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叶舒宪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从小就熟知“君子比德与玉”的老话，也都知道新疆和田出产的羊脂白玉价格之贵重。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华夏文明尚未孕育出生的史前时代，早在白玉一统天下之前，还存在一个以黑为美的“玄玉大传统”。这个时代是指距今5500-4000年左右的以深色玉料为礼仪用玉主要原材料的漫长时期，汉字还要等1500年才真正形成甲骨文这样的占卜叙事载体，真可谓是上古茫昧难考索了。那么，今天的我们该采用什么途径来接近甚至重新审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玄玉的产地之一塔什库尔干县喀喇昆仑山（视觉中国）

赋予沉默而神秘的上古圣物一种言说的能力

在文献一筹莫展之处，隐约有物象发声言说。《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的作者叶舒宪给出的路径是“物的叙事”，在他看来，玄玉构成的史前玉礼器序列，如同牵引我们走入迷宫的线团。传世文献讲夏的历史，绕不开大禹治水和禹铸九鼎，除了《史记·夏本纪》提供的夏世系和茫昧难考的神话，我们对这段失落已久、尚无文字可以凭依的史前史所知寥寥。近20年来，作者带领的科研考察团队以9000年玉文化的大传统为立论基石，对西部七省区250个县市进行了周密的调查采样，足迹覆盖中国境内出产玉礼器的地方。拉网式的普查提供了种类丰富、数量庞大的田野样本，重新建构起玉礼器的神话学，揭示华夏文明的精神和信仰之根，提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独创观点。前八次的考察聚焦点是与夏商周玉礼制传统直接对应的齐家文化，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境内最发达的地域性玉文化，从2016年的第九次考察开始，玄玉成为新的关注点，作者带领的队伍摸清了有关玄玉时代的空间分布问题，并提出“玄玉大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中原玉文化与西部玉文化的共同起源期。《玄玉时代》一书就是对这一观点的集结。该书以物言事，严谨而清通的论证赋予这些沉默而神秘的上古圣物一种言说的能力。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将作为物质文化重要“证据”的玄玉视作一种神话具象和观念的凝结。今天以华夏文明探源为起点的形形色色的“中国故事”，本质上就是一种建基于神话思维的文化，其形态也是由神话的文明大传统为载体的。在对华夏文明探源的研究中，城市、青铜器和文字是国际学界普遍用于认定“文明”的三个标记，《玄玉时代》则指出，玉礼器相较于这三者而言更为古老，系谱更庞大，且有着传承不断的链条可供复原，为我们今天回溯华夏文明起源、从文化基因层面来解释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源流，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而这个具有高度符号价值的线索却被人们长久地遗忘（第33页）。再加上20世纪初“古史辨”派所倡导的古史解构论的流行，正史之外的“志怪”空间更是一再被压缩，如果没有玉礼器这类新物证的加入，《山海经》《竹书纪年》这样的上古奇书在下一个世纪恐怕真的要在“疑古”的浪潮下被迫退出历史学研究领域了。

《玄玉时代》将玉礼器定义为一种中原文明国家发生初期的圣物原型，即一种承载了神圣意蕴和神话思维的“显圣物”。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作者举出三例今人习焉不察的“物证”——其一是台北故宫所藏“网红级”文物，清代翠玉白菜；其二是苏美文明中与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相关的“神圣的镐头”；其三是台北排湾族珍藏于古壶中的琉璃珠。这三种“显圣物”虽出自不同文明的不同阶段，但都带有“让物显圣”的精神投射内涵，因而被神圣化和神话化。玄玉同样具备这样的宗教信仰的内在逻辑。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墨绿色蛇纹石玉瑗

恢复玄玉“中原文明第一玉”应有之美誉

《玄玉时代》对“显圣物”的关注没有忽略其物质属性，也没有完全架空其历时演变的过程。本书最令人赞叹的部分是作者对玄玉颜色以及“玄黄”二元论的考辨论证。玉色是玉作为一类“物”的重要属性，从战国以来玉色问题就一直被聚讼不休，但受制于实物之不足，长期以来学者们都只好以文献为据。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不断积累成果，新材料日益增多，对夏商周三代礼器的颜色好尚问题作出宏观的把握和判断，时机已然成熟。

对礼制艺术的重构需要极大地倚重于礼器的内在视觉和形式因素。作者有关“玉色”的探寻首先聚焦于“玄玉”的定性：这种深色的蛇纹石到底能不能算是“玉”？这个问题看似微小，但实际上却是作者立论行文之基石。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收藏界和文博界的常规定义里，蛇纹石玉料多享“假玉”之名，甚至干脆被视作石器（第69页），本书作者则在大量经手实物的基础上纠正了这一看法，为玄玉正名：这种深色的蛇纹石玉料内部蕴含绿色的内质，在电光照射实验中显示出“墨绿间杂”的特征，他甚至提倡恢复其“中原文明第一玉”的应有之美誉（第70页）。

