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学者碰撞:2030年时,中国与世界会怎样联通?
2020-12-30 17:35:08 作者: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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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盲人摸象的结局,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是片面的。

但换成十位顶尖学者呢?而且将他们的结论连接起来,会是全息的3D成像吗?

这头大象是:10年后,世界会怎样发展?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怎样?还有个注脚: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牵出大象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于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世界的理性预测,

时而有古希腊油画《雅典学院》里柏拉图和智慧者为了追求真理而辩驳的流光溢彩,

时而又有薄伽丘《十日谈》中为了躲避瘟疫,十位富家青年男女在山中别墅轮流讲十天故事的困惑无奈。

然而,这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尤其对一个有良知的学者,

因为这里有中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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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上午的主题是《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中的确定性》,在上外松江校区的穹顶圆桌会议室举办

技术派:科技力量将重塑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方式

这四年转段掌门复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黄仁伟研究员,在多种场合用科技力量维度来观察国际关系。他认为未来十年最大的变量来自科技。“科技改变生存方式、生产方式,改变塑造国际关系的方式和全球治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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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年转段研究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复旦大学教授黄仁伟,他认为未来十年最大的变量来自科技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改变了生产方式。黄仁伟举例,三一重工这家中国的制造业巨头,把全中国的挖掘机都做了联网,任何一台机器只要开工,即可被监测到,由此我们可知晓全国重大工程的开工率。这里用的就是5G的技术,将工业效率、流通效率成倍提升。同样,科技使得传统燃料煤、石油成为经典的过去式,黄仁伟介绍,将来氢气会成为主要燃料,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领先。这将导致国力的巨大变化,靠石油吃饭的国家,靠运输石油的国家,都会遭遇尴尬。“20万吨油轮成为了考古的东西。”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战争形态已呈现为无人化,伊朗“核能之父”就是被人工智能锁定而暗杀。走过30多年研究生涯的他感叹,“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会怎样运转呢?许多已经难以依靠想象来推测和推理。”

科技也改变了网络政治形态。黄仁伟认为,由于网络政治,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基本政治力量。与19世纪、20世纪不同,不少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会为了选票而走向民粹主义。黄仁伟预测,拜登执政后也会屈服于民主党内的民粹力量。若干年前学界曾经嘲笑民粹力量是非理性而将昙花一现,但目前看来,“民科在抖音上发声,有1、2亿网民会观看,Z世代(1990-2009年出生者)是抖音的拥趸,这样的传播攻势,史无前例。如果区块链技术广泛应用,那么人人可以发布信息,国际政治就会陷入严重的无序状态。”

科技让人类中心主义泛滥,环境遭到破坏后的气候来报复人类。黄仁伟忧虑,气候变暖,北冰洋半年不结冰,格陵兰岛一年中上千亿吨冰融化,2030年,不少国家和岛屿会被淹没。另一方面,由于冰川减少,伊犁河的水越来越少,而需求量越来越大,一旦邻国哈萨克斯坦不允许中国人使用伊犁河水,国际关系将如何重塑?而雅鲁藏布江、恒河流域、印度河都与中国有密切关系。“新冠病毒只是一个新的病毒,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安全超过了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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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竞争是中美博弈的关键要素,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不确定性

科技的竞争也为中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黄仁伟分析,科技力量将会是这场老大和老二之间博弈的关键要素。美国不想让中国强大,中国必然要成为强大的国家,国家意志会在较量到无法承担后才会达到新的平衡。“这个较量会有多大,后果如何,非常不确定。”

黄仁伟强调,所有国际关系都会受到中美关系影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最新的讲话中,已将重要大国的排序列为中俄、中欧、中美,中日与中印则是地区关系。

价值派:理解中西价值体系的差别,有利于坚守中国的道义高地

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虽然半年前已履新担任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了,但他的发言《区别利益和价值:坚守价值高地》,体现的依然是哲学学者的思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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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认,为当代世界相当盛行的民粹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反智主义

童世骏从价值角度反思当代世界的复杂形势以及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应有姿态。在他看来,当代世界相当盛行的民粹主义的一大特点是反智主义,有些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经济时代“优绩主义”游戏中“失败者”对“成功者”的报复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统一指导思想的中国,更便于坚守理性主义,坚守价值高地。

童世骏提到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问题》,罗素在这本书里既肯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将来有能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也担心中国将来会不会像它将战胜的那些国家那样因强而霸。对此,童世骏的回答是,中国发展蕴含的道德意义、中国发展作出的国际贡献、中国发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加上中国发展所需的问题意识,充分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不仅成功解决了罗素所讨论的“中国问题”,而且将妥善回答他所提出的有关中国的“罗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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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既肯定中国将来有能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也担心中国会因强而霸

童世骏对如何看待价值领域的中西之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把这种差别理解为中西之间的价值体系的差别,而不是简单的价值差别。在他看来,文化之间的价值之争不在于要不要哪个价值或哪些价值,而在于如何对这些价值进行意义诠释和相互关联。比方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也有自由、平等这些要素,如何在特定语境中找到具体解释,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协调它们各自内部的各种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特定国情。童世骏认为,中国人为解决这些矛盾做出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的经验和成果,是我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积极而有成效对话的重要前提和宝贵资源。

