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明先生青年时代

我和刘修明先生相识于四十七年前1974年的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那年他34岁是所里最年轻的研究人员，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修长身材,白质肤色,鼻梁上架着那副素色眼镜折射着那双睿智灵动的眼神，风度翩翩，文质彬彬，尽显文人本色。

刘修明先生（左一）和作者翁长松合影（摄于2013年3月20日）

1963年刘修明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进入历史所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直至到龄退休，与历史所结下不解之缘。他天赋极高，思路敏捷，又关心国家时势和变化，凭着聪明睿智，不久便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发表了长文，《红旗》杂志紧接着转载了，这也充分展示了他长于撰文的才华。1969年初他被调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工作，同组有来自复旦大学的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历史研究所吴乾兑等人。历史组先在国际饭店对面上海图书馆（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老大楼东楼的2014室办公，后迁到了康平路182号7楼。“文革”期间，他也常来历史所查阅史料，撰写上级交办的写作任务，比如《鲁迅批孔的资料汇编》及毛泽东晚年所阅古典文学“大字本”的注释工作。“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历史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他凭借笔头快，能写的特长，接连在全国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的原因》《两汉的历史转折》等三篇文章，接着又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这在上海当年史学界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些论文主题围绕秦汉史，导致他在全国秦汉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声誉越来越高，赢得了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刘修明先生（摄于1975年35岁时）

刘修明是个才华横溢，能撰文又长于编纂的史学家，而且也是个为人真诚谦和，平易近人的学者。我和他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所以即使我离开历史所后，我们也是联络不断。在上海史学会开会或学术研讨会议上，都有碰头、交流及聊天的话题。后他一度出任上海《社会科学报》常务副主编后，还多次邀我为他主编的报纸撰文，例如《＜诗经＞与服饰》（《社会科学报》1992年5月7日）等。这种友情直到我们先后退休后还不褪色始终保持着。晚年我们碰头除在学术会议上外，还相约一起拜访史学前辈或老师，例如2012年12月29日下午，我们相约同去80余岁高龄的史学家朱永嘉府上探访，重叙友情，交流读书和治史的心得。步入他的书室，呈现眼前是满室泛黄的书，靠北窗沿下的写字台上却放置着文稿纸和笔，说明晚年的他还不忘埋头辛勤耕耘。岁月无情，他虽已满头白发，却掩盖不住他那红润的脸色及乐观开朗的神态。他说：“近年来我虽年事已高，却依然爱读古籍，凭借自己多年的学术积累，在做些古籍的整理工作，偶尔也写些史论文章。”他边说，边顺手拿出他的新著《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在扉页上题签给我们留念。令我们喜出望外，收获满满。斗转星移，人生易老。近年来，因修明年事已高又患帕金森，手脚不便了，好在他脑子依然清晰、思维敏捷，不忘读书和思考。所以晚年我们经常电话交流，除互相问候外，还推荐读经典。记得他曾向我推荐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之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在冯先生经受建国初期的动荡变迁之前，可以说是其一生哲学研究成就的巅峰时期。因而《中国哲学简史》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读了修明推荐的这部冯著哲学史我仿佛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思想海洋中畅游了一番，耳边时时回荡着先哲对于事物的认知与表述，或睿智机辩，或哲理洋溢，令我获益匪浅。我们甚至还联手撰文，2019年10月7日我们撰写和发表了《董其昌其人其事》长文，很受好评。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曾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三长”的观点。所谓“史才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写史的能力；“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史识”是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这点我们可从刘修明撰写的著作和编纂的作品中可窥见到他的史学才华。现在让我接着来谈谈刘修明所撰写的史学著作和编纂的史学作品吧！

