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当前每个国家都和援助和被援助有关，可以说，每个国家都会选择其中一个角色或兼而有之。这个话题，随着近几年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今年10月26日日本宣布结束对华援助，变得日益受关注。本周二（11日），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国际形势新变化与中国外交新征程——2018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中国农业大学“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做了“国际发展援助格局调整及我对外援助政策”的专题发言。李小云从事对外援助事业有30余年，2017年也获得了国家“脱贫攻坚创新奖”。中国对外援助的信息正在越来越公开，但依然存在一些误解。昨天，记者就关联话题采访了这位长期从事对外援助发展事业的决策和实践专家。

中国对外援助年总额目前规模不大，量力而行是原则。网络存在误传

文汇报：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助虽然从1950年代支援朝鲜和越南时就开始，1960年代确立了八项原则，但快速增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04年开始，年增速高达29.4%，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中国发表了《中国援助白皮书》，2014年又有了增补版。网络上有个误传，说美国一个机构的调查显示，2000年至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接近美国对外援助，达3544亿美元。因此很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真相，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是怎样制定的？民众为何会误解？

李小云：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中国政府通过白皮书的形式对外公布，同时，也通过各种区域、各种机制来公布对特定区域的援助规模，比如今年9月在中非合作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未来三年对非提供150亿美元的援助，非洲是中国最主要的援助区域，按照以往白皮书的数据显示，至少占到一半左右，因此，可以推论美国这家机构对于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判断是不准确的。中国对外援助一直考虑到国内的经济实力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和其他传统援助国家相比，中国的援助规模特别是与西方无偿援助相似的援助规模实际上并非很大，2000-2014年的对外援助总规模估计不会超过500亿美元。民众之所以误解，一方面是中国对外合作的方式非常多，有很多不是对外援助，很多只是具有发展意义的经济合作，也被往往理解成是对外援助，另一个方面也是我们的媒体在宣传报道时往往会将不同类型的合作看成是援助，夸大了援助的规模。

文汇报：按照这个信息，对非援助每年达到50亿元，以此看，整体对外规模并不大。谢谢您的澄清和解释。如果我们对外援助数额增长了，就说明中国国家实力确实在大幅度增长，因为我们的原则“量力而行，按需实施”。

援非农业示范中心、援非医疗队是中国名片，援助方式不断创新

文汇报：每次中非论坛上，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激动人心的合作数字，其中是否也有援助的意味，非洲是中国的好兄弟，在对外援助上，应该如何理解新时代我们和非洲的共建共赢共享，能否分享些与时俱进的案例？

李小云：每次中非论坛上，中国政府都会宣布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支持的额度，如第五次峰会提出200亿美元，第六次峰会和第七次峰会都提出了600亿美元，这里说的资金包括多种合作方式，有投资、有贸易，当然也有援助，比如第六次和第七次峰会中的600亿资金中各有150亿是中国对非洲援助。中非合作源远流长，从早期的共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开始到现在以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非洲2063议程”的进展，中非合作从内容、形式、途径以及机制上都在不断创新和丰富，与时俱进，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开创了中国目前创建的各种“1+N”国际合作机制的先河，对中国国际合作贡献显著，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加大了在农业、民生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援非农业示范中心，援非医疗队等都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合作和投资，配合的援助聚集民生规模较小

文汇报：“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的风险评估和援助额度的承受是否有关系？

李小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数量众多，语言、文化、宗教、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差异非常大，发展环境的稳定性程度也不一样，风险评估是非常必要的，这主要是对于海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形式有关，对外援助虽然也在配合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但是其援助额度是根据受援国的需求来决定的，而且规模都比较小，加上大多都是民生类项目，所以其主要影响因素还不是风险。

世界组织和发达国家都对中国有过援助，社会性和经济性基建获援占总量七成

文汇报：10月安倍访华时，曾宣布日本结束对华无偿援助。当年的ODA，包括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它对我们国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中，中国学到了哪些经验？

李小云：1979年，中国接受了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第一个援助项目，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受援国，世界银行1981年批准了第一个对华贷款援助项目，亚洲开发银行于1987年实施了第一个对华贷款项目；除国际多边机构以外，双边对华援助也发展快速，日本于1979年宣布对华提供援助，德国于1982年开始提供对华援助，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西班牙等主要发达援助体都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受援国之一。

中国利用发展援助获取发展知识，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构成了中国发展经验的基本要素，中国也把接受对外援助的经验深深地嵌入到了自身提供对外援助中。从接受援助领域来看，中国接受对外援助的主要领域是社会性和经济性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具体包括机场、高速公路、水利发电站、学校、医院、环境保护等，从1979年到2005年，社会性和经济性基础设施领域获得对外援助占到援助总量的70%左右，对于当时改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注入了资金，而且中国还学习和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先进经验，为中国作为新兴发展援助体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类援助提供了实践基础。

文汇报：因此，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率先对外援助，也是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必然使命。

中国青年可以加入到援助志愿者行列，正确理解和传播也是一种贡献

文汇报：在对外援助上，物质援助非常显性，像成套项目、一般物质、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技术合作，像援外医疗队、援外志愿者这些软实力的形式，在近几年中国对外援助中处于怎样的比例和态势？对更多的国人来说，他们可以怎样参与多外援助的这部分内容？

