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春节期间，北上广深各大一线城市延续了空城现象，上海空城率高达五成。同时，逆向过年出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家庭。而昨天，各大报纸刊发新年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大力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展示了国家发展农村的决心和政策。两种看似极端的现象——高空城率和逆向过年背后，牵动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核心群体——新一代农民工如何适应城市和农村，城市如何尽快接纳农民工市民和布局城市就业等诸多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上海纽约大学中方主任文军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谈了他的观点。

“逆向过年”开始出现在新一代农民工家庭

问：今年春节空城率继续持高，同时，异地工作者家庭包括一些农民工家庭在尝试留在城市过年，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文军：“逆向过年”成为最近几年来中国春节的一个新趋势。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中国春运单向流动的交通矛盾，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不同地域，尤其是中小城市的人体验到大都市春节民俗文化的多样性，从而更加深化人们对传统春节年俗的地域理解和文化认知。随着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强，我想越来越多在异地工作的人可能会选择这样方式来过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大都市春节空城的现象。这个人群中，也包含了新一代农民工家庭。

新一代农民工的乡愁已被“半认同”所模糊

问：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对农村那片土地保留眷恋？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乡愁”有什么样的变化？

文军：新一代的农民工不同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农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出生在城市，或者从小就在城市中长大，因而没有上一代农民工那种对土地特有的眷恋之情，他们对城市的熟悉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乡村，虽然可能在城乡之间不断地流动，但这种流动性无疑会淡化他们的家乡观点、模糊他们的身份认同、动摇他们的文化体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们的乡愁之情。与老一代城市移民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乡愁”无论从强度、内容和方式上都可能不同于他们的父代了。因此，在包含有新农民工的家庭中，率先出现“逆向过年”并不是很突兀。源于他们的身份处于半接受状态，他们的乡愁已经有了新的要素注入。

这反过来会加深我们对“乡愁”这个概念的理解。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乡愁”的概念，要求城镇化进程中要让当代人和后代人“记得住乡愁”，于是，“乡愁”便成了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精神追求，这对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而言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因为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其职业和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和居住空间的转移（城镇化），更是他们社会文化属性与角色内涵的转型过程（市民化）、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过程（结构化）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再适应（再社会化）过程。

问：城市农民工有着定居城市的倾向，往往举家迁移。这是否意味着其与农村真正意义上的断裂？

文军：我认为今天的“城市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心理和行为上都产生了长期定居城市的愿望，许多人还在城市中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和相对固定的住所，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新的劳动力移民群体。这一群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加快，其与农村的社会链接和交往可能会逐步消退，但心理上、文化上的“乡愁”可能一时还很难消解。即使是第二代的城市新移民，其与农村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也是很难在一二代人之内就彻底实现的。有时候，文化乡愁比一种心理乡愁会更具持久力。

农民“被市民化”核心目的之一是为城市发展提供高效服务

问：您常常用“被市民化”来描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变成市民的现象，是不是因为这个身份转变过程本来就存在诸多问题？

文军：是的。“传统农民”根植于土地，且囿于土地，“安土重迁”反映了传统农民的本质是“自由受限”。而当前，土地的流失、职业的转变、城市的扩张、人口的流动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传统农民的“自由受限”局面被逐步瓦解，而这种自由受限的破解与传统的农民主动进城路线是不同的，这种自由受限的破除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首先是因制度性安排而“被终结”的过程，由此生发而成的农民市民化也是一种“被市民化”的市民化。按照农民市民化的阶段来说，农民的终结则意味着市民化阶段的启动。农民被终结也就导致了市民化进城的被动性。因此，我认为当前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市民化”的过程，这尤其表现在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上，其“被市民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征用或租借土地、促进职业转变和居住地的变更来实现的，其核心目的还是为了相对高效的城市发展服务。

城乡发展一体化前景仍是“城市是城市、农村是农村”

问：在城市的驱动下，乡村人口的流失，呈现乡村空心化，您自己曾提出农村出现了人空、地空、财空、服务空四大趋势，乡村空心化有无化解途径？

文军：乡村空心化并不是城市化惹的祸，也不是城市化导致的必然结局，而是与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有关。因此，要化解这个矛盾，还得从城乡均衡发展入手。当前，国家提出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希望以此解决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但我特别想提醒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一体化”，更不是要完全消除城乡差异或者以城代乡。城市就是城市，农村就是农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社区类型，其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我们不能完全站在城市的角度来分析今天中国的乡村现状。