他是史才和史识精湛、史学著作甚丰的史学家

晚年刘修明先生摄于苏州西山

1998年刘修明在《人生的路、探索的路》一文中，颇有感触的说：“社会人生的路，是不断探索、追求真理、造福人民的路。这就决定一个学者应该是安贫乐道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只有能静得下心、坐得下来、联系实际、勤于思考、不赶浪潮、不求浮名的人，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学者。在商品大潮汹涌、社会分化剧烈导致学者心态不平衡时，强调这点，对一个学者也许不是多余的。如果说，建国初期学者的一本专著可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的话，那么，今天学者即使笔耕不止也不可能发财。学者这一职业注定必须付出多而回报少。即使有回报也是对社会的回报，对学术的贡献，对文化的积累。‘安贫乐道’的‘道’的追求和顿悟，是他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这使我想起隐居乡间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和明清之际静思山村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想起我们院里许多辛勤耕耘、不问报酬、不求闻达的俭朴的学者。他们没有名利的羁绊，不受利禄的诱惑，但他们不会丧失对国家、社会和民族的道德担当，也不会沉湎象牙之塔而忘却社会责任。‘生有涯、知无涯’的认识论也使他们恰当地估量自己。即使著作等身他也不会志得意满。因为他懂得在探索真理的大海边上，他至多只能拾得几颗彩贝。狂妄的自我标榜者没有资格成为学者。”言者心中，字字珠玑，反映出作为新时代学者刘修明感恩国家、感恩人民的高尚思想境界和崇高使命意识。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长期挑灯苦读、刻苦钻研、埋头撰写，硕果累累，著作甚富。在我的印象中他先后著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汉光武帝刘秀》《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老子答客问》《儒生与国运》等多种，特别是后三种让我拍案叫绝，印象深刻。

刘修明著：《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第1版

刘修明所著《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是他赠我的第一种著作，也是本很有特色的史学读物。用他自己的话说：“作者试图在继承和学习中外古今一切优秀著作优点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两汉之际的历史，从纵横两方面尽可能恢复它生动活泼的历史面貌，再现它壮阔、雄伟又曲折、坎坷的历史场面。”（《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页）同时，他又指出：“历史应当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唯其这样，才不至于使历史成为少数人醉心其中的象牙塔，也不是少数人研究‘治术’或‘权术’的教科书。当全民族的大多数人都自觉要求学习历史、了解历史并吸取历史经验、展望未来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加快。”（同上，第5页）这段话不仅精准地展现了他研究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而且时过数十年也不过时，并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学历史、学“四史”的指导思想极为吻合，可见刘修明也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

刘修明著：《老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早年我聆听过他讲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课，精彩纷呈，知晓他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很有研究，学术造诣极深。这从后来他的《老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中，也可进一步领教和认识到了他的史识精湛。书中他以问答形式，巧妙地揭示了春秋时代思想家老子的种种疑点问题。比如老子是什么年代的人？《老子》究竟是谁撰写的？这些问题在既往的我国史学界存在长期的争论，难以统一。现经刘修明多年深入研究和考证，基本揭开了谜底，形成了共识。书中他以老子的口吻答道：“我(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老子》书是我在春秋晚期所写的书。说《老子》书不是我写的，而是战国时代别人整理我的语录，那是一种假设。只要从《老子》书中包容的春秋时代的时代特色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来分析，就可推定它的时代。它是我的专著而不是后人的纂辑。”（《老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2—23页）他寥寥几句，幽默的口吻，巧妙地破解了这个难题。

刘修明著：《儒生与国运》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当然刘修明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著作当数《儒生与国运》。据他对我说：“这本书是我用心最勤、下功夫最深、最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一本研究古代知识分子的专著。该书构思于1987年，十年磨一剑,直到1997年1月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为了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多年来我闭门苦读，上下求索，收集史料，反复推敲，几乎化尽了我数十年学术研究的知识积累，洋洋洒洒的写出了这本58万字，展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国家共命运波澜壮阔的历史巨著。”书出版后很受学术界的好评。2014年1月他又推出修订本，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大章30个小章节。卷前有他2013年重阳节撰写的《自序》：“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又包含着为近现代知识分子寻‘根’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之悠长曲折以及他们的东方特色，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实使人追溯历史，对尘封史籍的翻检又会反馈现实，引发历史与现实的共振和反思。中国有句老话叫‘斯文一脉’，相当准确地表述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现实，归结于当代知识分子。”（《儒生与国运》花山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首页）可知他撰写这本书，不仅是一项学术研究，更是一项富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研究工作，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剖析、研究和发展轨迹的探索，尝试着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出一条富有思想启迪的发展道路和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依附体，但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不断做出积极探索，并伴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分化的活跃阶层和群体。

他以丰富和扎实的史料及史识和严谨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这个群体中优秀知识分子代表的多彩形象，比如他不仅描绘了作为春秋末期第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追求与挫折”“理想与思想”和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信念，还展现了他孜孜以求，“以教育使命终结余生”的思想教育家的人物风采。他在书中还常有不同凡响的史才和精湛见解，不仅阐明了儒家的学术思想，还为我们叙述和展示了儒者绝不是文弱书生，许多还是有血性和敢于担当的贤臣良将。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国家和社会栋梁，南宋末年爱国者文天祥就是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敢于担当的贤臣良将。

