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正确的文学道路

丁玲 | 文

刊于1983年7月7日文学报

（本文为丁玲应邀在本报和山西刊大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与中文教学”讲座开讲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有的人说搞创作一定要到生活里去。有的人说：“我不要到生活里去就能写。”也有人说：“我本来就有生活嘛，现在不就是在生活里面吗？还要到哪里去？人活着不就在生活里边吗？！”对这些问题我是有点体会的，现在就向你们交底。

——丁玲

支持办讲习班

对于创办业余的文学讲习班，我向来是拥护的、支持的。在延安时候，“文抗”(即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曾经在延安的一个山头上举办过“星期文艺学园”。参加的学员和老师大都要跑十几里路，起码也得跑几里路，可见他们的热心。后来1950-1951年在北京，作家协会主办了“文学讲习所”。开始它不叫“讲习所”，叫“文学研究所”，办得还是不错的。后来因为有了正式的“文学研究所”，它才改名为“讲习所”。现在又办起来了，据说还要扩大，将来要办成文学院，成为最高学府。我不管它名称叫什么，只要你在那里真正地学文学，在文学上走正确的道路，我都是拥护的。

去年我到沈阳，沈阳也有这么一个班，也是几千人。到大连，大连也有。今年到个旧，在云南这个边远的地区也有。都办得非常好，看了叫人喜欢。还有函授班，都是几千人、上万人。前不久我曾经把这些情况向法国的作家介绍，他们简直都听呆了。他们召集不起这么多的人来。在那里，请个外国人讲学，张贴一个布告，来得最多的是几百个人。前年我到美国跑了几个大学，每次去的时候，他们都把我招待到一个小房子里，说请等一等我们原来准备的地方太小了，现在要换一个大地方。到了一个大房子里看呢，无非两三百人，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啊呀，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今天来的人可多啊！”

■   文学讲习所（研究所）学习材料

我告诉他们，我国现在起码有一千多种大小文学刊物，纯文学刊物。他们说不可理解。他们很少有纯文学刊物，那里的文学作品总是登在各种刊物里面，占后面的几页。我在美国和一个出版家交谈。我说：你们这里的书最多印多少本？他说是五千本。这同我们怎么能比！

这次到法国，碰到了一个老作家威尔高尔先生，我问他：你写一本书，三百页，能销多久啊？他说：销半年，半年以后就没有人买了，就不时兴了。商店就要退回给出版社，所以出版社无论如何不敢多印。在加拿大，有一个老诗人，来过中国的。他送给我一本他的精装本的诗。他说，只印了二十七本。我说我们请客发请帖也不止这个数啊。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这样的讲习班是不得了的。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讲习班，这么多的人，如果一千个人里面真正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作家，我觉得，成绩就不得了啦。

我觉得，我们中国是最有希望、最有前途、最光明的地方。希望我们这个讲座能办得更好，要办就得真真实实地办。同样，编刊物就得认认真真地编，真正能在刊物里选拔出一些人才。我就是通过投稿，由编辑把我提拔出来的。我没有走后门，也不是认识什么人才去投稿的，我是由叶圣陶先生把我提拔出来的。现在我还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是我的先生，还是我的开门老师。去年，他要我给他写一个序。我说：“我怎么能给你写序呢？我是你的晚辈。”他很感慨地说，没有人啊！的确，跟他同时代的没有几个人能提笔了，大部分已逝世了。茅盾先生是完全可以给他写序的，他们都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可惜他也去世了。所以，他就点了我的名了。

■   1956年8月，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结业合影

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文学？如果文学没有力量，他们喜欢它干什么呀？因为他们想从里面得到一点启发。要是现在的电影电视能发展到和文学一样迷人，不止是有一个形象给你看，一个动作给你看，一个奇怪的故事给你看，而是能够启发你去想很多问题，那么何苦去看书呢？那就坐在那里，躺在那里看电视了。不，还是要看文学。我认为文学可以使你在房子里遨游。电视也好，文学也好，都得看好的东西，也得靠有好的新的意境啊。

写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

我再讲一个大家喜欢谈论的问题，就是写东西到底要不要有框框，也就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是写政治，写政策，还是写我个人？有的人说搞创作一定要到生活里去。有的人说：“我不要到生活里去就能写。”也有人说：“我本来就有生活嘛，现在不就是在生活里面吗？还要到哪里去？人活着不就在生活里边吗？！”对这些问题我是有点体会的，现在就向你们交底。