在童世骏看来,从价值的角度看问题,还可以从十多年前西方内部发生的一场欧美之争当中得到重要启发。2003年伊战前夕,哈贝马斯、德里达和罗蒂等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反对那种误把“价值”当“利益”在全世界进行“分配”的思维方式,因为价值并不像利益那样是可以做家长主义式的分配的,而只有相关各方基于自己的理解去选择,只有相关各方自己认可以后才能发挥作用的。这些学者当时还指出,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国际战略背后的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普遍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体现了美欧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即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有过在本土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在全球丧失殖民帝国地位的惨痛教训,因此不容易体会他人的痛苦、采纳他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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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拜登领导下,是否会回到其自我中心的“价值外交”,同时延续其自我中心的“利益外交”?

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童世骏的观察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一反之前美国政府“把普遍价值当做利益在全球分配”的进路,而转向“把美国利益当做价值在全球捍卫”的进路。拜登执政后,美国是回到热衷于在国际范围内推行“价值外交”,还是在回到其自我中心的“价值外交”的同时延续其自我中心的“利益外交”?但无论美国在拜登领导下会变得怎么样,中国都要坚守道义高地,用好道德资源,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同时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长时段派:18世纪以来的200余年法国历史就是冲突和调试中进步

当国际关系学者在预言“东升西降”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浸淫于法国和欧洲思想和历史研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站出来摇摇头,挂出“长时段”的关键词。“历史不是预测,但可以提供长时段。”他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确定性和不确定表现为相互的缠绕和相互的互动,确定性中孕育着不确定性,失序也意味着下一次新秩序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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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宏图认为,在历史进程中,确定性和不确定表现为相互的缠绕和相互的互动

从历史维度,李宏图梳理了从十八世纪至今的自由主义从开花到追求平等以及如今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脉络。他认为,以法国启蒙运动、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作为起点,欧洲的思想、文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如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外加社会生活方式,这是在欧洲内部。而对外则以日不落帝国为首的英国,连同法国、德国,打着向野蛮者推广文明为由,抢占殖民地,建立起了“文明与野蛮”两分的等级性全球体系。

到了19世纪,它隐含的问题发酵了:欧洲社会内部因为自由张扬或自由过度带来了不平等,导致了1848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即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两大阶级,工人阶级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于是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此后就进入到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悖论达到相对统一的阶段。

从1914年到1971年,基本上是欧洲国家相对平等、福利社会最普遍的最佳状态。同样,从全球空间上来看,非殖民化运动也打破了19世纪文明和野蛮的两分法,原先“内部性的不平等和全球性的不平等,都开始走向平等。”欧洲现代的历史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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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说的工业革命创造了两大阶级,确立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

现在又开始进入到第三阶段。1980年代高科技发展为主导的时代又进入到了新的不平等阶段,并达到了临界点,因此需要再次进行调整。李宏图认为,这体现在美国强调再次伟大,英国首相、法国总统也都在努力进行新的社会调整,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目前民粹主义被屡屡诟病,但可以理解为就是草根文化、草根利益。“现在是到了限制自由来拯救自由,从而解决平等的时机。”

由此,李宏图得出自己的观察:或许是现在的欧洲进入到了“再民族国家化”的时刻,他呼吁不要小看欧洲,曾历经“社会再造”的欧洲,会整合好移民等冲突矛盾,使其服膺于新的价值观。“欧洲的经验是,无论是平稳的发展,还是各种革命和冲突的展开的时期,其底线都是以精英和自由为基础,将平等纳入其体系。这样来看,未来的全球治理,将不存在一个主体,而是以互动关系为主体”。

“十八世纪开始至今的历史就是确定性与不确定相互纠缠的历史,相互冲突与调适的历史。所以,如果以此作为参照,可以放平心态地去考虑中国问题,当下,可否不把富强作为我们的第一修辞性目标,从而更为顺畅地进入全球互动体系,理解各自的文明经验,实现文明互鉴与文明交融呢?”

非洲启发派:年轻的非洲是未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李宏图的历史维度和欧洲文明、价值演变史,带来了他山之石,似乎消减了很多主义之争。以非洲为第二家乡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带来了非洲千年历史和鲜活的当下,与曾经的殖民主欧洲历史相比对,为未来十年的世界蓝图做了一个经纬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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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为非洲在未来十年的世界蓝图做了一个经纬刻画

首先,刘鸿武描述了一个年轻饱含资源的非洲:刚果金有耕地12亿亩,草场18亿亩,人口只有中国的5%,7000万;南苏丹,独立不到10年1200万人,有3亿多亩可耕地,而且都是黑土地;非洲54个国家,人口13亿,GDP总量和人口目前和印度一样,但60%以下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预测,30年后,非洲大陆人口会占到地球人口四分之一。

30多年来一直行走于非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刘鸿武几乎就是非洲的代言人,他觉得首先要理解非洲,然后将其放入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中。未来30年,非洲有三种发展趋势,一是随着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外部干涉减少,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地;二是非洲部分国家进入新兴发展国家行列,另一部分就边缘化;三是终于没有摆脱受西方支配的命运,会进一步沉沦。失去发展的最后一次机遇。