长远会出现1980年代法国一幕：农民工大量回迁

问：您曾说农民市民化在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跟1960年代到1980年代法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逃离农村进入城市的法国农民，后来又开始慢慢迁回到农村去了。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出现？

文军：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农民市民化是一种“农业现代化型”的市民化过程，其基本没有“农民”与“市民”的严格区分，更没有“农民市民化”的现代化诉求。农民追求生活质量的话语权不断成长而使其成为了市民化的主体，并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与此相反，当前中国农民市民化过程是一种“城市现代化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现代化的开发效应，城市对农民或草根社会的剥夺表现为一种单向“收买”或“强制”，而农民对市民化的追求却表现为一种强烈的“保障向往”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的“农民市民化”实际上只是暂时性地满足了他们的“保障需求”，他们的权利地位却没有相应的改变，甚至在“市民化”之后还可能遭遇更大的生活困境和风险。所以农民市民化之后是否也会出现像法国农民回流一样的情况，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是存在的。

问：阶段性的转折点会是何时？法国这种现象怎样才会发生？

文军：我估计在中国至少还得一代人的努力，需要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当然，由于中国发展的非均衡性，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或现象，但作为一种整体的结构性社会变动，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当下的农村劳力存在过剩，实现农民工角色转变是首要

问：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份中央一号文件《大力推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2月5日发布，改革力度很大，核心是要从各种制度、政策层面促进和加大农民收入，这对未来发展对将来的农民工回迁会有何影响？

文军：这当然是很利好的消息。但就大量农民工回迁前景而言，由于农民工受市场化影响较大，我认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大面积回流返乡的现象。因为农业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总体来看存在一定数量的过剩，而安置这些农村劳动力的主渠道目前仍然在城市。加上城市劳动力市场岗位和层级划分正日趋成熟，城市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对城市而言，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出台切实的保障性制度或政策，保障进城农民工进城以后能够真正住的下来，生活的下去。同时，给予农民工同等的市民待遇，并加强其对城市社会的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等方面的指导和教育，以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

问：中国走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特色之路，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不会可能发生城市人到农村就业？

文军：是的。我一直认为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阶段性特征。现在很多农民进城并沉淀下来，但未来随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再出外打工的农民会减少，出去的一部分农民也会可能回流。

随着我国城乡发展均衡性、公平性的增强，城乡生活质量的差异在缩小，人口的逆城市化会有随时发生的可能，到那时候，究竟是选择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就成了人们的自主选择了。这个人们包括原来的城市人和被市民化的农民。

问：届时，是否就不会发生空城现象？空城后以前城市中的那些工种怎么办？会没人干吗？

文军：暂时的空城与常住人口的来源地结构相关。大都市春节期间的空城现象可能在最近几年是难以完全改观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乡城流动的经常化和便利化，城市常住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来源的多样化，如果加以有效的引导，高空城率会大大改善的。城市中的那些工种会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分化来调节，同时可以在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等更大范围内来配置劳动力。因此，只要发挥好市场配置的作用，不用太担心城市因为短暂的空城而导致有些工种无人问津的现象。当然，应对这种现象需要我们提前做好预案和市场调查，及早发布劳动力需求信息，并做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作联动。

乡村治理不能仅靠少数城市精英，制度安排和全体村民参与也很重要

问：此前也零星看到有农村精英或者城市人返回农村，希望改变乡村。这次国家颁布的第14个1号文件中，我们看到了大幅度的政策扶持，对此您怎么看？

文军：精英治理一直是很多学者推崇的一种乡村治理模式，实际上在很多地方也都在实践和推广。我并不反对当前各地正在实施的乡村精英治理的模式，因为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城市精英一般都掌握着许多资源，具有较高的治理水平和能力，的确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发挥较大的引领作用。

但必须注意的是，城市精英的乡村治理之路要想走的长远，精英自身首先要有非常较高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否则就可能演变为一种乡村寡头治理。在这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一是要有制度安排来保障和激励城市精英去从事乡村治理事业，而不能仅仅靠政治动员和道德推崇来实施；这次1号文件看到了来自顶层的积极举措。二是还要有制度来保证城市精英的乡村治理是真正为了乡村大众而不是为了精英自己。如果不能在制度上保证精英的治理是面向大众的，就有可能形成城市精英对乡村大众的再次剥夺，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三是必须有制度通道让广大的乡村民众也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使得乡村治理工作变成一种全体村民都可以参与的事业，而不只是几个城市精英的个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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