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全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已超过1600家；2018至2020年间，全国共举办革命文物展览4000多个；2019年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次超14亿。

今天（5月22日），在由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中国人物类博物馆70年”学术研讨会上，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安来顺分享了这组数据。他直言，尤其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博物馆已成为公众非常信赖的公共文化机构，观众对场馆的期望值和要求不断提高。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人物类博物馆？多位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人物类博物馆作为先进人物的纪念地，必须承担和发挥见证历史、记录时代、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使命，而要充分发挥人物类博物馆的使命，就必须开启新思考、探索新模式、提出新方案，不仅要提升博物馆的学术能力，鼓励多学科的观点解读馆藏史料，提升博物馆所反映历史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更加形象化、充满互动感的参观服务提升体验感，让思政教育在到馆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发生。

历史类博物馆研究应当鼓励多学科观点

“纵观我们的人物类博物馆，有时候，宣传内容过于雷同，缺乏对观众的持久吸引力。相关服务意识也有待提升。”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党总支书记、馆长阳国利直言，上述问题制约了人物类博物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安来顺也有类似感触。在他看来，历史博物馆分为信息性的博物馆和纪念性的博物馆两大类，而人物类博物馆属于后者。人物类博物馆应以记忆的名义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帮助公众“确信”某个特定的历史事实，并使特定的历史认知合理化、合法化。

“一个纪念性的博物馆所反映的历史务必是可靠的、有说服力的、严肃且可信的。”他补充说， 部分历史类博物馆对最直接的历史资源重视还不够。纪念馆在发现历史资料的信息及其解读价值过程中，应鼓励多学科的观点。唯有在历史资料信息和价值的解读中鼓励多学科的观点，才能让史料更加丰满。”

我们需要具体化、形象化、体验式的人物类博物馆

多位专家学者指出：博物馆的研究需要服务于观众。学术研究通常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但是观众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建立在具体的、真实体验基础上。博物馆应建立在具体、真实体验的基础上，这也是它区别于研究院、大学的地方，“如果抽象的结论和真实的体验两者之间找不到交汇点的话，那么这些抽象结论对观众而言就会非常难理解。”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赋予抽象性的结论更多的具体性？安来顺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一次，他在参观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故居时，发现展览中对雨果的介绍并未选用历史学家给雨果所做的结论，而是采用了雨果的自传、手稿，去世前留下的画像，用过的家具等物件展现了这位文豪的一生和成就。

特别让他注意的是，雨果的生平展命名为《遐想的斜坡》，源自雨果的一首诗。起先，他并不理解为何不选用《悲惨世界》等更有名的著作，而后，伴随着故居中的一声声朗诵，他恍然大悟：“这首诗里所有的这些描写，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还原成一种形象化的东西。”其中提到的建筑、人物均可以用雨果同时代的油画作品、雕塑作品进行还原。

主办方介绍，这是专门面向当地小学高年级学生准备的教育展览活动。活动中，他们还会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雨果，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你会不会和雨果一样，有相同的灵感？

这次展览给了安来顺很大启发，“只有让学生真正沉浸到博物馆所提供的视听内容中，才会真正激发孩子的内心认同和学习的热情。”

发挥博物馆思政育人作用至关重要

人是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的本源。陈云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吴瑞虎认为，人物类博物馆是历史人物展示的地标性建筑，是瞻仰性的殿堂，更是历史性人物精神的传承性课堂。

与会专家们认为，在人物类博物馆中开展历史教育，有助于引导青年一代精读历史、深读历史，让他们在读通、读透中收获最具体的课堂。

据悉，陈云纪念馆面向市民精心策划了红色故事大讲堂。在该馆的微信公号上，每天推送红色故事，每季度都会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红色故事主题比赛，包含评弹等丰富的形式。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也通过提供免费的门票、讲解、专题党课等拉近和参观者的距离，滋养青年一代的心灵。