非洲为何没有随着世界潮流同步发展?刘鸿武认为这是受到西方国家转型的误导,走入了歧路。非洲独立后,西方国家强力推行的所谓的政治多元化、竞争性的正当政治,让非洲在观念上、意识形态上造成第三次的分裂,在分裂中,西方现代主权国家的建构变得非常困难,1960年代非洲各国独立后,曾被世界上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大陆”,“但为什么就走上了发展的歧路?如今非洲在经历着第二次觉醒,实现第二次解放,这种解放和觉醒来自于非洲内部过去几十年西方道路尝试的失败,非洲的政治精英正在重新思考非洲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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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武描述的非洲,拥有着丰富资源和年轻劳动力

在非洲学者的思考探索同时,中非发展合作成了非洲外部的推动力量。刘鸿武介绍,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非洲的GDP总量由过去的40多年积累到的5000亿增加到2万亿,翻了4倍。但2010年的北非巨变打乱了非洲发展的进展。“但中非合作依然在顽强地拉动着非洲。埃塞俄比亚是过去的世界饥民国家,20年中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发展奇迹,已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被誉为‘非洲的中国’”

经常前往非洲的刘鸿武呼吁中国的学者要走出书斋,到具体实践中,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中把年轻一代培养起来。“非洲有50多个孔子学院,我们和联合国联手在实施一个项目,未来10年中,将向非洲派遣一大批的数理化中小学教师支教。”刘鸿武坚信:再过二三十年,世界格局还会发生重大变化,届时,中非合作可能会扮演更加关键性的角色。

动力派:世界秩序关键动力在于资本、技术与思想

近年来一直研究技术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影响的封帅副研究员,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80后学者。他总结在他之前十多位学者的发言,直言在远景预测、即刻预测中间的10年预测,关键要找对工具。他从世界秩序关键动力的角度观察得出判断,以10年为周期的活跃要素以及量子态要素是预测2030年世界形态的主要理论工具,它们是资本、技术与思想,这三个要素是各种权力政治、制度结构等一切表象背后的博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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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认为,资本、技术与思想是观察未来世界形态的主要理论工具。

封帅认为,今天所处的世界,恰好就面临着这三项要素都有可能发生变革的一个重要时间点上。

从资本要素而言,大约20年的全球资本扩张形成了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低成本高效率产业链的形成,代价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多资本抽离后老工业区的锈带化。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讨好和吸引资本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社会矛盾的累积,在最近4-5年,政治权利与民众开始对资本进行反击,最初是以民众的不满表现出来,现在终于形成了政府对于资本扩张的限制,无论在美国、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无数证据。一方面在采取各种手段吸引资本,以期获得经济的收益,另一方面在采取各种方式限制资本对于社会权利的渗透。这是资本要素中的矛盾。

就技术要素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处在酝酿的时刻,包括基辛格、福山、傅莹大使等各国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尝试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带给时代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技术突破的关键时期,各国反而为了自身技术优势相互倾轧,实际上又在消耗有限的科研资源,破坏其他国家推进新技术的努力。这是技术要素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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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技术要素而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处在酝酿的时刻

就思想要素而言,疫情使得本就被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冲击狼狈不堪的世界主义思想进一步雪上加霜,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是其他形式的以全球利益为指向的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几乎都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未来十年的人类思想会沿着怎样的路径前进我们几乎无法判断,这构成了思想领域的矛盾。

在封帅看来,决定世界进程的三个关键因素都处于摇摆与动荡之中,这是这个世界不确定性的根源所在。如果要寻找确定性,实际上就看这三个核心要素中哪个的发展趋势是相对可预测的,这就是确定性的根源。“坦白地说,我觉得现在都不能定论,但如果非要选一个,我选择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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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思想要素而言,疫情使得本就被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冲击狼狈不堪的世界主义思想进一步雪上加霜

王献华、唐世平、刘亚伟、张勇安、章奇、朱永彪、郦菁,来自海内外个高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中文、跨学科研究等多个领域,12位发言学者从8:30到11:00,坐而论道,自由讨论环节1小时,更多在场在线学者参与碰撞,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的“波兰尼双向运动”引发各学科聚焦,其张力甚至吸引了在线收听的学者躲进商场角落要求发言。

这场主题“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只是为期两天的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主题——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中的一节,对于这个主题,发起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坦言,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俄罗斯科学院都会发起5年预测,方法各异,如今已经预测到了2035年。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需要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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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发起者杨成坦言,美国、俄罗斯都会发起5年预测,方法各异,如今已经预测到了2035年

如梁漱溟先生追问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一般,无论是历史学者的普遍主义角度、国际学者的忧患意识、社会学者的双向运动的规律寻找,或是哲学学者对中国智慧的信心,在这不平凡的一年,这样的追问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过程本身,也以此献给不平凡的2020年,献给2020年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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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下午“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引来众多海外学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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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上午杨洁勉等主旨发言后,与会学者在上外合影,继而展开两天中的6个子话题

作者:李念

现场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编辑:钱亦琛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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