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严复在《天演论》中道出竞争的普遍存在。近现代以来，竞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以摩擦、冲突以及战争等形式塑造着世界的格局。如果拉长时间尺度，竞争会以什么形式展开？对中国外交政策又有何意义？日前（5月17日）在南京大学亚太发展中心主办的“励学讲堂”第45期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作“文明竞争与中国外交转型”演讲，他提出，世界正在进入文明竞争的长时段，崛起中的中国必然会有自己的世界秩序主张，结合中国的文明特征，构建“新型礼治秩序”是中国外交方略的合适选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主讲截屏

未来形态：长周期看文明竞争是主流

“展开世界地图，欧洲实际上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半岛，却在地理大发现后长期成为世界中心，直到二战结束。”薛力的思考来自于对地图的观察。

1945年后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制定的规则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而多文明共存的亚洲，不大可能走欧盟整合路线。“大国竞争”在今天已不是新鲜话题，而从文明视角来演绎竞争关系，增加了一个维度。薛力认为有三方面因素支撑新维度。

其一，核武带来的制衡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浪潮之下，紧密连接的同时竞争也无处不在。当下逆全球化已初见端倪，极右翼大行其道，局部战争、地区冲突频繁出现，一些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的可能性大增，特别是俄乌冲突后。而在薛力看来，再次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二战之后以核弹为战略武器所带来的“恐怖均衡”遏制了大国发动全面战争。在“世界大战可能性很低”的前提下，文明竞争就拥有了长周期下稳定的环境。

  2008年9月15日美国四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掀起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监守自盗和美国政府的推波助澜难辞其咎。图自新华社

其二，美国的相对衰弱，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就超越欧洲达到世界第一，但在50年后才成为世界领导者。薛力认为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带来国家的世界影响力，只是其必要条件之一。在经济发展之余，更多的是国内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改革所形成的一整套系统的进步理念，使得美国的价值观特别是外交理念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并产生吸引力，这是美国能够主导建立世界秩序的主要原因。

2008年华尔街掀起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内部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特别是中下阶层的利益普遍受损。在薛力看来，自奥巴马以来美国的身份正逐渐从“世界领导者”向“世界事务协调员”转变，而与此同时以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开始对西方构成相对挑战。

其三，文明内卷的普遍性。特朗普主义强调美国第一，这是美国走向新孤立主义的典型例证，展示了美国在走向内卷。欧盟属“新教-天主教”俱乐部，这些年对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的接受度在下降，对自身文明与文化的强调在强化。这展示了西方文明的“内卷”问题。

再看印度，宗教多元。历史地看，古代的统治者多属于雅利安人，著名领袖多不是印度教徒：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月护王）皈依了耆那教、阿育王皈依了佛教，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是穆斯林。尼赫鲁是第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国家领导人，但大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并取得明显效果的是莫迪，从而导致印度教文明的内卷。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大力推动突厥国家联盟则是文明内卷的又一案例。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力倡文化自信与文化复兴，同样具有伟华内卷的意涵。这些说明了全球文明内卷的普遍性。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主流，而在薛力看来这只是支流。在“非大战”的环境中，文明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才是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并成为本世纪国际格局的基本面。

新型礼治：脱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秩序

 薛力介绍，如今的新时代核心价值观体系，吸收了传统文明中董仲舒建立的以儒学为主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精神支柱

全球文明竞争的大幕已经拉开，薛力将世界文明分为三个方阵。拥有10亿以上人口的构成第一方阵，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以下简称“新天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逊尼派文明。第二方阵人口在0.8-5亿，有东正教文明、什叶派文明、大和文明等。其他文明则归属在第三方阵。

与其他“参赛选手”相比，薛力认为中国所主张的，应当是脱胎于中华文明的“新型礼治秩序”，它“以礼为主，以（国际）法为辅”。

中华文明的核心枝干是道儒禅。禅宗关注人与内心的关系，道家关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儒家关注人与人关系，因此儒家的影响大于其他两家，而“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礼”则是仁的外化，无论是中国的宗法社会，还是天下之理中，依“礼”而行都是核心规则。

