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我们今天回溯上世纪初飘扬在老上海的那些“好声音”时，大多数人可能首先想到《天涯歌女》《夜来香》，乃至如上海名片一般的《夜上海》等演艺界金曲。然而，如果我们若寻着乐声，穿越回那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恐怕会惊诧于近现代音乐的丰富性。事实上，在上海的犹太社群音乐、留洋学人译介的西方音乐、本土音乐社团创作的学堂乐歌乃至“孤岛”时期的广播音乐等，无不是构成老上海音乐交响曲的奇妙乐章。4月21日，“近现代中国的音乐、音乐人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与会专家从族群、社团、技术等多个角度梳理了近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本文继上一篇《义勇军进行曲》主题后，继续刊发部分学者的发言纪要。

1、汤亚汀（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塞法迪犹太社群的音乐视域

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形势不断走向动荡和危机的背景下，寓居上海的犹太社群发展出了怎样的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汤亚汀教授以上海塞法迪犹太社群为例，为我们介绍了上海犹太社群的音乐文化观念及其为近代上海音乐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自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后，从印度和中东移民到上海的犹太人逐渐汇聚成为塞法迪犹太社群。这一群体以沙逊（Sassoon）、嘉道理（Kadoorie）、艾兹拉（Ezra）和哈同（Hardoon）等富商家族为核心，鼎盛时期约达到700人。汤亚汀从上海犹太复国会（Kadimah）的官方报刊《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又译为《犹太月报》）入手，研究了该报自1938年11月德国“水晶之夜”（Crystal Night）大规模反犹运动前夕，至1941年10月停刊之间有关音乐事业的所有报道。

汤亚汀指出，这些报道主要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长篇音乐文论，例如著名的巴勒斯坦德裔犹太音乐学家罗伯特·拉赫曼（Robert Lachmann,1892-1939）的重头文章《论保存东方音乐》。其二是对俄罗斯犹太社群或跨社群音乐生活的报道，例如对白俄犹太裔钢琴家阿达·勒沃夫（Ada Lvoff，夫姓Bronstein）的追踪报道。汤亚汀强调，勒沃夫出生于哈尔滨，30年代末定居上海，进入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学习，还曾担任傅雷的音乐老师。其三是对德奥犹太难民宗教仪式音乐的报道，例如对阿哈龙会堂新的德犹Hasmir合唱团成立消息的报道。该会堂为著名上海犹太富商哈同于1927年为纪念其父而建，原址位于虎丘路附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拆除。其四是对德奥犹太难民世俗音乐的报道，例如报道维也纳电影，轻歌剧女星莉莉·弗洛尔（Lily Flohr）参加上海犹太戏剧社演出的消息。

总体而言，《以色列信使报》关于音乐的报道既体现出上海塞法迪犹太社群民族性、精英化和政治性的一面，也体现出其族群封闭性的一面。事实上，该报很少涉及上海当时本地音乐演出的乐评，取而代之的是主要关注世界级的音乐家及其演出。汤亚汀强调，当时的上海塞法迪犹太社群具有犹太裔和上海英籍精英的双重身份认同，这个身份特质为我们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铺垫了鲜明的精神底色。

2、何俊（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近现代留德学人与中国音乐学科的建制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负笈海外的中华学人汲取各国学术和文化的养分，为探寻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路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南交通大学的何俊教授以作为早期启蒙知识分子的近现代留德学人为研究对象，以萧友梅、王光祈、廖尚果和马卫之四人为例，详细阐释了他们在西方音乐理论和文化的译介、中西音乐对比研究，和艺术审美教育等领域所创立的丰硕成果。

何俊指出，一方面，近现代留德学人率先翻译和引进了大量西方音乐理论著作。例如萧友梅翻译了《欧美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说音乐会》《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等文章，介绍了欧美各国的音乐学院、音乐会的名目、历史及其影响。王光祈翻译《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音乐与诗歌》《西洋话剧指南》等，廖尚果翻译波兰音乐学家卓菲娅·丽莎（Zofia Lissa，1908—1980）的学术著作《音乐美学问题》等。其中，萧友梅还曾于1914年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德国诗集——应时（即应傅泉）所译的《德诗汉译》——作序。

另一方面，近现代留德学人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中国。例如萧友梅运用西方现代音乐学的治学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和中西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其博士论文《17世纪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及《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文均是比较音乐研究的代表作。萧友梅提出，复兴中国音乐，“不能把旧乐完全放弃”，而是要“采取其精英，删去其渣滓，并且用新形式表现出来”。

王光祈是德国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传人，师从该学派代表人物霍恩博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萨克斯（Cart Sachs）等人。他有意识地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和西方没有任何联系的音乐现象进行比较，分析两者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廖尚果在《论民歌》一文中比较了中外民歌，首先翻译了一位德国诗人以民歌起源为主题的诗，文后以一首自己创作的诗《神圣的音乐》结尾，并纠正了时人认为西方民歌淫秽的偏见。

马卫之则撰文《中国民族音乐向那里走》，援引王光祈对民族音乐的定义，提出中国民族音乐的大踏步发展的出路在于吸收借鉴近代西方音乐尤其是德国音乐的科学方法，来表现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此外，近现代留德学人在艺术审美教育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萧友梅发表《乐学研究法》，首次提出“音乐美学”的概念，明确了“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战略构想，批判以“黎派歌舞”（黎锦晖）为代表的城市通俗音乐与舞蹈，强调发挥音乐的国民性和普及性特质。王光祈撰文《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强调音乐的美育功能。马卫之则在《给习音乐者》一文中强调了音乐与心灵的共鸣。