李小云：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开展技术合作、援外志愿者、援外医疗队等民生社会发展领域的援助，中国的青年可以直接参与援助志愿者的选拔。我想更重要的一个新变化是中国现在也在鼓励社会组织走出去，到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民众可以通过捐款、志愿服务等途径参与到社会组织中，等等，援助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事业，每个人都能找到参与的途径。正确理解和宣传对外援助，也是贡献。

新殖民主义等对中国援外的误解已经很少被提及，与中国的三边合作在加大

文汇报：您长期参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工作，熟悉核心机构DAC的工作，当前国际层面，在援助原则上有何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会有何影响？中国可以有何作为？

李小云：这些年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面也有中国的功劳，中国对外援助的原则、方式和经验也逐渐被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接受，比如说互利双赢，比如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提供优惠贷款的方式等。这些变化使得中国对外援助更加受到关注，得到认可，过去很多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些错误的评价，比如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中国对外援助就是为了攫取资源等等，现在都很少被人提及和相信。

过去国际多边发展组织、区域性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援助主要是受西方发展援助框架的影响，最近十多年，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都在积极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展开与中国的三边合作。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框架也受到了中国对外援助方式的影响。很多国家，如英国，一直在积极推动与中国的三边合作。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从过去围绕着援助有效性所展开的改革，向发展有效性议题的转变，就是受到了中国对外援助经验的影响。

随着向发展为中心的转移，对外援助成为潜在竞争， 中国积极寻求多边合作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开始将过去以反恐为核心的对非援助转向以发展为中心的对非援助。澳新两国也开始重视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援助，欧盟和欧洲国家也在调整其对非援助的战略，这些调整正在造成与我国对外援助的潜在竞争。对外援助有可能演化为新的冲突点。

因此，在新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需要一方面坚持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对外援助的战略，同时也积极寻求与国际多边机构的合作，也应该考虑如何与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正式合作。与经济合作稍有不同的是，发展援助相对来说更加趋向于民生与发展，不同的国家相对容易形成共识，因此，推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领域的三边合作对于建构新的全球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从不同方面维护了全球多边体系和合作体系

文汇报：从您的实践来看，对外援助会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格局？

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多边机制、双边机制和民间机制的对外援助体系。多边机制的发展援助一直都是维护全球多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双边的对外援助也一直都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大量的民间援助，特别像梅琳达及比尔·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新兴力量，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者多边主义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是从不同方面维护全球多边体系和全球合作的主要机制，因为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等经济贸易合作的不同，相对来说利益冲突较少。

平行经验：国内脱贫是中国发展也是国际发展的双成就，经验可借鉴

文汇报：您获得了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请问，中国的脱贫现状和到2020年完全脱离绝对贫困的宣誓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关注？脱贫和对外援助是怎样的关系？

李小云：中国过去四十年，贫困发生率从97%减少到3%，这不仅是中国自己发展的成果，也是国际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如果中国没有取得这样的减贫成就，那么全球减贫的成就就无从谈起。因此，到2020年，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更是国际社会在过去几十年中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因此，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中国的减贫经验。我提出了在对外援助中的平行经验的说法，事实上，中国对外援助一直都承载着中国长期以来摆脱贫困的经验，比如说，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促进当地农业发展等等这些内容也正是中国脱贫的重要机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脱贫的经验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基础。

中国农大目标是推动全球农业和农村发展，在坦桑尼亚有八年减贫示范项目

文汇报：您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在对外援助上有何悠久历史？南南农业合作学院的任务是什么？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展开国际上对华援助的研究与实践，90年代末期成立了第一所发展学院，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发展研究，包含了国际发展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体系，以及整套的教材体系，并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发展本科专业，和英文教学的国际留学生专业。中国农业大学对外援助工作的特点是不仅有系统的教学体系，而且展开了大量的关于国际发展、对外援助的理论研究，成为了国内在对外援助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研究的重要基地。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大学还在非洲很多国家展开援助行动，在坦桑尼亚进行了长达八年的通过农业援助减贫的示范项目。2017年12月，中国农业大学将对外援助的研究力量转型为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学院旨在利用高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种资源，基于学校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长期工作的基础之上，在农业领域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南南合作的落实，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理念，以推动全球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推动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水平提升、推动国际减贫事业更好地发展为使命，积极推动国际发展架构完善和南南农业合作，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

从业30年：要建立超越当下的发展伦理，让全球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文汇报：从事这项事业几十年，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李小云：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接触发展援助，到现在整整30年了。我最大的体会是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由一个贫困的受援国转变成了有能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提供国，这一过程彰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的成就，特别是像我这样原本是作为协助西方国家援助中国的一个援助工作者，现在变成了一位到发展中国家展开援助工作的人员。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如何能做到平等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但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的新的发展伦理，建立这样一个伦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一个能超越现在的发展伦理，同时又被全球所广泛接受的新的发展伦理，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非常困难的，对外援助从某种意义上承载着这个使命。

作者：李念（文汇报记者）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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