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1954年的《七武士》6月18日在上海影城东方巨幕放映，千人大厅，爆满；同日，1973年在中国台湾上映的《窗外》在天山电影院有场排映，千人级的剧院厅里多少人在争睹19岁的林青霞。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同前两年一样，即便排片人拿出黄金时段、黄金地段的超级大厅，这个单元也永远有人在“求加场”。4K修复单元，许多年轻人坐在拥有新技术的影厅里，看78岁的《残菊物语》、64岁的《雨月物语》、50岁的《雌雄大盗》、40岁的《橡皮头》、38岁的《曼哈顿》……技术拂去了经典电影身上属于岁月的尘埃，影坛巨匠级导演的生涯代表作，宛若新生，铺开在今天的观众眼前。在这个新上映电影往往只有一周生命的年代，去大银幕看老电影，是影迷的朝圣。

这些修复影片里，中国电影《405谋杀案》是特殊的。它属于2K修复，比之4K在清晰度上略逊色。但它对于中国电影的意义又是非凡的。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不吝以极致的言辞赞美它：“修复后的《405谋杀案》，它远远超越了一部现象级电影的意义，而是一种电影文化遗产。”对于亲手修复它的30岁修复师胡勍勍来说，“还能为我们的父辈保留记忆”。6月23日，该片数字修复版首映后，上海电影技术厂的修复师们有些雀跃，他们施以妙手让光影流转、电影回春。但也有些窘迫，存储于上海的800多部老电影里，已经修复了120多部，未修复的是大多数。而散佚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电影人的最初习作，随时都面临永寂于历史长河的处境。

90分钟的老电影修复，129600帧图片需逐帧攻克，投入时间可能从500小时到数千小时，这是最不吝惜工夫的手艺活。但已完成的与未完成的相比，精雕细琢的手工劳作与不讲情面的岁月侵蚀相比，老电影修复又是一项时不我待的奔跑。

老电影可以不停地生产意义

张建亚对于老电影的推崇显而易见。他认为，无论哪种形式的修复，对于电影文化而言，都是应当被重视的，“如果电影院里只有新片，电影观众就会成为没有历史的观众，我们中国百多年的电影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电影节修复单元的一票难求，反复印证着如是观点——好电影是超越时效性的，它能不停地生产意义，为旧雨新知提供跟当下有关的美学体感。

拿刚刚首映的修复版《405谋杀案》为例，导演郑大圣时隔37年又见到了它，按捺不住击节叫好。“我上次看它是12岁那年，记得最清楚的是橡皮阿三和他的花衬衫。”他说，初见时只有少年的浅层认知，后来学了电影，做了电影的工作，再来看时，叹为观止，“40来年前，中国上海曾有这样的电影人。他们做出的片子完全符合现在大家对电影的期待。烧脑，案子中套着案子。而且在细节上，它对案件的推演、想象，以及调用后视镜和反光来叙事，极丰富的视觉体验，堪称当时一部集大成的类型片”。网络上有影评说，“它通过一桩阴谋论下的谋杀案，让人读到了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意味”。

参与当年拍摄的倪正记得，那是自己第一次从录音师转做制片人，“给了预算38万元，最后完成拍摄用了29万，省下9万。”他形容自己“逃回”了《阿Q正传》的录音组，结果被桑弧训了一顿，说他看不清一位电影企业家的真正作用。服装组的贺娟娣感慨，“橡皮阿三”身上的花衬衫，还是她从黄陂路上的小店买布料自己裁制的。导演除了在样式上给出建议，还提醒说“布料的颜色要对比度高一些”，因为是黑白片，得让观众看得出层次。

那些拍摄的细节以及老艺术家们工匠式的精神，都诚实地反映在银幕上。同济大学副教授汤惟杰看得感动：“1980年上映的电影，我们能看到镜头进入闹钟这样神来之笔的调度，也有从大船上纵身一跃的动作戏码。包括当年的配乐、同期配音的精准度，对于今天的电影创作、类型化尝试都有启迪意义。老电影既有电影研究的样本价值，还是学者的参考资料，甚至城市的历史相册。”要知道，1980年每张电影票售价两三毛的时候，《405谋杀案》总票房过亿元，近400盘拷贝发往全国的影院，意味不止于一部电影。

找回时光的色泽，修复是场接力跑

这次在大银幕上看到老电影焕发出时光的色泽，张建亚欣喜之余也略带遗憾地询问修复师朱觉“你们这片子是不是做2K修复”，后者回答“是，因为维护有成本”。囿于成本和人力，目前上海电影技术厂的修复有相当一部分采用2K而非更高清的4K。朱觉形容，“先从抢救式修复做起”。

事实上，位于宝通路的上海电影技术厂曾是国内最早建成的专业化电影洗印基地。2012年胶片开始淡出历史，厂里逐渐转向数字化生产。去年10月，在关闭最后一条电影胶片拷贝洗印生产线后，技术厂开始专心投入老电影的数字修复工作。在国内，另一个官方修复机构是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几年前，社会上也有些企业想参与这个行当，但已逐渐退出，因为鲜有利润。朱觉说，他们的团队从2013年开始做修复，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80后、90后，他们自己摸索出一条专利，特别让人动容，“他们手中那些老电影，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他们，但是他们正在努力地把老一辈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进行修复”。

老艺术家们的财富既是电影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比如那些译制片，胶片的版权并不在上影厂手中，但片子里有我们上译厂艺术家的声音，异常宝贵。所以，修复师们便将其转存下来。但每年精修10-15部，抢救式修复60部左右的速度，依然抵不住时间的侵蚀。上海电影技术厂厂长陈冠平告诉记者：“我们修复的素材选择一直以原底为主，其次是翻正。现在看起来，800多部老电影，我们能修复的可能不足一半。”

理论上讲，年代越久远的片子越难修复，因为首要是寻找素材。陈冠平所说的“原底”是最适合修复，其次才是发行拷贝。但现在的问题是，上海车墩的片库里，有原底的是少数，许多质量较差的发行拷贝，已经失去了修复的意义。

找到胶片后，第二步是修整胶片。打开一盘胶卷，忍着扑面的酸味扯动胶片，用小刷子细致地刷去尘埃，再埋下头逐格确认胶片的物理状态，若有损坏和缺失，就寻找替代品粘贴上去。遇上老化、扭曲严重的，还得送入“重症病房”，浸放在化学制剂中。第三步才是把修好的胶片扫描进电脑进行数字化。这时，旷日持久的工作才算正式开启，去划痕、补画面、调颜色、修声音、去噪点。最后合成，老影片才算找回昔日容光。能完成一整套从胶片到数字修复的工程，修复师张健不掩饰自豪，他列举了三条优势，条条都基于对老胶片的熟稔程度。电影技术厂鉴定科科长吴云岳也说：“做洗印做了42年，对胶片有深刻的感情。而现在最骄傲的是，团队有种对电影的热爱，有对于我们艺术传统的真诚的传承心。”

事实上，修复也是一场接力跑，物理修复、数字修复，每隔一两年还得将已数字化的影片再重新保存。因为人们见过保存上百年的老胶片，却不知道数字硬盘里那些内容，在多年后会发生什么闪失。修复师们只有日复一日，与时间抢时间。

但是，还有许多中国老电影的胶片，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一些不为人知，另一些阻滞于版权而不得。对此，修复师们有个心愿——定期把已修复的老影片进行有序放映，让观众知道电影历史，也让每一部老电影被正确对待。它们是中国电影的根本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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