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3年春，潘汉年在南京会见伪国民政府主席、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尽管，这件事距今已有76年，离潘汉年被捕已有64年，离潘汉年平反昭雪也有37年之久了，但此事似乎仍然是一个谜团，居然还有人把毛泽东也给扯进来了，说潘汉年是奉毛泽东之命去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换句话说，有人认为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这件事情，毛泽东是知道的，而批捕潘汉年又是为了杀人灭口。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污蔑之词，是在给共产党人脸上抹黑！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笔者根据自己撰写几部《潘汉年传》所收集的有关档案、口述史料及文献资料，现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做一阐述，以飨读者。

冒险打入“76”号汪伪特工总部

潘汉年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情报专家”。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上海担任中共第一任文委书记任上，奉命调往中央特科工作，接替陈赓担任情报科科长，实现了由文化人向职业革命家的转变。此后，潘汉年长期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他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凭借着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出生入死，坚持残酷而惊险的敌后斗争，获得了许多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所无法获得的战略情报。

图 | 20世纪40年代的潘汉年

1939年初秋，潘汉年以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身份，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的同时，又奉命在上海组建情报工作网络。此时的上海已成“孤岛”，情势十分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获取各种情报的重要窗口。作为中共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总指挥，潘汉年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当时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而昔日的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及上海的地方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军。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并以维护中共的根本利益为重，处理好与友军的矛盾冲突。这就更加需要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特殊的工作环境、特殊的职业需求，使得潘汉年以特殊的方式，开展了对汪伪的情报工作。其主要对手，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大魔头李士群。

李士群出生于浙江遂昌县，早年曾赴苏留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叛变投靠国民党中统。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在上海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授意下，在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建立了武装的汉奸特工队，为日本情报机关服务。待到汪精卫叛国投敌后，经日方撮合，李士群的“76号”被汪伪接收，成为其“打天下”的主要工具。李士群因此也受到重用，先后担任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等要职。但李士群是个朝三暮四之徒，“有奶便是娘”是他的基本特征。有鉴于此，潘汉年曾与康生等中社部领导商量过李的问题，认为有条件地与他建立某种联系，争取和利用他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1942年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年。由于香港的沦陷，潘汉年情报工作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上海。但此时上海的局势也更为险恶，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情报人员随时都有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危险。为了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和情报工作的正常运转，潘汉年在委派中共党员袁殊打入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后，又将中共党员关露安插到李士群身边，还亲自去李士群家做工作，与李发生直接联系，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保持与李士群联络的渠道。

胡均鹤出生于江苏苏州，原名登云，早年加入中共，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局书记。1932年被捕叛变，旋即任国民党中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全面抗战爆发后，调任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逮捕，又投靠了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兼“76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职，是李士群手下一个得心应手的大红人。胡与李怀有同样的心理，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因此都乐此一举。但胡后来彻底反正，解放后被上海市公安局录用。

就这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终于打入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核心领导层，从而也为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埋下了伏笔。

图 | 上世纪40年代的袁殊

为获取日伪“扫荡”

新四军淮南根据地情报再闯虎穴

1943年春，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担任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的书记，三人小组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等组成。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为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把潘汉年找来，要他对宁沪两地的情报网系作出新的部署，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经过磋商之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以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获取这方面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3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

一到上海，潘汉年先与负责电台工作的刘人寿取得联系，了解了在他于1942年11月离沪之后的上海情报工作情况，随后便约见了胡均鹤，提出要和李士群见面。胡告诉他，李士群目前不在上海，而在苏州，说要和李见面，只有到苏州去。

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苏州后，便径直来到李士群家里。但李家里人称李士群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究竟该不该去南京？胡均鹤、李士群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潘汉年一时无法判断。不过，出于对此次南下要完成的任务考虑，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以便会见李士群。

不料，潘汉年到了南京与李士群见面后，李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接见潘汉年。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到了这个时候，潘汉年才知道李士群、胡均鹤预谋的真正意图。他们用欺骗的方法，让胡将潘汉年带到南京来，然后挟持他去见汪精卫，从而一方面显示他李士群有能耐，另一方面则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来为自己向汪精卫邀功，使汪对他更加倚重，也让他当时在与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图 | 李士群向汪精卫汇报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已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了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

与汪精卫的交谈

对于汪精卫的过去和现在，潘汉年既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又是十二万分的蔑视。

汪精卫此人，名兆铭，字季新、季恂，精卫是他的号。其祖籍在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后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历经明清两代，其父游幕广东番禺（今广州），即寄籍于此。

得风气之先，汪精卫于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反清革命的舞台上，曾慷慨悲歌，有过“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语，为时人所称颂。大革命初期，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弥留之际，起草孙的遗嘱，增加了政治资本。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极力标榜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1927年春，正当北伐军胜利进至长江流域，革命向纵深发展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不到3个月，那个言必称改组精神、文必举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因为屈服于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又惧怕工农运动的发展，终于露出杀机，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路同归，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到了内战的苦海里。此后，汪与蒋之间在国民党政坛权力之争中，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厮守共枕。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却被日军的气焰吓破了胆，从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颓变为一个民族投降主义者。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秘密逃离重庆，公开叛国投敌，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权，坐上了“傀儡王”的交椅。

当年，潘汉年曾对这个反共魁首作过无情的鞭挞，抨击汪精卫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而今却要去会见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这既是在李、胡挟持下的被迫行动，也是情报战线上不可避免的偶发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驱使下所进行的超乎常人的勇敢而大胆之举。

这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整个活动的流程他们实际上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南京之行的后果

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尤其是这次谈话的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且潘汉年还做到了既有礼有节，又针锋相对，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信念的原则立场。不过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潘汉年

离开汪精卫公馆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陪同，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他又与李士群见了两次面，并在四川北路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作了一般性的交谈。在此期间，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商议了敌占区和淮南根据地的交通和联络问题，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作了布置和交代。

4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

不知是出于对饶漱石的不信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潘汉年在向饶汇报时，只谈了上海的情报工作以及关于日伪军“扫荡”计划暂时还不会有大动作等情况，而将与汪精卫会见一事隐瞒了下来。但这次谈话后，国民党就攻击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与大汉奸汪精卫相互勾结，顿时谣言四起。

潘汉年又未能及时地向组织上汇报，特别是党中央、毛泽东对潘汉年信任有加，对外面传谣根本就不相信，还专门发文件加以辟谣。

再说李士群自潘汉年走后不到半年，因误食了日本人的半只有毒的牛肉饼，于1943年9月9日在苏州家里暴死。于是以潘汉年和李士群为主角的情报战至此收场。但在这场持续了4年之久的情报战中，与汪精卫会见一事，对潘汉年是一块特大的心病；对中共党的组织，却是一个尚未揭开的谜底。

1955年3月21日，潘汉年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陈毅为上海代表团团长。

在党的这次代表会议上，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扬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扬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以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春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

因为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扬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4月1日，会议结束的次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几天以后，潘汉年被捕。南京之行最后终止了潘汉年的政治生涯。

当然，潘汉年一案现在早已得到平反昭雪，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也早已真相大白于天下，但何故还时不时冒出一些奇谈怪论？究其缘由，不外乎猎奇者有之，杜撰者有之，人云亦云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也有之。今将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的真相再次公之于世，意在止流言、正视听，并通过对党史、国史的学习，进一步吸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张云，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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