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秦文波（上海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采访：陈瑜 杨逸淇（本报记者）

科研组织的生命力构筑在自身的组织力之上

文汇报：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发挥好组织优势”。如何理解“组织优势”？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或者说，如何提高“科研组织力”？

秦文波：要理解总书记这个要求，需要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上去把握。科技发展的动力，要么来自科学家的兴趣驱动，如牛顿提出力学定律、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等；要么来自企业家的经济驱动，如现在大量的产品创新等；不过，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政府作为科研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释放出巨大能量，一系列使命型、枢纽型的科研组织被建立起来，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DARPA）、德国弗朗霍夫协会等，政府的战略意志成为驱动科技发展的又一个关键动力。我国在研制“两弹一星”、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等过程中，都充分发挥了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

更广泛地讲，科研组织的生命力是构筑在其自身的组织力之上的。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研主体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持续展开。从科技社团到科研院所，从大学到企业研发机构，从爱迪生的“发明工厂”到今天的新型研发机构，种类繁多的科研组织，一直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关键锚固在组织力上。冷战期间美苏航天争霸，无论是“斯普尼克”卫星工程，还是“阿波罗登月计划”，比拼背后的实质上就是科研组织力。

要提高科研组织力，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科研组织力。从国内外研究和实践来看，科研组织力可以被认为是科研系统、科研机构或管理主体动员科研资源、实施科研活动、促进科技产出的能力禀赋。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了选题凝练、任务分解的策划力，力量动员、资源投入的配置力，思想碰撞、创意迸发的激发力，协同推进、迭代优化的整合力，设施支撑、知识交互的保障力，成果产出、熟化应用的转化力。

科研组织力是制度创新成效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科研管理水平的核心表征，是人才集聚及其创造性发挥程度的关键指示。提高科研组织力，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不同层次、不同主体，提高科研组织力的手段各异。

文汇报：您如何看提高科研组织力与加强科研院所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系？

秦文波：对科研组织而言，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就是要在科研过程中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党组织建在科研基础单元中，建在科创前沿阵地上，激发每一位科研一线党员和群众的创新自信和激情，将科技创新的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打通党建科研“两张皮”难题的“最后一公里路”，让党的组织力成为科研组织力的“指路灯”和“压舱石”。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从“四个新”着力

文汇报：过去一年，“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等科学探测实现重大突破，再次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效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如何不断用好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独特优势？

秦文波：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在进一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方面，我觉得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个“新”，方向把握上要凸显出新时代下的新要求。这个总体要求就是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趋势把握和选题凝练上，要注重“四个面向”，凸显“两个导向”（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也就是说，集中力量攻关，首先需要明确攻关方向具有战略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方向和选题要从应用出发，要有预见性。

第二个“新”，运行机制上要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先导产业和新兴产业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技术和市场互动中实现快速迭代，这内在地要求产学研协同创新，将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把市场需求、产业化、获取核心竞争力作为集中力量攻关的关键指挥棒。具体到指标上，不仅要看性能指标，更要看技术成熟度、就绪度。不仅要看技术成果，更要看孵化企业的情况。

第三个“新”，组织体系上要体现出网络化生态型。单点技术的突破尽管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关键核心技术与配套支撑技术、产品与系统及应用环境形成的产业技术生态体系。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既要能集中力量，更要能建构生态，要能将上中下游协调起来，实现整体性突破。

第四个“新”，还要放眼世界，注重开放合作。今天我们面临的科技难题，往往具有世界性。同时，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就更需要着眼于全球科技创新，实施更高水平的科技合作交流。加强与友好国家和地区双向科技交流，按照对等、共赢的原则，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和机构，共同开展研究攻关，在推动技术优化迭代中实现共赢。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

提升科研组织力，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文汇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迈入新阶段，在创新策源方面努力实现“四个第一”。面对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需求，上海如何进一步提升科研组织力？

