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聘必须死，因为他太“伟光正”了

商人一定是奸商吗？

何润东告诉你，商人也可以很偶像。

吴聘风度翩翩、温润如玉，剧组为了烘托他谦谦君子的形象，连为他设计的衣服都以玉色为主。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始终恪守着仁义、诚信精神，将生命、道德视为非常可贵的东西。当周莹诉说自己的惨淡身世，他于心不忍，给予周莹五两银子；当周莹被吴老爷训斥，他规劝周莹不得为利失信；当灾民入城，他不顾吴老爷反对，毅然开放粮仓救济灾民；当周莹被沈星移欺负，他挺身而出，难得的霸道一回。

吴聘是宽忍的代表，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理想人物。

刻画儒商并非《那年花开月正圆》首创，著名导演张黎监制的《大清盐商》也有触及。剧中的主角汪朝宗胸怀仁义，具有儒士风度，但他比吴聘更复杂些、世故些。他要维护各方关系，为达目的，他不介意通过贿赂“喂饱”官老爷们。与此同时，他有原则，有担当，仁义宽厚，能忍则忍，轻易不伤害他人。

那么，吴聘作为商人，又在晚清这么一个官场污浊的时局，他就不需要打点关系吗？仅仅靠诚信，吴家东院就可以立足吗？

当然不是，但导演为了保持吴聘被建构出的“纯洁性”，为了立住这个精神模范，对一切可能污浊其形象的举止，都隐而不表了。《那年花开月正圆》是一部典型的大女主戏，而吴聘在剧中承担的只是一个非常类型化的角色，它提供给观众美好的想象成为一个精神模范。

吴聘本身又是一个禁欲且消解暴力的符号。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吴聘的男性气质并不通过裸露的身体或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体现，吴聘与女子的交往也全然不通过富有性暗示的画面呈现，他的绵绵情话，规避了情欲，而停在纯粹的喜欢。吴聘的安全感建立在他不霸道、不专横，吴聘被塑造出的禁欲气质使他的纯洁性更强，毕竟在传统中国的道德规范里，个体需要谨慎于自己的性行为，是否破处、是否沉沦性爱，成为界定个体是否纯洁的重要参考。尽管这种评判方式值得商榷。

吴聘这位早早去世的儒商远离了世俗气，与其形成对比的是电视剧《胡雪岩》中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大明王朝1566》中的沈一石。

胡雪岩一度成为红顶商人，恰恰在于他亲近政治，又敢于抓住机遇。左宗棠收复新疆，离不开胡雪岩的多方筹措，在晚清波云诡谲的政治气象中，胡雪岩也希望有自己的政治靠山，他选择了左宗棠，成也因此，败也因此。

而在《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这么一个浙江首富，与浙江织造局、官府互相勾结，为了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愿意喂饱官老爷的肚子，甚至送上他喜欢的女人，可就是这样一位商人，给自己留下的全部家产却还不及一个普通中层家庭！为什么？扮演沈一石的赵立新说得好：“还是因为大明王朝的官宦实在太腐败，沈一石，苦呐！唉……”杨金水一语道破天惊：“宫里的生意是大，也不要缴税，外面都打量着你赚了多少钱，可你赔进去的比赚的不少……”

其实，编剧对吴聘的塑造侧面反映出商人在皇权社会的尴尬。哪怕他们富甲一方，可无论是帝王贵族还是士大夫阶层都轻看他们，士大夫对商人这份职业保持轻蔑态度，而在皇权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商人依然处在“鄙视链”的下层。

处于鄙视链的商人渴望改变自身地位，他们一方面勾结达官贵族、攀附知识阶层，保全自己，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后代，使后代步入仕途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吴家也有买官，吴聘就买了一个五品的虚衔。而吴聘的一举一动，恰恰反映了商人要扭转自己尴尬地位的一般尝试——买官、教子和乐善好施。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实际上迎合了皇权社会下的儒学价值观。

周莹的特立独行，却反而成就了她

与吴聘不同，周莹从小流浪，靠行骗求生，缺乏某种价值观主导的教育，也就少了单一价值观束缚的风险。周莹的身上有朴素的“实用”倾向，什么法子管用，她就用什么法子。这一倾向有三处剧情可以窥见：

第一处，当吴家大老爷头疼于血竭太贵，无法降低膏药成本，周莹提出，可以用杜鹃花的叶子代替，效果相差无几，成本极低。可吴老爷却勃然大怒，呵斥周莹，在吴老爷眼里，这弄虚作假，有悖诚信。在这里，吴老爷看重的是理念，是吴家长远的信誉，而周莹看重的是如何便捷的解决眼前困境。

