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的南京东路及其所在街区，是上海城市原点。

这里，有着“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人流、信息流及各种资源要素高度密集交汇；这里，也密匝地嵌着老旧社区，物理空间逼仄，日子过得分外稠密。

因此，放大“最后100米”的治理效能，这意味着要用心用情用力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让各方在“稠密”的生产生活中“养成”一种合理表达诉求、及时化解纠纷、协商形成共识的习惯，从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得益于全市大体量旧改基地宝兴里在实践中探索出的经验，党建引领下，法官们尝试直接将案桌摆到旧改一线，挪到商业街一线，为人民群众和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多元、便捷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一系列创新与探索，也充分融入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超大城市原点，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

老城区拆旧里不能把亲情拆掉

“征收款零头我不要了，都给阿弟。”

“我也不争了，阿哥拿着。”

一对兄弟，进门时剑拔弩张，出门时却互相谦让。黄浦区外滩街道宁波路上一个老小区里，嵌入社区的上海首个城市更新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法官王蓓蕾又促成一场家庭和解。以外滩街道为例，6个旧改地块共计7373证居民中，有千余人次在距家约百米的调解工作站解决了各类矛盾纠纷。

近日，王蓓蕾接到一张颇为棘手的调解单，前来求助的老夫妻多年前用现金买下一间公房，户主填了妻子妹妹的名字，如今旧改启动，在公房住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发现，按照政策，自己可能会面临无房也无补贴的境地。

能入列旧改，对居民而言是一种简单而直白的欢喜，但如果家庭矛盾处理不当，很可能化作“空欢喜一场”。

其实，如果没有工作站，王蓓蕾也极有可能还是会遇见这些居民，不过是在审判庭上看着一家人分坐两边对簿公堂。“拆旧里不能把亲情拆掉。”外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海滨这样透露法官案桌挪入社区的初衷。

关涉这对老夫妻，尽管难，但王蓓蕾坚信总有出路。她也给居委会干部普法，希望能在日后调解会现场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形成笔录，供老人进一步协商用。

物理层面的“最后100米”近在眼前，心理层面的“最后100米”却更难触及。如今，王蓓蕾每周三都来城市更新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现场办公。她说，案桌挪到了旧改一线开展工作，也倒逼着法官们主动更迭工作理念，提前与社工了解基础信息和背后故事，换位思考更能共情居民的纠结与心态，“案结事了，公平正义才能被悉数感知”。

第一商圈建起诉源治理“前哨站”

“法官案桌挪到一线”的背后，越来越多组织机构主动打破行政管理壁垒，发挥各类基层组织专业优势，不断创新多元解纷、诉源治理的探索。

在南京路步行街，销售消费行为从早活跃到晚。以往，法院有司法调解，市场监管部门有行政调解，消保委有行业调解，在各自领域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解纷解决机制，但对于希望“快处易赔”的消费者而言，这样似乎“仍不解渴”。

如今，商圈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在全市率先形成了消费纠纷源头治理体系。每周三，工作站准时开张，民事审判庭法官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回应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各项司法需求。

黄浦区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高才起初不适应，习惯以案子思维对待调解工单。

比如一对新人起诉某婚庆公司的案件，新人与婚庆公司签订庆典服务合同，因不可抗力导致婚礼无法如期举行。新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服务费。婚庆公司则认为自身已提供部分服务，付出相应成本。

法庭上常用的“权利义务、不可抗力、法律关系”等专业表述到了调解一线，套用的效果并不好。双方当事人均无违约行为，也没过错，经多次耐心调解和沟通，最终促成当事人本着共担风险的原则达成调解协议，婚庆公司退还剩余费用，圆满结案。

高才也有了更深体会：案桌挪到一线，解决个案争议是阶段性成果，要实现审理一案、辐射类案、教育一片，指引全社会明德崇法，才是更高的价值。

如今，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也伴随着城市发展不断进阶：一方面，开始跟进外滩第二立面建设进度，也将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助力线上调解，让大家进一步感受到司法服务、司法保障的可及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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