秦文波：提升科研组织力，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在科研体系的层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发展枢纽型科研机构，建设组织科研的科研组织。上海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既有“国家队”，也有“地方队”，既有民营新型机构，也有外资研发中心，但这些机构绝大多数都属于专业型、执行性科研机构，可以称为“实施科研的科研组织”。面对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需求，面对学科交叉、技术汇聚、产业融合的新形势，现在亟需建设若干枢纽型科研机构，坚持使命导向和应用牵引，将政府战略意志驱动与科学家兴趣驱动、企业家经济驱动链接起来，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组织科研的科研组织”，将国家、地方和产业的需求有机地转化为前沿选题，组织各方力量开展研究，在区域和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基石物种”的关键核心作用。

二是在科研微观主体层面上，应进一步完善科研院所自主权，提高科研治理现代化水平。围绕提升科研院所组织力，明晰进一步放权松绑的事项清单，推动已有创新政策的落地落实。鼓励和支持高校及基础研究单位中探索和放大“有组织的科研”的做法，将自由探索的自组织与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强化系统组织相结合。加快研究科研院所地方立法，确立科研院所法定地位和现代治理架构，为提升科研院所组织力提供制度保证。

三是在科研活动层面上，应考虑将系统科学与工程的思想应用到其中。当年，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倡导系统科学与工程，为我国组织大型科研项目和活动提供有效支撑。今天，我们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思想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创新生态系统的理念和数字技术等，提高科研活动的效率，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产出。

新一轮技术-经济长波倒逼数字化转型

文汇报：当前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科研创新的组织管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如何加快推动科研和科研管理数字化转型？

秦文波：加快科研创新组织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是新一轮技术-经济长波带来的新要求。对创新与经济周期的研究表明，一轮技术-经济长波大约持续50-60年，当前正处于两轮长波交汇之际。新一轮技术-经济长波逐步展现与以往历次长波不同的一些特点：群体性突破、领域更广，多层次交汇、关联复杂，场景式创新、研创一体，大设施依赖、难度空前，数字化转型、数据为王等等。这些都给科研与创新活动的组织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数字技术对科研组织管理带来的新挑战、新要求和新机遇。

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结果，数字技术又深刻地影响着科技创新。“数据密集型”科研范式崛起，科技创新益发依赖数据，数字技术加速科技创新，科研合作从自由研究、个人交流、机构合作发展为网络化协同。可以说，今天任何一个科研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数字技术的影响，越来越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

为此，上海应加快推动科研和科研管理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建设数字化“通研”系统，畅通科研创新链，如开发智能化工具，为科研选题提供辅助指南；结合区块链等技术，为科学数据共享使用提供安全可靠的便利环境。另一方面，建设数字化“统服”系统，为科研活动提供统合型服务网络，如集成传感器、摄像头、5G等技术，实现实时的远程在线实验、检测验证等；再一方面，建设数字化“同孵”系统，以基于智能设施的创新共同体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将企业创新需求与科研机构供给能力进行适配，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又如建立创新创业推演的实验室环境，为初创企业的技术熟化、场景落地等提供支撑，提高创业成功率。

发现与培养一大批“科业家”“科管家”

文汇报：高水平科研管理队伍的造就离不开对领军型科管人才的培育发掘。如何培养科研组织“能手”？作为科研机构负责人，请谈谈您的见解。

秦文波：正如大学校长首先是“教育家”，我认为科研机构负责人的第一身份应该定位于“科管家”。要集聚培养“科管家”，需要从教育、发现、提升、使用等多方面展开。首先，在理工科研究生教学计划中，应适当增加科研组织与管理知识的传授，注重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发掘。其次，针对科研项目、攻关团队、科技计划、创新联盟等各个层面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协调者，强化科研管理知识与技能培训。再者，在科技活动中注重科研组织“能手”的发现与培养，集聚培育一大批“科业家”（科技企业家）和一大批“科管家”（科研管理家），使之成为创意选题的策划者、科研活动的推动者、创新资源的配置者、策源产出的激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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