其次，为什么在特定的史前时期，会流行这样一种对“墨中含绿”色彩的追捧和信仰？作者追问的路径是从文献入手，用实物作答。

叶舒宪认为，玉礼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玄素异位”的变化，玄是我国上古文献中记载的自黄帝时代至夏禹时代的“显圣物”的标志颜色，墨绿两色相间相杂为美。崇尚古礼的墨家为何以“墨”为自己学说和学派命名之谜，终于在墨家沉寂2000年之后，得到重新认识的契机和线索。玄字潜含着的玄妙与变化的意思，同样在墨与绿两色之间的视觉感知上，得到原物的求证。史前玄玉大传统的尾声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陕西石峁遗址中，该遗址出土的玉礼器中，玄玉制品数量不少，该遗址的年代正对应着《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夏代“禹赐玄圭”的原型。但石峁遗址白玉的比例也相当高，这说明原先由玄玉独占的情况被打破和逐渐取代了（第240页）。年代稍晚近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玉礼器的基调是浅色，玄玉已经退却到相当次要的位置。产自中国西部的浅色调的优质透闪石玉料成为主流，特别是羊脂白玉的登场，标志着玄玉时代的终结（第238页），及至周代初年，已经形成了以纯色为尚的华夏美学基础，直接影响了后世儒家的玉德理论。

▲西坡出土的玄玉环

跳出中原中心主义的窠臼，聚焦“边疆”

《玄玉时代》的第二点创新，在于跳出中原中心主义的窠臼，聚焦长久被人们忽略的“边疆”，关注中原以西地区的史前玄玉的分布情况，并兼顾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这几个时间段。事实上，作者早已指出，玉文化的星星之火不仅出现在史前中原腹地文化当中，甚至可以沿着乌苏里江与西辽河流域，一直远溯至内亚（Inner Asian）的广大地区，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玉殓葬”现象，连同日本本州岛的勾玉文化，构成了亚洲玉石信仰的整体奇观。在本书中，田野调查的成果表明，作为“显圣物”的墨绿色蛇纹玄玉出现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处（陇东地区）的常山下层文化、山西省襄汾陶寺文化和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山西省芮城清凉寺文化当中。这足以说明，早于二里头时期的文化权力中心，并不位于中原腹心地带，而更可能是位于晋南和陕北，时间大致相当于夏代甚至是夏之前的唐尧虞舜时代（第176页）。这一发现是对中原史前考古的重要推进，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二里头被认定为夏代都城，而如今根据玄玉提供的信息，前二里头时期的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的年代要更早，依循的也是比白玉礼器传统更久远的玄玉礼器大传统。

《玄玉时代》聚焦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文明，无疑是对多元文明起源论的深入和细化，13次考察的成果，更是在物证上拓展了“中原中心说”的外延与内涵。针对很多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作者以新材料为依据提出了极有说服力的新观点，比如《千字文》中一语定乾坤的“玉出昆冈”，作者就通过多次实地探查，将其细化为“玉出二马冈”和“玉出三危”的新观点。他认为，只有对中国西部用玉传统的大变迁进行纵向的历史分层分期举证，才能突破“玉器时代”的笼统界定；只有彻底摸清西部玉矿资源如何借助黄河支系的水路流入史前玉文化的集中发现地，才能横向建立起中原与西部边疆之间文化沟通与互动的历史网络，进而准确标识出奠定中原文明的礼制基础。顺便对丝路由来之谜的探讨，提供充分的本土新知识和本土话语。

总体来看，《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重新解释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国”，在汉字的符号系统里被形象化地写成四方城墙环绕一块玉？作者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华夏文明以玉为尊，而且还进一步告诉读者此玉非彼玉也，最原初的玉石信仰是建立在一套“墨中含绿”的玄玉大传统之上的。该书对于玉的物理属性，其生产、消费与流通的全周期的梳理，以及从“显圣物”的角度剖析玄玉文化大传统的神圣记忆与精神内涵，都是以再造本土特色的“格物致知”范式，对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学派的呼应与超越。从风格与手法上来看，该书堪称一部视野高屋建瓴、论证丝丝入扣的佳作。它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历史分期，展示了文明雏形期“玄玉大传统”的核心元素与基本样貌，以“中国理论”更新了我们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整体性认知。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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