我写东西就是写我个人的，就是写我自己。我只能写自己，不能写别人。当然，我写小说，怎么能只写一个女人呢？当然不会。我还要写男人，我还要写坏人呢！但也是写自己。写自己的什么？就是写自已的思想，写自己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我开始写文章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要是不写这个还能有什么味道？这跟我现在对你们讲话一样，开始，我没有情绪。我说：连你们的脸都看不清楚，也不能从你们那里看到什么反应，我怎么讲下去呢？但是我喜欢这个讲座，我喜欢这些来听讲的人，那么我就有感情了，就可以讲了。要是没有这个感情，那我就不能讲。你要是没有那个生活体会，你的感情和他的感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你是不能写的，也写不好。所以，我不大写那种最高大、最全面的伟人，因为我觉得我难以了解嘛！我只写我了解的东西，只写我知道的东西，使我产生感情的东西。

■   写作中的丁玲

你还是应该写你自己。要不要生活呢？要的。这两年我没有下乡去，也没有到工厂，没有到部队。1979年我曾夸下海口，满腹文章可以写了。但是我可以写的不是现在，还是写我过去的生活。现在的，我不一定能写了。比如现在的小青年，说老实话我不能写。两个人手拉手，在马路上一路走一路说，我知道他说什么呀。可能他们在诉说心里话。可是究竟说什么我就不知道。我还是写过去的，写抗日战争，写解放战争。东北十几年的风雪严寒也可以写，要我写现在不行。我可不可以去采访呢？按说是应该再体验生活，再了解现在，可是我没有很多时间了，自然规律限制了我。

从头去体验现在的生活，就由年轻的人去了。但我是不是就可以不体验生活呢？我这回从北京经南通、南京到上海，一路来我也经历了丰富的生活。同我在一起的，有一二十个人。以前我很少和这些人在一块儿。我过去都是和老太婆、老头子、小伙子、小姑娘在一起，我是个“土包子”。这回尽和“洋包子”在一起，而且都是“才子佳人”，会唱的，会弹的，会画的，会说的，会讲的，会写的，我觉得很有趣味，因为我过去没有这个生活。一个作家不能排斥生活，我是不排斥什么生活的。比方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讲课，也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讲课。都可以，无所谓，对我都是新鲜的嘛！

我并没有规定自已，我只要什么，不要什么。我希望自己象一块海绵，走到什么地方，都能吸收这个地方的空气、水分，什么东西都可以吸收。一个作家如果不是随地随时都能够吸收东西，而且在自己这个脑子的厂房里把它重新加工，那么你这个作家干什么呢！一天到晚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都不活动了，那你还有什么创作呢？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有生活，但也不完全如此。最主要的还是要到群众里面去获取生活。参加政协当然也是生活，我可以看到，各个各种专家在那个地方发言，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体会，知道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我写作的材料，但最主要的是作家要有感情。我这个感情要从哪里得到并丰富呢？要到老百姓那里去，到底层去，要到工人、农民那里去。当然，这不是说，不到别的地方去。

■   外国摄影师眼中1980年代的中国小镇

到那个地方去，不是去观赏，去看一幅画，而是真正参加他们的生活。对这个地方的工作，对这个地方的人的思想感情，我都有一种责任感。要有那么一种胸襟，只有和人家一块劳动，一块生活，才能体会他们的感情。

经过大半辈子在农民那里的生活，我实在觉得，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比我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认识的，四十年代认识的，五十年代认识的那些老朋友那里所得的东西更多，更多。农村中尽管有落后的老太婆，不识字的文盲，迷信的，或者还有其它一些愚昧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胸襟，却给了我生活的力量，给了希望。我爱他们。