在读史热日灼一日的今天，人们也许并不需要更多新鲜的内容与素材，需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需要考察和研究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和启迪作用。修明在《儒生与国运》中就是以全新的视野，又柔和丰富的史料及史识，展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是非曲直、别样风采和历史沧桑。同时，《儒生与国运》也是他自己数十年中出版的个人史学著作中最珍爱的一种，更是他多年倡导“理论、历史、现实，三者一定要紧密结合”治史理念代表性史学经典。古为今用。期望读者，尤其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在读完此书后，能从中感悟和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无产阶级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他是史学知识渊博、呕心沥血编纂史学经典的学者

王守稼著、刘修明编《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刘修明是写作奇才，也是编纂高手。自1990年起他先后编纂完成了《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话说中国》《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等多种。

记得他的好同事、好朋友、史学家王守稼先生英年早逝后不久，他对我说：“守稼是个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我再忙也要尽力收集好他的作品和遗稿，为他编本史学遗作，以致告慰和纪念他。”他说到也做到了。1990年秋，当我迁入上海西区新居后不久，一天正在“书友斋”中夜读，突然电话铃响了！是修明打来的，他告诉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为王守稼编纂的《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出版了！书中还请谭其骧先生作了《题辞》，又请顾廷龙先生挥毫为封面题了签。我手里留有几册，准备送一册给您，以作留念！”我如闻佳音、如沐春风，快乐地答道：“好，谢谢！”两天后，我收到了书。如饥似渴翻阅起来，该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全书包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封建硬壳的突破性试验》《晚明江南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潮》等个五部分，是本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代社会和江南知识分子的力著。卷前有修明1990年2月撰写的《序言》：“我和守稼相处近二十年，他的史学论文我读了很多。俗话说，文如其人，守稼似乎‘文胜其人’。谦诚的微笑，朴实的语言，内向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位温文尔雅、舍而不露的一介书生。他的文章字里行间饱含着一种对科学、对真理热情追求的信念，文字表现形式也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新风格，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雄浑而又清新的气势。更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的发掘和创新，每每能从人所常见的材料中，得出别人没有得出又能为人信服的结论。在编辑、整理他的遗著时，我不时感受到他那睿智之见的启示，真像炎夏掠过额头的习习凉风，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不由得击节称赏。”以热情而真诚的语言，恰如其分的道出了他和王守稼的深情厚谊，也道出了王守稼是个具有“温文尔雅”文人秉性的学者。同时，当年王守稼也是我们学员学习写作的辅导老师之一，也是大家共认老师中的写作高手。记得1974年在上海历史所与他相识时，他也才32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剃着一个朴实的板式头，鼻梁上架着一副再普通不过的眼镜，透过镜片他那灵性的眼神，给人一种睿智、坚毅和富有知识分子风范的感觉。谭其骧教授称赞他：“王守稼同志温文尔雅，忠诚恳笃。治学博览慎思毋意毋必。一辈子与人为善，一辈子为钻研历史科学而勤苦学习述作。不问时势处境如何，不断地奋志于探索历史真实。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为老师所器重，同学所钦佩。工作二十余年，著作数十万言，取材翔实，论证精核，为海内外许多知名史学家所一致肯定，这样一个具有卓越才学，崇高的奉献精神的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天不假年，竟以四十余岁，遂尔谢世，这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王守稼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1页）谭其骧是王守稼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老师对学生的这段评语，足以反映出王守稼道德文章的精彩和人格的魅力。守稼自幼好学，天资聪慧，勤于思考。大学时代，对明史的研究已初露头角。他读史勤奋扎实，每读古籍都会抄录资料和卡片，甚至不厌其烦的做好读书札记，为史学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守稼虽然走得有些早，令人惋惜。但足以告慰的是他音容笑貌始终留在同仁和朋友们的心中；他的著作不算多，却篇篇有思想、有新意，绝不人云亦云，所以有一本精品作品存世也够了，也足以告慰人生了。

