这些科学的防范瘟疫的方法是非常珍贵的信息，以神话的方式代代相传，曾造福了不少民众。

另一个驱瘟逐疫习俗与山臊神话密切相关。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瘟鬼，又称为山鬼。它相貌类人，但只有一尺多高。《神异经·西荒经》说：山臊喜欢光着身子捕捉虾蟹。它不怕人，如果在野外看到行人点燃篝火休息，就会靠近，利用人类的篝火炙烤捕来的虾蟹，并伺机盗取食盐，用来佐食虾蟹。如果接触了山臊，就会“令人寒热”，即怕冷发热，是很多传染性疾病的外在表现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从宫廷到民间都有燃烧竹筒驱除山臊的习俗。《诗经》中有《庭燎》一首，描述了周代王宫在新年于庭院中燃烧竹子的情形。《荆楚岁时记》说：正月初一，民众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前燃烧竹筒，以驱赶“山臊恶鬼”。这说明冬季是表现为感冒发烧的传染性疾病的多发期，而以燃烧竹子的方法吓走山臊恶鬼的情节看起来荒诞不经，却可能反映了先民在杀灭病毒方面的粗浅认知。

山臊

瘟鬼献方：瘟疫诊疗方法的大发展

在对抗各类疫病的过程中，先民战胜瘟疫的实践增多，积累的治疗经验也愈来愈多，反映在驱逐瘟鬼神话中就表现为瘟鬼献上避瘟之法神话。

宋代《夷坚志》中记录了一则管枢密驱瘟鬼的神话：管枢密还是士人时，曾在正月初一早晨见到几个“形貌狞恶”的瘟鬼。管枢密为德高福厚之人，不仅不惧怕这些瘟鬼，还高声斥责它们。在管枢密的叱问之下，瘟鬼老老实实交待说：“我等疫鬼也，岁首之日，当行病于人间”，并且讲出了一些避瘟的奥秘。清代《履园丛话》“墨线”载：四川成都各地路面上出现了墨线，立夏后爆发了一场大瘟疫，每天从成都各城门抬出去的棺木有八百至一千多具不等。此前，简州（今属成都）刺史梦到瘟鬼称此次行疫要到“过年看龙灯方回”。刺史见到瘟疫爆发的现实，联系梦中的情形，赶忙与人商议以五月为正月，下令民间扎龙灯、放花炮，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元宵节。这样过了半月，瘟鬼饱看龙灯而离去，瘟疫也随之停止。

上述两则驱瘟鬼神话中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对瘟疫爆发时间的认知。我们联系前述的颛顼三子神话与山臊神话，发现这些神话虽然情节各异，但对瘟疫集中爆发于岁末年初的时间有着比较相同的认知；其二，两则神话中都表现了瘟鬼对于人间官员的畏惧，展现出先民面对瘟疫时的自信心大大增强。

后来甚至出现了普通人徒手镇伏瘟鬼的神话。清代的《子不语》记录了一则题为“瘟鬼”的神话：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湖州人徐翼伸在月夜的书房中发现了一根无故旋转不停的鸡毛掸子。他抓住鸡毛掸子，感觉又湿又软，有一股冷气，还散发着臭味。这根鸡毛掸子其实就是瘟鬼。瘟鬼告诉徐翼伸说：它名为吴中，是从洪泽湖过来的，因为被雷惊吓而躲避在此，请求徐翼伸放它回去。为此，它还献出了一个避瘟药方。因为它是瘟鬼，而吴地又在遭受瘟疫，所以徐翼伸不愿放它回去，便让人将它塞在坛子里，并把坛子扔进了太湖。瘟鬼献出的这个避瘟药方后来被苏州知府赵文山要去了，用此方治疗染上瘟疫的人，没有救不活的。此神话与前述诸篇最大的差别在于瘟鬼与人类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强大的是人类，弱小的是瘟鬼。这一转变说明先民战胜瘟疫的自信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神话中对瘟鬼献上的避瘟方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成分包括雷丸、飞金、明矾、大黄等中药，该情节其实是传统医学大发展的表现，说明当时的医学对于不少疫病已经有了明确的诊疗方法和不少验方。而神话中人类与瘟鬼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客观原因其实就在于医疗手段的进步。

中华驱逐瘟鬼神话不仅展示了先民在与大型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诸多经验，也反映了他们战胜瘟疫的信心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些内容在今日读来都令人感佩，信心大增，在战胜瘟疫方面，今人岂能落后古人？

（作者为“中华创世神话”研究工程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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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旭玲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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