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知罗雪村其名，然而与他相见恨晚。

二十多年前，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文艺理论编辑工作。为了解文艺发展现状和动态，常读些文艺类报刊文章。《人民日报》文艺版是我一向关注的，那时便常在这个版面上看到一些精彩的速写插图，大多是作家、文艺家的肖像。往往是寥寥数笔，便把人物的神采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令人过目难忘。作为编辑，我当时就想，这些肖像画作者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合作者。我编的一些图书，或许可以请他作插图。于是我默默记下了他的名字，他叫罗雪村。

然而想归想，却并未付诸行动。后来我去香港工作多年，调回北京后，也是东忙西忙，没有顾上与雪村建立联系。不过，每当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新作，总会生出希望结识他的念头。

201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成为朋友。

那时我在三联书店任职，人民网邀请我做一次题为《阅读危机与文化传承》的直播访谈，我为此去了《人民日报》社。访谈前一位报社领导与我见面，赠我一件礼品。那是一个镜框，里面镶嵌了一副速写画像，画的分明是我的头像，很有几分神似。我忙问它的作者是谁，那领导告诉我：“是雪村画的”。

这真让我喜出望外。于是访谈一结束，我便设法联系雪村，向他致谢。

可以说，此时我们已是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后来，随着我们的交往，我便更加熟悉他的创作。

雪村自幼学画，对速写情有独钟。画速写，对他不仅是一种嗜好，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迷恋这种随时可以把自己带入艺术情境的创作形式，从中获得如痴如醉的艺术享受。他的创作无处不在：当同事们正襟危坐开会听演讲时，他可能坐在会场一角，正在为演讲者画像；当朋友们聚会谈天说地时，他可能悄悄地掏出画笔，心里默默地为一副速写选择场景和角度；当大家一起在宴会上频频举杯时，他可能已经推开杯盏，摊开了画纸。总之，他永远随身携带速写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他眼光独到、技法娴熟，极善于捕捉人物和景物的特征，下笔流畅，线条干净利落，几分钟功夫，便拿出一副形神毕现的人物肖像画，令人称奇。

他的速写涉及各种题材，但是多与文人有关，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他的笔下，有大量的文人肖像和关于文人书房、文人故居、文人活动的纪念地的作品。一位画家，如此专注地为文人作画，与文人结下不解之缘，殊为难得。我过去知道翻译家高莽先生擅于为文艺家画肖像，如今看到雪村紧随其后，自创一格，卓然成家。这些作品，不仅是展现文人的生活环境、文人的精神面貌、文人的气质和风采，更重要的是充满了文人情趣。属于文人画、画文人，亦为文人喜闻乐见之作。

雪村创作题材的专注性，原因在于他和文人打了半辈子交道。他从小生活在文化圈里，父亲早年参加八路军，是军中的文艺工作者，与很多文艺界名家相熟，曾多次带着他拜访老友，其中就包括艾青、张中行、田间、魏巍、范用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画中的人物。所以雪村接触文人，对他们加以观察和了解，甚至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及至90年代初期他调入《人民日报》编辑副刊，又使他有机会联系更多的作家和艺术家，走进他们的书房和故居，与他们谈天，为他们画像。借助这个平台，雪村二十五年如一日，勤奋地坚持创作，使他的作品日积月累，不仅形成了文人主题，而且数量颇丰，几近集大成。

我想起2014年5月的一天，我到现代文学馆参加《边写边画》展览的开幕式。那是六位作家的画展，虽然都是业余创作，但专业水准颇高。六位作家是屠岸、高莽、赵蘅、肖复兴、罗雪村、冯秋子，前五位我都熟悉。所以到场之后，主持人点名要我发言。我原无准备，想到这六位“边走边画”人物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文人”，我便斗胆发了一些议论，说这个展览令人兴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品位、品质和品格，这就是文人气质、文人情怀、文人精神。我说，文人是“文化人”，但是“文化人”和“有文化的人”不同，“文化”只是文人的硬件。我们的当今社会，有文化的人多了，但是文人却少了；人的文化知识多了，但是文化品位和品格却降低了。这是文人市侩化、商人化、政客化、官僚化的结果。王蒙过去提倡过作家要学者化，这个标准很高，其实作家首先需要文人化，坚持文人的操守与格调，富有文人的情感和趣味，在艺术上有自我追求而不合流俗。我这些感言，虽然是针对六人作品而发，但是却集中了我观看雪村的文人主题创作的感受。

正是因为欣赏雪村作品中的这种浓浓的文人气息，所以我一直希望为他出版一些图文并茂的书。那时雪村还没有退休，工作较忙，加之他秉性细致认真，对于出书格外慎重其事，所以总是告诉我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作品。几年中，我一直保持期待，甚至可以说是翘首以望。去年，他的同事李辉在大象出版社主编“副刊文丛”，收入他的一本《我画文人肖像》，他赠我一册，令我爱不释手，便更加急切地向他约稿。于是他便交来了这本《我画文人故居》。