有必要强调，薛力主张，中华文明并非普世文明，而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文明，具有强烈的世俗特征，缺乏一神教那种内在的强烈扩张性，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强调的是“礼不往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整体而言，中华文明长于“对内发力”，而不长于对外扩张。这构成等中国不大可能取代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一大原因。另一原因则是，在西方文明建立的规则秩序已经广泛覆盖的情况下，中华文明实际的影响力还很有限。此外，薛力还指出当今世界跨文明拓展的成本非常高，“谁奉行跨文明扩展谁就会碰钉子”。在此前提下，中国主张的“新型礼治秩序”将主要影响中国周边地区，以及数量有限的非周边国家。

“新天文明”的一神教信仰，其严格的宗教律法制定的规则要求信众积极传教，并且将自己和异教徒严格区别。法的观念、扩张性、排他性是西方文明的主要特色。而区别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具有明显的对现有体系的包容性，这意味着我们仍然重视并兼容现有国际秩序，尊重并维护国际法的规范作用，这是“礼治秩序”的内在要求。薛力认为，中华文明的礼治观念能被西方理解，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可能需要50年甚至100年。在这期间中国外交需要转型，积极发挥影响力，成为未来区域合作的典范。

外交转型：“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为两个抓手

「图」截至2021年“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达到172个，并与149个国家签署了合作文件。图为中欧班列牵起合作共赢的纽带。

对于“新型礼治”具体实践，薛力认为当下我国已经提出了两个措施和一个目标。两个措施分别是“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目标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薛力认为在英文翻译中我们使用“Community”来表达“共同体”的意思，而“Community”也可以被理解为“社群”，这一概念在西方更易于理解，以此为基础再上升到到“人类”的层面，实现价值观的升华。在意义表达的过程中，展现出我国外交理念所蕴含的包容性，也是“礼治”概念的经典示范。

不同于西方一直擅长的“结盟外交”，中国一直奉行“伙伴外交”，这实际上是礼治外交的体现，它不是以某一规则或目的圈层联盟，而是尊重每一个独立国家的特色，视其为伙伴，并展开“一国一策”的交往活动。薛力介绍，我国历史上也曾施行“结盟外交”，但效果都不理想，而1990年代开始推行“伙伴外交”则非常得心应手。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与112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同样脱胎于中华文明历史，作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文明贸易连接的纽带，丝绸之路的概念和意义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所建立起的伙伴关系能够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带着技术资金走出去开拓更大的市场，在交往过程中，必须实行“一国一策”，并逐步带动经济文化多领域的交往和理解。截至2022年3月23日，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外交的朋友圈日渐变大。

中国在推行伙伴外交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在重要程度上开始下降。薛力认为，当下世界格局颇为动荡，有必要对“一带一路”进行全面的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积极调整，关键是确定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领域与重点项目。

 截至2021年9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6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与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图自新华社

关于竞争话题的文明视角打开了思路。在提问环节，薛力教授回答了十三个问题，有听众对未来中美多领域的竞争和对抗怀有忧虑。他认为，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中美经济完全脱钩也很难实现。美国不是反对中国发展，而是希望把中国限制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当然不能同意这种安排。为此，中国有必要冷静思考对美外交方略，他认为“与美国缠斗”是比较好的选择。

薛力提醒大家，文明竞争不同于传统的冲突与对抗，需要将其置于更长的时间维度和更高的价值层面来审视。并且注意到文明竞争时代主要文明体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键特征。另外，也要看到，就领土争端而言，二战后绝大部分都依靠谈判来解决，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的很少。

文明视角下，交流、合作以及各显其能的良性竞争才是主流。而中国所拥有的悠久文明沉淀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能够在争端频发的国际关系中产生积极作用。“和而不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这一逻辑从个人上升至社会国家都能适用。“新型礼治”主张下，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伙伴外交，把不同的人类社群连接起来，共同致力于增进利益、建设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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