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看到同名电影的简介都会说：“这跟原著关系不大呀！”尤其是网上那句热辣广告辞：“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将小说中八十年间纷繁复杂的小人物生活缩减成了一个当代三角婚恋故事，似乎更显得离题百里。等到看过电影，大家明白，此话不过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触电多年的作家刘震云，亲自操刀对自己的小说下手，快刀斩乱麻，虽然将一群平凡人的千回万转裁剪成了一个人的悲欢离合，但一句顶一万句，小说里反复铺陈的道理，在这一个故事里也讲得清清楚楚。

小说的展开方式，像是一棵百年老树，两条主干出于同根，各自伸出无数的枝枝杈杈，最后汇聚在一起。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物，主人公除了牛爱国，还有他从未见过的姥爷吴摩西。吴摩西当年和牛爱国一样，离开延津去寻找跑了的老婆，而且两人都是假找，做给别人看的。但吴摩西的故事里婚姻只能占据一个较小的部分，他学杀猪、学破竹、种菜、挑水、卖馒头，四处漂泊不单为求生，还为寻找朋友，一个能“说得着”的人。不单是吴摩西，还有曹青娥、老杨、老马、老曾、老裴、老X、老Y……一干人等生活的乐趣全在于身边有一个能“说得着”的人。然而小说一再铺排的故事，都是说得着如何变成说不着，说得着的人如何分离绝别，说不着的人如何互相折磨。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刘震云说，身边有朋友，谁还会盼着向远道来的人倾诉衷肠呢？所以，这圣人言里其实满满的都是生而为人的孤独。所以，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其实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一腔心事无人说，当最该亲密无间的夫妻走到这一步时，就该发生点什么了。于是，电影就从这里讲起。

电影干净彻底地抛开吴摩西这条主线，单讲牛爱国被戴绿帽的故事。这么概括故事没有什么错误，却完全不能解释这部电影的妙处。我以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之所以在充斥荧屏的万千出轨故事中卓尔不群，是因为它老老实实地讲了个家庭的故事，却又不单单是在讲男人女人的故事。老实来自它的视角。它聚焦于最贫贱的市井草民，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关注他们的心灵与情感。那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总让人想起当年《东方时空》的广告词：“真诚面对观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毕竟，构成中国百姓主体的，不是网红、富二代和大老板，而是钉鞋匠、厨子、卖火烧的和开小店的。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幸登上银幕展示自己，表达自己。中国电影如果对包括我们大家在内的普通老百姓关上镜头，只去讲些风花雪月、盗墓寻宝的浪漫离奇故事，收获的就只有票房和一时的热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句顶一万句》必须载入年度电影史册。

老实还是它的表现方式。这里没有大牌小鲜肉和美女，没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没有别出心裁的剪辑，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有的只是精彩的对白，鲜活的人物，恰到好处的镜头调度，回味悠长的故事，真实自然的表演。我的观影体验，很像寒夜里慢慢喝下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周身熨贴而满足。尤其是演员的表现，个个出彩，让人直替他们不平，中国好演员这么多，却总是那么几张面瘫脸明星霸屏。不过也正因为上述原因，这部电影不太可能吸引我国观影主体买票进场。猫眼电影的统计显示，本片观众男女比例为六四开，以25－40岁人为主。很有意思啊，也许广大已婚男性受了那句广告词的蛊惑，想在电影里找到驭妻良策？说实话，电影里面的确有鸡汤，却不只是疗愈感情创伤的鸡汤，还有－－

凭借作家刘震云对人心的洞若观火，编剧刘震云借用夫妻这种最亲密又最脆弱的关系，不仅探讨了夫妻相处之道，更活画出了当代中国小人物的生之无奈与生之坚韧。“存在”这个很形而上的字眼，在牛爱国的故事里得到了特别具体生动的描述。它没有上演“百年孤独”，没有小说那种刻画国民性的大野心，但它保留了对于小人物内心世界的透彻理解，还增加了许多现实元素来烘托主人公的生存困境与内心纠结。比如牛爱国的“穷”和“怂”。因为穷，他离不起婚；因为穷，他捉奸只能在酒店大门外等；因为穷，他让女儿和人比成绩不比玩具；因为穷，他打车给病中的女儿买馄饨只敢拦三蹦子。最终，怀揣尖刀的牛爱国没有杀人，放过了老婆，也放过了自己。因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这个标志性金句里有鸡汤味儿，还有淡淡的苦味。

成功的电影改编吸引观众去看原著。看罢电影，我又把小说拿出来细细品味了一遍，由衷地佩服作家刘震云，故事背后有无法排遣的悲凉。（本文作者系洛阳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文汇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