第二处，吴聘想要搭棚施粥，救济灾民，却苦于没有人手。周莹建议他调用学徒房的人，吴聘闻之大喜。周莹这个建议，在吴家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换作别人，定然用不合规矩来搪塞，但恰恰因为周莹不受传统束缚，她能提出新鲜法子。

第三处，吴蔚文着急昏迷不醒的吴聘，听取高人建议，前去胡家提出“冲喜”，有意让胡咏梅嫁给吴聘。可是，由于胡老爷的阻挠，胡咏梅却没能走上吴家的花轿。周莹眼看吴遇身后的花轿无人，自己毅然走进去，拿着盖头，上了花轿，让吴家的喜事顺利操办。这里，周莹又体现出自己的“实用”倾向。

周莹讲究利益，却不唯利是图。所以，学徒小江和周莹比试，周莹明明赢了，却坦白自己其实没有算出来，只是受了吴聘的指点。到了后来，吴家东院没落，周莹却不离不弃，一心想要重振吴家东院。

在清末大变局中，周莹的特立独行和随机应变反而成为她的优势，少了条条框框的束缚，吴家东院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在周莹的努力下，吴家东院很快复兴。

“大女主戏”流行？其实大男主戏更多！

“大女主戏”的流行是市场的选择，女性是电视剧收视群体的主力军，“大女主戏”为她们服务。

但如果把眼线放宽，“大女主戏”的涌现并不能说明女性已经成为大部分电视剧的主角。如果一位女性作为主角且受异性追捧，这部剧就是“大女主戏”，那中国的“大男主戏”未免更加泛滥。《汉武大帝》、《康熙王朝》、《大秦帝国》，剧名里有“大帝”、“王朝”、“帝国”的，清一色“大男主戏”，又如《琅琊榜》、《伪装者》、《外科风云》、《军师联盟》等，为何很少人说它们是“大男主戏”呢？

因为观众习惯了。潜移默化中，男性在剧中被众星拱月成为“合理现象”，而出现一个绝对主角的女性，反而成为新鲜事。其实，目前的“大女主戏”流行，只是一种基于市场规律的自发矫正。

那么，一样是“大女主戏”，《那年花开月正圆》是《甄嬛传》的简单复制吗？

表面来看，它们很像，主角麻雀变凤凰，男人围着女主团团转，大女主戏的典型套路。但细究起来，不同之处很明显。

《甄嬛传》里，甄嬛处在后宫这个体制，她要上位，不可避免要借着男人往上爬，要成为权力与男性的附庸。但《那年花开月正圆》，周莹的奋斗不靠男人，靠的是自己的智商与情商，吴聘去世后，她一个人挑起大梁，重振吴家大业，俨然一部励志的女性《创业史》，剧里依托教书先生之口问：“女人怎么可以经商？”也不过是反衬女人经商的不易，激起观众对周莹的同理心。

周莹并没有靠男人上位，在一个社会中，男女之间的互动是在所难免的，周莹也没有利用吴聘对她的喜欢做任何“逐利之事”。周莹的成功，是机遇、个人努力和她的商业天赋合力的结果。

同时，别看周莹特立独行，一副野丫头做派，她却深知人情社会的处世方法。对学徒的礼让、为灾民施粥、经商之后与官家的合作，无不体现了周莹的精明。她不是笨姑娘，她是知道自己的处境和优势并懂得运用的人。

可以说，《那年花开月正圆》讲了一个童话故事和现实故事。周莹与吴聘，从相遇就是童话的质感，为了让它更梦幻些，编剧把周莹的的身世都改了。吴聘是女生初恋的典型，是周莹心里的白月光，吴聘早早去世，是一个悲剧，从戏剧艺术来看，却也成全他所有的美好。

而剧中的现实故事，是普通商人在宫廷斗争下的无可奈何。左宗棠与李鸿章互有矛盾，中法战争，二人立场不同，而剧里提到的军需订单，就是提供给对法作战的清军。剧里有一个细节，吴老爷写信给左宗棠，寄到了福州，而左宗棠正是在福州去世的。另一个细节，是沈老爷的话，大意是中法战争即将结束，膏药有没有用，已经不重要了。吴家标榜诚信，但没有靠山，单凭诚信无法做大，当吴家的倚靠失势，卷入斗争的吴家也就危如累卵。于是，朝廷一声令下，吴蔚文被抓，吴家东院也面临倾覆的危险。

《大明王朝1566》的沈一石、《大清盐商》的杭州盐商、《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吴家东院，都只是重复这个道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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