刘修明编纂《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线装影印版）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刘修明的作品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编纂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修明对我说过：1972年10月至1975年6月，他和上海的几位学者、专家，例如谭其骧、杨宽、王守稼，许道勋，董进泉，吴乾兑等，在党中央的要求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布置和要求，校点和注释了一批古代历史文献，共计86篇，皆打印成大字本，直接呈送毛泽东主席。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花山文艺出版社曾于1993年5月出版了《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排印本。该书得以出版完全是刘修明策划和奔波努力的结果。因此他是《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得以出版的大功臣。他也颇以此为自豪，曾对我真情流露的说：“回顾自己60余年的学术生涯，也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然而让我最足以为荣和感到自豪的是为《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出版做出了贡献。”确实如此，他为该书成功出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花山文艺出版社前任总编辑2011年4月8日在《〈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印行记》中也坦言说：“认识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刊主编刘修明先生，才有了《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一书的问世。”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受到一些老同志和国内外毛泽东研究者的重视。修明为此专门撰写了《从印数“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研究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心态和情感。他说前后近4年共86篇的大字本，按时期和内容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为历史传记借鉴期。这期间共选注了《晋书》《旧唐书》《三国志》《史记》《旧五代史》等史书中的23篇传记。另有屈原的《天问》、柳宗元的《天对》两篇古典哲学文献。从1973年８月５日至1974年7月为第二个阶段。这期间共选注了自先秦至近代的“法家著作”26篇，包括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晁错、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章炳麟等人的著作文。1974年5月10日至1975年６月１4日为辞赋诗词阅读期。这期间共校点注释了包括庾信、谢庄、谢惠连、江淹、白居易、王安石、陆游、张孝祥、陈亮、辛弃疾、张元干、蒋捷、萨都剌、洪皓、汤显祖等人的辞赋、诗词、散曲共35篇。这三个阶段大体相衔接，又有所区别。结合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4年（不含1975年６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时某些政治行动和方针政策的“历史触发点”，以及他在黄昏岁月的复杂心态。

自《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排印本出版10000册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告售罄，所以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又出版了宣纸线装影印版的《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仅印1000册）。我收藏的就是这套珍贵收藏本。全书装帧为“大字本”仿宋16开、玉版宣纸手工线装开本，共计2函10册本；高档礼品盒装内附有该书“影印出版说明”及刘修明撰写的《前言》《<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篇名总目时间表》《从印刷“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影印出版后记》等。在版权页“校点注释”中，注明：“（按姓氏笔画排列）王守稼，吴乾兑、许道勋、董进泉、刘修明，参加本书部分注释工作的还有：谭其骧、杨宽、王运熙、顾易生、章培恒、邹逸麟、王文楚、李霞芬、潘咸芳等。”遗憾的是那时参加校点、注释的学者谭其骧、王守稼、许道勋、吴乾兑等先后逝世了。好在当年修明还健在，经他尽心努力，使该书得以出版传世，可谓功德无量，也是为逝去的学人、学友，做了件很具纪念价值的好事。至于说起这部书的价值，刘修明在《前言》中也作详尽而透彻的介绍，大致可归纳为五点：一，这套“大字体”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篇目，专供毛泽东本人阅读；二，“大字体”印数极少，一般只印5—7份，最多时不过20余份；三，“大字体”是毛泽东通过专门途径布置，在极为保密的状态和条件下，由上海的专家学者校点、注释完成的；四，“大字体”一些篇目前面有内容提要和作者简介，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写的，毛泽东针对一些篇目的注释，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五，“大字体”与毛泽东晚年关心和思考的一些重大政治、历史、现实问题，以及思想情感的活动轨迹密切相关。尤其是第五点，尤为可贵，是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和心态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在这一点上修明在他1994年撰写发表的《从印刷“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长篇宏文中已作详尽又透彻、精辟又生动的阐述介绍，似乎无须我再赘言了。

当读完《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后，却依然让我浮想联翩，难以释怀，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晚年在吸取中国古代的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上是颇具匠心，独树一帜；以政治家兼诗人的气质，通过阅读古人的史传、政论、辞赋、诗词、散曲等抒发自己的情怀和思想。所以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研究这些古典文献，可以在深层次上探讨“文革”后期老人家晚年的思想、心态和相关的许多问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字本”是研究晚年毛泽东的直接或间接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文献是和一位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动相联系时，其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就超出了它们的本来价值和原有意义，而具有重要文献的价值。

行文至此，我有话要说：“感谢修明！”因为他的友情、慷慨，使我能成功地收藏了这套书。清楚记得修明得到样书后，就打电话通知我说：“长松，出版社给了我两套《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我知道您爱藏线装书，我决定将其中一套送您留念！”“您的这套书我是喜欢和欣赏的，也想收藏，但我要出钱买！”接着他答道：“宝剑赠英雄，马鞍赠骏马，这套书送您是我心目中最合适人选，请不要推辞了！”我坚持要出钱购买。谁知不久他就派小儿子开着车将这套书送到我府上，让我难以推辞了。我感激不尽，也再次领教了他的友情和真诚。