何俊认为，从整体上看，近现代留德学人在改良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对德式资源的汲取，反映了早期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寻路意识。以西洋音乐为躯干，以中国民族精神为灵魂的近现代音乐改良之路，将西方的和声学融入民族音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旋律，为三、四十年代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新音乐运动”奠定了基础。

3、杨和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近现代的音乐家与音乐教育——从李叔同说到春峰乐会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追溯近现代音乐家之间的师承关系，如何理解他们对我国现代音乐教育实业所做出的贡献？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杨和平教授以近现代音乐家的社团活动为线索，为我们揭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

杨和平认为，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肇始于蔡元培、李叔同的先后倡导。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音乐、图画教师期间，培育了大批有志于从事音乐教育的弟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即为吴梦飞、刘质平和丰子恺。

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影响下，1919年秋，丰子恺、刘质平和吴梦飞等人在创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创办《美育》杂志，仿照德国学制，培养中小学美术师资。同年11月，他们又联合上海爱国女子学校的几位教师，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艺术教育组织——“中华美育会”。中华美育会成立不到半年，就发展了16个省的数百名会员，成为当时南方最有影响的艺术团体之一。

当时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学生中受“中华美育会”熏陶的为数甚多，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和缪天瑞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后来这批音乐人又组成“春峰乐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音乐教育实业的发展。据杨和平统计，“春峰乐会”先后创作了《摘花》《抒情歌曲》《寄影集》《恋歌三十七曲》《深巷中》等艺术歌曲，《甜歌77曲》《中学歌曲》《儿童歌曲集》《幼稚园一百六十曲》等儿童歌曲，《面包》《群鸡》《名利网》《玲儿的生日》《傻田鸡》《天鹅》《广寒宫》等儿童歌剧乐剧，创作成果十分丰富。此外，春峰乐会同人中，邱望湘和沈秉廉编写了《北新音乐教本》（4册，高小用），沈秉廉编写了《复兴音乐教科书》（初小用、高小用两种），钱君匋编写了《小学音乐课本》（8册），为近现代学校音乐育人的组织化、规模化、科学化贡献了极大地力量。

杨和平表示，他正在着手从事春峰乐会同人音乐创作资料集的整理工作，希望能尽快出版，襄助学界的近代音乐史研究。他强调，研究界应更加注重近现代音乐家的创作和贡献，理解并发扬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栉风沐雨传承音乐育人理念的情、志、意。

4、葛涛（上海社科院研究院）：《战时日本在上海的广播事业与使命》

葛涛在发言中主要回溯了日本广播业在上海的历史发展及其政治目的。上海是中国近代无线广播的发源地，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广播业的中心。1923年，上海的广播便领先全国，完成了首次播音，可这次播音还是比日本晚了一年。尽管日本的广播业发展得更快，且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较为庞大的群体，但直到1935年，在上海的40余家无线广播电台中，广播语言包括中文、英语、法语和俄语，却没有日语。

葛涛抓住这一奇特现象，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开始着手准备在上海建立无线广播业，并在抗战以前建成了一家名为“大东放送局”的广播电台。大东放送局的特色和使命在于面向日本侨民、中国人和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侨民，宣传日本政策。由于当时的上海是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国际大都会，因此为了宣传其外交政策，日本便用了中文、日文、俄语、英语四种语言播音。他们的这一举措很快与中国政府的约束产生了矛盾，因为当时中国政府规定，若要用中文播放广播，只能使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稿，而日本当局却对这一规定不予理会。

大东放送局开始播音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设立的上海广播电台被日本军方强占，于是日本政府成立了大东放送局之外的第二个广播站：大上海放送局。由此，大东放送局、大上海放送局与汪伪政府的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成为了日本当时在上海的广播业的基础。我们可以通过外务省的大量档案、日本设立傀儡政权之后的所制定的方案等史料，看到这些广播电台的使命。在一份写于1942年的广播业的重组方案中，日方提到之所以要将上海的广播业置于自己的管理和指导下，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完成作战目的的广播，即凡是有碍于日本战争胜利的无线广播，均应受到压制；二，将上海置于日方统治、管理和指导下的广播业，是日本对外文化政策的一环，因此以广播为媒介，实现日本的政治意图是一切广播计划的指导理念。此外，为了给雄心勃勃的政治意图披上柔和的文化色彩，日方还在战时上海拍摄了一部名为《上海之月》的电影。这部电影以上海放送局的播音员和制作员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类似如今反映办公室白领生活的影片，在那个年代轰动一时。

总体而言，葛涛认为，日本在上海的广播业是后来居上的。抗战爆发之前，上海的广播除了华人广播之外，即为英、美广播，而无日本广播。但直到“一二八”之后，这一现象才为日本所真正重视。日本坚信自己与中国必定发生战争，因此他们一方面利用广播来为战争的宣传和解释做铺垫；另一方面，作为战时迅速而有效的沟通媒介，无线广播可以使日本总领事馆和军方及时通知日本侨民社会应该做些什么，而这些日本侨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已有研究文献中找到许多证据。因此，抗战正式爆发后，日本在中国的广播业成为了日本政府在中国实现其战争意图的政治性媒介和工具。（付优、王越凡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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