民族传统不能丢掉

另外，就讲一个文学形式问题。

我在美国曾到大博物馆去参观。那里面东西很多：法国的、意大利的、中国的、阿拉伯的、非洲的；多种流派的，古典的、现代派的，什么都有。他们有钱，搜罗了很多好的东西。当时有人向我提议：苏州式的庭园就在旁边，去看看吧。我就去看了。这个庭园是我们苏州派专家小组去设计的，它占的地方不大，不象上海龙柏饭店那样有气派，有那么大的草坪，有那么多的龙柏，完全是我们中国式的庭园。我说这是中国的东西，不稀奇，而外国人却感到十分新奇。我走到那地方一看，觉得这地方真舒服呀。它并不是以装潢得堂皇富丽、精雕细刻来吸引人。里面有小小的半边亭子，有两棵芭蕉，有柳丝飘拂，有幽静而又非常干净的小路，路旁种上万年青，正面是庄重朴素的大厅，一块黑匾上写两个金字“明轩”。屋子里面也很朴素，八仙桌、条幅、椅子。它使你一进去就感到非常舒服，感到和谐、恬静，使你只想在这里静静地做点什么。坐在这个地方就象沐浴在温泉里面，浑身舒服，一身轻松，就想有所作为。这样的地方，据我看来，外国人都不想走，都会流连忘返，都着迷了。中国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使人着迷。

■   1970年代，颐和园戏台  水彩画

你看《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你读《离骚》、唐诗、宋词，中国这些古代的东西，尽管你的感情和它不一样，可是你还会迷在里面。我到巴黎，看到一些汉学家。他们都是研究李白、杜甫、孔子、老子的，他们对那些感觉到非常有趣味。我见到一个院士(法兰西学院的一个最高的，唯一的女院士)，她就喜欢研究孔子。她写了一篇小说，中国翻译了，叫《王福》，写的是我国的一个神话。“王福”是一个画家，他专画皇帝讨厌的东西。皇帝叫他来画，他画了一只船，还有水。皇帝要杀他，他就坐在画的船上走了。她就写了这样一本小说。她还念了两句孔子的话给我听，我不懂法语，经过翻译，我就在纸上写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她非常欣赏这句话，说：“是的，我早上知道真理，我晚上也可以死了。”但是，对我们现在有些有名的作品，有名的作家，她却不知道。最时髦最有名的，她也不知道。我说这些是我们有名的现代派作家。她说现代派在我们这里过时了。我还见到一个著名的新小说女作家，81岁的萨洛特，她写了二十年才出名。我问她：“你和现在的现代派有什么关系？”她说：“没有关系，我不看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很无聊，很浅薄。我的作品同我的现代派是有思想的。”我因为没有看过她的小说，对中国的所谓现代派我也没有研究，我不好说什么了。

所以，看来人家喜欢我们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呢？是中国式的。五十年代，苏联有个作家来中国，我陪他到上海看了部电影，是描写纱厂女工的。他说这里面太多的是苏联货，还有美国好莱坞的货，两句话就把这影片否定了。他说：我要看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货。“舶来品”，他们不喜欢看。他们来中国，要看的是我们的故宫，我们的颐和园，我们的岳阳楼。有个法兰西文学院的院士说：“我们现在法国作家，他们不要传统，不要巴尔扎克，不要雨果。可他们自己写不出好作品。这是我们法国文学的危机。我们法国现在没有权威作家、没有灯塔。我们希望将来会有年轻人认识传统，用新的形式写出新的作品来。”这是不是当前世界性的潮流呢？我只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人，说到读书，他“纵”的不读，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古书。只能读“横”的，读外国的，读美国的，法国的，非洲的，西班牙的，总之，只能“横”读。我说，“横”的是要读的。我们要了解现在外国人在搞些什么东西。搞得好的我们学，搞得不好的我们不要。可是你不读“纵”的，我可有点怀疑。有人说，他们已超过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五十年代，都超过了。那我更不好说，因为我是三十年代的。可是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这个三十年代的要写二十年代鲁迅那样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望尘莫及。我只敢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你们实在幸福！现在你们不是从地平线往上爬，登高。鲁迅他们是从地平线的地方登高，攀登几千米。而你们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登到二千米或者三千米的地方，你们的起点是二千米，是三千米。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从头看，不能割断历史看。没有鲁迅，没有二十年代，没有五四运动，没有那些，也就没有现在。我们要相信历史。所以，我希望同志们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学，在我们的传统上面，在我们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努力往前走。飞机当然是好的，但我们没有飞机的时候，还是要坐火车。我们要脚踏实地往前走，要有民族的特点，要有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讲的很多了，占用了大家很多时间。讲得不好，希望大家批评。

作者：丁玲
责任编辑：陆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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