这本书给我的惊喜，不仅是绘画的精彩，而且是文章的漂亮。雪村不愧是边写边画的高手，他为每幅作品配上了一篇简短的随笔，并非画作的内容说明，而是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复现创作场景，记录创作心得，抒发内心感慨。这些短文，和雪村的速写画一样，重在传神，意在点睛，他通常只是利用一个或几个细节，便展现出一个人、一件事或一段历史的特征，写得含蓄隽永，读之意味深长。所以这本图文并茂的书，虽然突出的是图，但它的文绝对不是配角。

书中的图，多是作家的故居和书房，场景里，是见物不见人的。但是雪村试图以物写人的意图，可以一望而知：

——他画巴金书房，只画一把椅子放在缝纫机前，告诉读者，《随想录》中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缝纫机桌”上完成的。有关这架缝纫机，他引用巴金的描述：“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的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于是巴金晚年伏案创作的形象便呼之欲出。

——他画萧乾的书房，侧重在描绘主人那张堆满了各种摊开了资料和书籍的写字台。空间的狭小拥挤，使人感觉主人确实需要改善工作条件。然而萧乾对此全不在意，作为中国文史馆馆长，他没有搬入国家分配给他的大房子，而就在这陋室里翻译了名著《尤利西斯》。

——他画严文井书房，配上了这样的文字：

“书桌的柜门坏了，那就不关了；椅子垫儿破了，那就让里面的海绵随意往外钻吧；那些书已经堆积如山，再来新书就继续往上摞吧……还有猫，他叫它‘欢欢’，就卧在他的书桌上，怪不得看他的一些手稿上就印着猫的尿迹。我曾问他书房有无斋名，他笑了：‘就叫“无名斋”吧。’后来听作家阎纲说，严文井还管自己的书房叫过‘破烂斋’。哈哈，谐趣中透着看穿人世的达观和豁然。”

——他画孙犁的书房,又是这样描述:

“房间不大，主要是一列书柜，玻璃门被衬了白纸，干净整洁，看不到里面‘租书之肆’的杂乱，临窗的老式三屉书桌前，是一把很有些年头的藤椅……这就是他读书、写作兼待客的地方，整洁、安静又略显陈旧。他一辈子喝棒子面粥，一辈子穿着布衣布鞋，一辈子多写的是‘一瓜一枣’的人和事。”

这里，每一位作家，书房的布置和陈设都恰到好处地彰显了他们的性格、情趣和生活习惯，同时也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对于作家来说，真可谓其居犹如其人也；而对于雪村的画作来说，那不也正是文人风采的见证吗？

本书中收录更多的是雪村所画文人故居，那是一所所老房子，它们矗立在画面中，似乎在娓娓诉说着自己和主人当年的故事。这些老房子，大多位于北京的胡同深处，是一座座四合院，带着中国北方传统建筑的典型风格。不过，雪村早在二三十年前来到这些文人故居前写生，尝试真实地复现这些房屋的外景，引起他兴趣的并非房屋本身，而是前辈文人的踪迹。他大概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一批堪称文化遗产的建筑留下历史的记忆。然而，时过境迁，仅仅二十年，他的画作却具有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因为，不论是李叔同曾经创作“长亭外，古道边”的天津粮店街故居，还是林徽因那个被冰心称之为“太太的客厅”的北京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寓所，抑或是何其芳在北京西裱褙胡同那个被阎纲认为“世界上甭想找出第二个来”的家，随着城建拆迁的推进，现在都已不复存在，或者成了“假古董”。至于北京饭店后面的霞公府15号，那个曾经是赵树理创办《说说唱唱》，梅兰芳、程砚秋、新凤霞等演艺界名人不时出入的大院子，也被拆除；而东总布胡同那个曾经作为中国文协宿舍、住过几十位著名作家的“大酱园”，2006年被拆前，虽有文洁若、陈建功、舒乙、周海婴等24位文化人联名呼吁制止拆除行动，也完全无济于事。于是，所有这些值得为后人留下纪念的建筑都在瞬时消失，而雪村的画，却在为它们永恒地“立此存照”！如今，当我们在这些精美的文人故居画作前凭吊时，怎能不感谢雪村？

最后要特地提到一组作品，那就是俄苏作家的故居。雪村喜欢俄苏文学，他的夫人是俄苏文学学者，曾两次陪他到俄国旅行。自然是去采风，画作仍然以速写为主，其题材仍然多与文人有关。本书中收入的几幅相关作品，例如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寓所，绘画风格明显与众不同，令我格外欣赏。同样是速写，用的却是毛笔，简单勾勒线条以后，再以水彩着色。而一经着色，立体感顿时凸显出来，画面效果极佳。我此前从未见过如此画法，这或许是雪村的一种独创。由此我便觉得，如果雪村并非仅仅专注于速写，而同时创作一些水彩画、水墨画等，一定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精彩。

不久前，雪村从报社退休。这对他意味着艺术创作的春天到来了。我们可以想见，从此他会经常背着画板和画笔，四出作画，从而迎来一个创作高峰期。当然，我也相信他还会一如既往，时时与文人交往，频频为文人作画，常常写些有关文人的随笔，将他的文人缘延续到永远。（本文为罗雪村著《我画文人故居》的序言，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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