刘修明主编：《话说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部分书影

修明始终是个富有时代使命感的史学家。记得20世纪后期，他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界前辈已编纂出版了多种中国通史，为我国高校开展通史授课教育和普及中国史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可综观当今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出版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如同白寿彝《中国通史》这样的理论研究巨制，这是一种阐释精深、鞭辟入里的高端读物，它满足了专业历史研究者的需求；另一类如同20多年前出版的《上下五千年》这样的历史普及读物，它以通俗浅显的内容与形式，曾经获得了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读者的青睐。介于这两者之间，既立足学术，又着眼大众，具有现代意识和表现手段、能够符合广大读者需求的历史文化出版物，是一个空白。为此他根据时代的呼声和要求，立志要编纂一套符合广大读者需求的历史文化出版物。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应邀出任《话说中国》主编之职。他不畏艰辛，精心撰稿，严苛审阅，呕心沥血，历时8年从满头乌发到白发如霜；在孟世凯、许倬云、葛剑雄、朱瑞熙、陈高华、熊月之、杨善群、陈祖怀、程念祺、江建中、汤仁泽等一批史学专家参与和编撰下，胜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话说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问世了。这套15卷本大型历史通俗文化图书，展示了3000多张历史图片，讲述了1500多个故事，涉及的历史文化知识点7500多个，总计4800页。书中对我国各朝各代的社会、文化、经济都有涉及，非常全面。既有影响时代的事件和人物，也有经济、文化层面的有趣故事，可读性强，启迪心智，便于读者接受的历史书。《话说中国》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与广大读者好评如潮。中国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李文海评价说：“《话说中国》这套书很不错。全书的编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比较准确地、但又是非常生动地表达出来。而且其形式上很讲究、很精美，是一个精品。所以《话说中国》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群众喜欢看，对于专家学者来讲，也是一个参考资料。在两方面都有它的作用，很了不起。”不久该书又被列入中宣部“民族精神史诗出版工程”。

《话说中国》之所以能受到读者好评和欢迎，关键是在内容上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大众历史读物主要讲述大历史事件、政治斗争、朝代更替、制度沿革等内容的局限，有细节地、多方位地、全面地展示中国历史。史学专家李文海教授说：历史要具体、生动，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没有价值。对历史细节内容的重视，使《话说中国》形成了依靠大量丰富的细节来调动读者阅读时的情感，带领读者在文化的传播和渗透中认祖归宗的鲜明特色。二是突破传统的历史观，及时将中国史学界新观点、新成果生动地加以反映。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强调不但要有现代意识，还要有科学意识；不但要参考已有的史料，还要及时收集新的信息。2003年春，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了窖藏西周青铜器，其中一个四足附耳盘上的铭文达370多字，追述了文王至厉王12代周天子的业绩等，是建国以来出土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青铜重器，就及时地把这条信息补充进了《话说中国》，纠正了以前的一条不正确的判断，此举得到了西周史专家许倬云教授的高度评价。三是突破了单一的叙事模式，以多种表现手法，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现历史生活。比如在讲述赤壁大战时，就配有当时将领们的年龄表格，还有军队所用的战船模型图等；另外在许多细节上，也想办法进行知识拓展，如在页面左边，记录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中国发生的大事，而在右面相应位置，则告诉读者，世界当时发生了什么大事。通过中国和世界大事记的对比，展现出中国和世界文明比较发展的脉络，给读者提供了更宽阔的阅读视野。

《话说中国》的成功出版，对当今学术界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主编刘修明很有感触的谈道：“《话说中国》出来后，拿到样书的作者这才感到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一部有巨大文化价值有创意的精品，让学者们通过‘转规改制’，为历史学回归人民做出了贡献。这比起评上教授职称，或者论文刊登于《历史研究》权威刊物，何尝不是学者的荣幸？”他此话也道出了参与《话说中国》编纂的学术同仁的共同感受，也是他数十年治史的理念和精神追求。刘修明的人生就是个能“静得下心、坐得下来、联系实际、勤于思考、不赶浪潮、不求浮名”，心系国家和人民对社会、对学术有卓越贡献的史学家。

春去秋来，人生苦短。刘修明先生2021年2月17日驾鹤西去，享年80周岁，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极具才华和影响力的学者，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言。”他为我们留下的史著和数百万字的精彩文字，必然惠及后来，让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